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广东“商团事变”再探:大元帅府管治混乱

2007-05-09 15:23:12 来源: 浙江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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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在广东发生的"商团事变"曾经震惊中外。近几十年以来,国内绝大多数研究者对这次事件的判断几乎众口一词,将其定性为"英帝国主义和买办地主阶级联合发动的一次反革命叛乱"。近来,有研究者通过查阅当时英国外交部的源文件,证明英国政府并未支持和操纵这次事件。不过,该文作者仍沿袭一贯的说法,将这次事件称作"叛乱"。

然而,难以理解的是,商人作为有身家之人,是社会各阶层中最害怕社会动乱的一群。是什么原因使这些人舍弃身家性命参与"叛乱"呢?通过研究这次事件发生之前广东的社会状况,本文认为,"扣械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偶然事件,它构成"商团事变"的近因,而当时广东由于财政、经济危机而导致社会矛盾的全面激化,是这次事件的远由,并影响事件的最后走向。

1922年底,身在上海的孙中山经过多方联络,发动了驱逐陈炯明的战争。驻广东西江一带的粤军、驻广西一带的滇军、桂军等各军联合组成西路讨贼军加入这场"讨陈"战争。1923年1月15日,西路讨贼军将陈炯明逐出广州。一时间,广州及附近一带地区各路军队云集,据粗略统计,仅西路讨贼军桂军和滇军。各类经改编后冠以"中央直辖军",及当时尚在福建的东路讨贼军粤军许崇智部就有10万余人,还不包括各种名目的"民军"。

为了防止军队各自划地为牢,孙中山还未回到广州,就以大元帅的名义下令划分各军的防区:沈鸿英的桂军调往肇庆,防守西江一带﹔杨希闵的滇军驻防北江地区﹔刘震寰的桂军防守东江、石龙和东莞。命令虽早已下达,但各军却置若罔闻。他们"借口饷项无着,将该就地税收自行截收,以充伙食。一军作俑,他军效尤,于是全省收入,为军队截收殆尽,丝毫不归省库"。特别是占据了广州及广九、广三、粤汉铁路沿线富庶之地的滇、桂军,截取当地税收,更不愿调往指定防区。

各军最初所截取的地方收入大致如下:滇、桂军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广州、佛山一带的税收,其中滇军约截收319万元﹔桂军约10万元﹔部分粤军(许崇智部尚在福建)截取西江地区及江门等地的税源,约109万元。其它各军约100万元﹔海军37万元。由于军队私自截留税收,导致广东的财政税收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各项主要税收均锐减。

首先,是盐税收入大幅下降。民国(1912年)以后,广东每年的盐税收入基本上在700万元-800万元左右,1922年达到1100余万元。滇、桂等军入粤后,广东盐务大受冲击。军人私自扣留北江一带盐船的事件经常发生,使盐税大量流失。驻守在珠江口的虎门驻军也不时截留来往于广州、香港间的盐船。1923年,广东的盐税收入下降到585万余元,仅为上年的48.3%,创十年来畹偷恪?其次,是厘金严重萎缩。1913年以来,广东每年的厘金收入大致稳定在300-400万元左右,仅次于盐税收入。但是,1923年滇桂军入粤后,各级厘金征收机关亦受冲击。军队私自设卡,承商中饱私囊,使厘金收入大减。1923年和1924年,广东全省的厘金收入分别只有260万元左右,大约是1921年的61%。再次,是烟酒税锐减。1920年全省该项税收为232万余元。1921年达到303万余元。但是,滇桂军入粤后,此项税收即告锐减,1923年和1924年分别只有26万余元和54万余元。与1921年相比,降幅分别达91.3%和81.9%,幅度之大十分惊人。除了以上几项外,广东财政税收中一些较大的种类如府县商税、爆烈品税、典商营业税、屠宰税、船税等也大幅减少。仅大元帅府成立后的8个月,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328万元,支出却达1087万元。然而,"牺牲全省收入,只得维持各军日中之伙食与现状,是以政府日瘦,而军人日肥","千里溃粮,军需之急,百倍昔日"。

