2007年1月5日，在北京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举行新闻发布会，图为歼-10战斗机行政总指挥刘高倬（右四）和歼-10战斗机总设计师宋文骢（左三）为歼-10单座型战斗机模型揭幕。新华网高航摄
1月5日，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中国一航自主研制的第三代战机——歼十战斗机正式亮相。作为我国新一代多用途战斗机，歼十是“共和国军工战线科研人员花费近20年心血磨砺出的一把捍卫国家安全的利剑，在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为了探求“20年心血”所包含的艰辛历程和“里程碑”蕴涵的超越意义，《瞭望》新闻周刊专访了歼十飞机行政总指挥、原中国一航总经理刘高倬。“记得原中航总朱育理总经理曾经非常动情地说过，一个型号‘干掉’了我们4位‘部长’。可以说，我们付出的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的艰辛。我本人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更有幸和大家一起拿这个接力棒的最后一棒冲向了终点。”
他感慨万千地告诉记者，“歼十缩短了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完成了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的跨越，使我们的作战部队在应对现代战争中从过去的‘捉襟见肘’转变为‘得心应手’。可以说，歼十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已经具备研制适应未来作战环境的世界先进水平的新一代战斗机的能力。”
谈到此次公开亮相，刘高倬深有感触地说，“这次公开不仅壮了国威、军威，也让这条战线上的许多人得以安慰。为了保证歼十的顺利研制，很多人失去了健康和生命。他们不在乎名利，但在乎为祖国、为人民做了什么，在乎国家和人民的认可。”
石破天惊看歼十
有一幕，刘高倬至今记忆深刻。某次他受邀参观我军演习，演习中台湾方面的飞机在台海中线上面看到我方只有歼八的时候，就越过中线晃悠晃悠飞了过来。当看见我方苏27起飞了，就乖乖地缩了回去。
“当时空军的同志告诉我，他们翘首以盼拥有自己的先进战斗机。那时我就想，一定要竭尽全力拿出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战斗机。”他说，“今天这个目标终于实现了。”
在他看来，歼十可以和当代最发达国家在役的主战机种相匹敌。“美国现在在役的主战机种是F16，歼十比初期的F16要好得多。”他向记者简单评述了歼十，“F16现在批量装备，我们的歼十也批量装备；F16在不断改进，我们歼十也在不断地改进。”在他看来，只要拥有了一代好的启动平台，完全可以通过电子设备不断的升级换代提高战机的作战效能。
刘高倬介绍说，“我们组织过歼十飞机和一些当代大家认为比较好的战斗机进行对抗和演练，应该说整体表现非常不错。为此，中国军队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而且，自去年我军批量列装部队后，作战单位对歼十也感到非常欣慰。因为，原来使用的空中主力装备是国外飞机，而现在拥有了可以与敌争锋的国产现代战机。
“部队高层非常高兴，说有了这个装备我们应付现代战争就得心应手了。从原来的捉襟见肘到现在的得心应手，这个过程非常艰难，也非常令人自豪。”刘高倬由衷指出，“我们经过20年的努力拿到了一个先进的战斗机，能够使我们的部队通过好的装备付出最小的牺牲争取最大的胜利，扎扎实实为国防做出了贡献。”
就此，《瞭望》新闻周刊了解到，首批装备歼十战斗机的我空军航空兵部队，经过科学改装训练，如今已经成建制形成实战能力。先后组织了战斗特技、对地攻击、单机进攻、双击空战、编队出击、导弹攻击和防御战术机动等多个课题训练，多次参加和组织复杂气象条件下的紧急机动、远程奔袭、空中对抗、海空联合作战以及复杂电磁环境下的全员、全装、全要素、全过程对抗演练，比原计划缩短一半时间形成实战能力。