为了尽力筹集军费,满足大兵压境的需要,大元帅府不得不采取军事优先的财政政策。一方面,经常向广州市的商人和各县紧急摊派。1923年4-8月,广州市政厅要求各商会和慈善机构5天内分别筹集50万元军费﹔要求丝绸、当铺商人分别捐赠紧急军费20万元和10万元﹔要求广州电力公司上交20万元军费,并批准该公司向用户加收2%的电费。

1924年农历年关前夕,由于财政困难导致军心不稳,大元帅府财政部决定由广州总商会和广东善团总所负责发行"短期军用手票"50万元作为纸币发给军人,以替代军饷。

当年上半年,东江战事处于相持阶段,每日光军费就需2万元,其中广州市须负担6500元。

7月,广东省财政厅令所有地方税和厘金分别增加20%和50%,每5天缴付一次。1923年6月,广东省署令东莞、番禺、香山、新会和顺德的沙田早稻每亩征收2角特别军费。9月,又令较富裕的香山、南海、番禺、顺德、新会、台山、鹤山和开平等县每日须解款800-3000元到省,以应军事急需。12月,下令全省预征1924年钱粮,1924年5月,又令省署管辖下的24个地区行政长官半个月内筹集紧急军费20万元,各地分别按地区大小分别筹集500-2000元不等。6月,省财厅令在新会县一次性征收"葵亩捐",每亩收1元或按3000把葵扇计1亩征收。另方面,想方设法另辟税源。主要有:

1、放开赌禁、烟禁

广东民间一向赌风甚炽,赌税收入因此成为政府税收很重要一部分。1919年和1920年,广东的赌税收入分别为233万余元和73万余元。1921-1922年陈炯明主政时,广州地区曾短暂实行过禁赌。

滇桂联军入粤后,迅即划地为牢,开放赌禁,收取赌税。特别是滇军,占据赌博最盛行的广州、佛山一带坐收赌饷,其中最大宗的是每月约100万元的"番摊赌税"。大元帅府重建后,非但无法禁止,还不得不接受现实,并使其合法化。1924年2月,大元帅府为筹集军饷设立了筹饷局,其主要饷源就是"番摊赌税"。该机构的职能不过是将分散的赌税集中管理,并任命了截收最多赌税的滇军将领范石生为督办。其它各军因不服滇军独占赌税,经常发生冲突。如1924年2月间,滇军和湘军在韶州、广州、增城、香山等地因争"赌规"发生多次冲突。3月间,驻广州的湘军和滇军又因争夺"白鸽票"(赌博的一种)而大打出手。为平息他们之间的矛盾,大元帅府只好召集各方调停,划段收饷。

由于各路军阀截收赌税,因此,虽然赌博之风盛行,政府却几乎没有赌税收入。

1923年,广东财政收到的赌税只有3万余元,1924年更少至区区5000元。

与赌博不同,贩、吸鸦片表面上是禁止的。但事实上,经常是有禁不止,情况好坏全在于政府禁烟的决心和查禁力度。滇桂军入粤后,借口军费无着,公开买卖鸦片。当时报纸报道,"滇军以烟土代饷,每两折价三元二","广州烟馆统计约百家,多设繁盛街道内,有女招待,招牌书谈话处"。

对此状况,大元帅府无能为力。一方面,军饷必须维持,另方面,鸦片泛滥毕竟有损政府形象,且流失不少税饷。于是广东财政厅长杨西岩向当局建议,不如"寓禁于驰"。1923年10月,杨就任禁烟总办,宣布其禁烟办法是,由政府牵头配制一种"禁烟膏"(实为鸦片)承包给商人,政府分5等收取"牌照费"。次年1月,大本营颁布"禁烟条例",并于同月设立禁烟局,任命湘军将领鲁涤平为督办。鲁一上任,即宣布设立"鸦片专卖捐",以每月9万元承包给万益公司。因此,当局所谓的"禁烟",不过是试图将分散在军人手中的烟税收回而巳。但是,这一招后来也没有成功,鸦片烟依然私下泛滥,政府毫无办法。

2、拍卖、举报官产、公产

所谓官产、公产,前者指的是珠江沿岸日渐淤积形成的土地、清朝八旗兵及家属的聚居地等,后者指的是公共财产,如神庙、寺院及各县大族在广东(主要是广州)的宗祠、书院、会馆等。在1923-1924年上半年这段时间的报纸中,经常可见广东省财政厅所属的全省官产清理处的拍卖告示。

凡有告示的官产拍卖虽然都有拍卖底价,却很难见到最后公开的成交价。因为,大量的官产拍卖未严格按原有程序办理,而是秘密成交。有权势者乘机中饱私囊。1923年4月8日,一向支持孙中山革命的美国华侨在美洲同盟会俱乐部集会,对这种丑恶现象感到痛心。有些官产拍卖还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如广东农业专门学校的学生就曾多次向大元帅府请愿,要求保留农林试验场作为学校的实验基地。广州大佛寺的僧人也为保存寺庙反复与政府力争。9月,佛山各界代表在商会集会,抗议全省官产清理处拍卖由地方集资、为防范土匪袭扰而建成的11座炮楼,并指责政府"只顾军事于当前,而置地方于脑后。"

然而,引起社会更大动荡的,是全省官产清理处于1923年9月实行的举报官产办法。该办法规定,凡未能交验合格契约的产业一律充公拍卖,并奖励举报人。11月,大元帅府又令广州市实施,规定凡有产业者均须缴验契证并按房产价值缴交3%的民产登记费。

由于连年战乱,并非每人都能提供"合格"契约。此办法一出,社会上"有产业在市之业主,无不奔走骇汗,人心惶惶,惴惴然不知自己的房屋铲在何时,陷入恐怖浪潮之中"。由于投机分子乘机陷害别人以谋取私利,使社会越来越严重动荡不安。1924年1月,孙中山令广东省省长廖仲恺颁布,试图扼制"妄报"之风,但收效不大。次月初,当局被迫宣布停止举报官产。

拍卖官产及"民产登记费"的收入虽无准确的统计数字,但估计,1923-1924年这方面的财政收入应有数千万元,所得均投入东江战场。

3、招商承办厘税

这种征税办法最早源于清朝咸丰年间的"包捐"制度,且在广东特别盛行。但后来因出现不法之徒借政府名义欺压商人之事,因而遭广东商人的抵制。

1921年2月,由于政府财政系统紊乱、入不敷出,于是广东省财厅宣布招商承办全省厘税。这种征税办法,对政府来说,可以向承商预先收取押金(预饷),且税收数目有了确定数额,不致如预算的渺茫,还避免了派员征收的麻烦。

1923-1924年间,招商承办厘税开始大规模实行并形成固定制度。最初,只是由政府出面将一些原有税收承包给私人收取。如1923年7月,省长廖仲恺批准香港商人以支付高(州)雷(州)讨贼军军费为条件,承办该地区府税、酒税和屠捐。接着,军队亦扮演政府的角色,招商承办厘税。又如1924年3月,驻粤滇军总司令部贴布告,招商承办广州市的"粪溺出口捐"。进而,某些人见此营生有利可图,遂积极向政府提议,开征并承包新税捐。

而当局对此亦不作仔细调查,只要有人想得出征税名目并愿意承包,便轻率批准,其主事者乘机中饱私囊。更严重的,是军队与承商勾结盘剥商人。如同年5月,顺德蚕丝商人就多次向大元帅府投诉,抗议厘税承商勾结军人向商人课以重税。

至于所谓公开招标承投,不过是掩人耳目的例行公事而已。实际上承投的都是"皇亲国戚"、捐棍奸商以及地痞势力,早已与主管官员暗中勾通,"明委暗承"。当时,由于承办捐务而发家的人不少。

由于厘税承商往往借政府(或军队)之名,肆意欺诈商人,因而引发不少矛盾。1923年12月间,广州、佛山、顺德一带土丝行商人罢市,抗议丝税承包商开源公司对生丝加征1%的附加厘金。罢市造成大批丝业工人失业,工人多次前往广州向大元帅府请愿,要求恢复工作。

到1924年下半年,由于财政情况越来越严重,当局对承办厘税者又有了新的要求:除了原先规定的缴交保证金外,还要预付1个月的厘税。不过,由于仍然有利可图,承办者还是趋之若鹜。

虫虫 本文来源:浙江社会科学 作者:温小鸿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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