刘高倬说，通过歼十的成功研制，我国航空工业在设计方面掌握了飞机设计、主动控制和航电综合化等方面新技术，完成了多项新材料的研制和工程应用转化，自主开发了先进的飞控、航电、救生、应急动力等系统，建立了一套设计、实验设施。在试制、试飞方面，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掌握了一套科学的试飞方法。
2006年12月15日，美国新一代战机F35已经完成首次飞行。面对未来的激烈竞争，刘高倬告诉记者，现在歼十已经形成系列化发展态势，在歼十平台上后续机型已经展开了研制，“我们在做两件事，一个是歼十飞机的进一步改进，利用这个平台把新的技术用上去。同时我们也在研发第四代，以适应保卫祖国的需要。”
为有牺牲多壮志
但歼十这样一个优秀机型研制成功的后面，却充满了曲折艰辛的历程，和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对此，可能谁也没有刘高倬更深刻地了解这一切。
刘高倬记得很清楚，对于歼十，曾经有人用近乎嘲笑的语气对他讲，“5分钱还想上长城！”刘高倬对此不以为然，“要干事儿，必须首先要有雄心壮志，要敢想敢干。如果没有阿波罗计划，我们人类今天还在地球上。如果当初没有邓小平同志的战略决策，我们大概也不可能有今天令人骄傲的新型歼击机。”
按照世界航空发展的历史，创新的产品和最新的技术通常不要超过20%，这样成功的概率就可能比较大。但是，歼十远远超过这个比例，而且取得了成功。刘高倬认为，这后面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和献身精神。
中国一航某所所长王复华，他率领一个团队攻关防滑刹车系统。当时，2个月已过仍未能攻下来。每天他们都要将飞机推出去滑行，发现问题，然后连夜攻关和改进，第二天又接着出去滑行。因为担心拖了整机研制后腿，春节大年三十是把饺子送到试验台过的。
正月十五，王复华和团队仍在现场。看到这样辛苦，刘高倬“命令”大家晚上聚个餐。“但聚餐的时候，全所同志一个也找不到了。直到晚上很晚见到了王复华同志。我说，‘老王，不是说好了晚上聚餐吗？’他说，‘我们没有脸啊！’”刘高倬说自己当时感动无语，“多么令人骄傲的同志啊！其实，他们是在探索一个全新的未知领域。他们终于攻破了这一难关。到今天为止，这个刹车系统也从未出过毛病。”
歼十的曲折还体现在“张三滴”故事中。首飞日期已定，而且报告已获中央领导批准。在真正临近首飞时，刘高倬记得开了一个非常凝重的会议，会上对之也有不少不同意见。最后目光落在了刘高倬身上，等待着其决策。刘高倬决定首飞，要求把所有该准备完成的事都完成。
“但是，第二天下午再做一次发动机开车的时候发现了三滴油，开了两次会找不到原因。”刘高倬顶着巨大压力决定暂缓首飞，“也许有人会说，当时的‘三滴油’问题可能不至于影响首飞，但是我想我们要干的是精品，必须精益求精，尽管中央领导已经批了，压力巨大，影响巨大，也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
对于歼十，一直有一个提法，就是“做前人没做过的事”。“但什么叫做前人没做过的事？就是要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成与败的考验。”刘高倬用一个试飞故事诠释了其中的含义，“从录像上我们看见，首席试飞员同志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与屈建忠同志(中国一航试飞院负责人)抱头痛哭。我问他为什么与老屈抱头痛哭。他说当时天气不好，在上飞机的时候，看见屈建忠同志掉头抹眼泪，但假装没有看见，怕影响情绪。”
“谁都知道试飞事业是一个高风险的事业，这次迈出了这一步，油门一拉，飞机出去了，能不能回来？这就叫作生离死别。”歼十首飞时，刘高倬说自己的脑袋一片空白，现场所有的人都鸦雀无声，试飞员的妻子一个人坐在那里强忍着眼泪悄悄等候，“首飞终于成功了，几乎所有人都抱着试飞员，这种发自肺腑、发自内心的宣泄，非常自然。”
就是在试飞员不断面对生与死的考验、全体参研人员不断面对成与败的考验中，歼十终于获得了成功。这后面，中国一航副总工程师许德仍在与病魔作着顽强的抗争，歼十试飞总师周自全因工作操劳奔波曾被医院下过病危通知，而中国一航成飞公司总经理杨宝树以及肖党生、袁承昌等人更因工作而忽略了身体，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