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身边的一名普通警卫员，到抗战时期的战区司令长官、中国陆军副总司令，卫立煌的戎马一生演绎着一个又一个的传奇。他身经百战身不挂彩，创造了抗日战争中的一个奇迹；晚年回归祖国，更为他一生传奇写下最后一个注脚。
作为卫立煌的幼子，卫道然年幼就跟随南征北战的父亲。1960年父亲病逝后，听从周总理建议，他毅然偕夫人回国。卫道然早年曾是英国远东航空学院的优等生，毕业时就考取了国际职业航空执照。他本可以过优裕生活，但当时国内并没有相应的单位安置他，卫道然回国后就在北京市汽修公司，一干就是一辈子。如今，已是七旬有余的卫道然乐天知命地生活在北京东城一处略显破旧的小四合院里。
戎马生涯
父亲189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城东郊卫杨村，字俊如。祖父卫正球是清制下合肥县石塘桥镇“册书”，也就是由他承包本镇每年向清政府上交的田赋，所以还算小康之家。但不久，一场瘟疫夺去了祖父及二伯夫妇生命，加以天灾歉收，家中一贫如洗。大伯卫立炯弃学在合肥县城谋一小差事养家糊口。父亲上不起学堂，只好在邻村的私塾里随老先生读书。
1912年，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父亲只身来到武汉，想投奔孙中山。父亲在街上偶然发现湖北省办的一所学兵营招生，便进了学兵营。他在这里接受严格训练，为他一生当职业军人打下了基础。毕业后，他南下广州找孙中山先生。
1917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父亲由粤军被推荐到孙中山大本营任警卫。有一次护卫孙中山先生外出回府时，父亲骑的军马突然狂奔将他掀下马来，孙中山先生劝父亲回乡养病。父亲病未痊愈便急忙又赶赴广州，孙中山将他派到许崇智部队，以便他有更佳发展。
父亲很早就显示出他的军事才能。1918年，在闽西一次夜战中，他率百人乘乱直捣敌方指挥部，扭转了所在部队败局，晋升为连长。不久，年仅22岁的他又被提升为营长。因为担心年龄小被别人轻慢，父亲特地蓄起一撮胡须以示“老成”，为此留下了“卫胡子”的绰号。这撮胡子伴他30多年，直到1949年为躲开国民党特务耳目从南京逃到香港时才剃掉。
1921年6月陈炯明叛变，叛乱平定后，孙中山与宋庆龄重登永丰舰，接见护卫他的有功人员并合影，父亲就在其中。此前，孙中山先生还赠送给父亲一张他的个人照片，父亲始终珍藏着这张照片。
1926年7月，升任东路军第14师副师长的父亲率军参加北伐，与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在松口激战了6昼夜，大获全胜，战后升任第14师师长。第二年3月东路军光复南京时，父亲率部队又与孙传芳军战于南京之郊龙潭，使南京转危为安，孙传芳从此一蹶不振，但战功赫赫的父亲只被何应钦委任为第九军副军长。父亲一气之下，跑到上海休假。何应钦到访，他也拒不出见，从此与何应钦结怨。当时黄埔军校刚建立，黄埔军人羽翼未丰，能当军师长的，如刘峙、顾祝同等，都毕业于保定军校。在国民党众多将领中，父亲始终被视为“嫡系中的杂牌”，他其实是吃了“资历”的亏。
飞黄腾达
1928年，父亲到北平参加陆军大学校“特别将官班”第一期进修。父母先在安定门内永康胡同租了一处房子安家，房东叫庄惕生，是北平城里颇有名气的中医，他的儿子便是后来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1955年父亲回国后，庄惕生还带着夫人及庄则栋到东单麻线胡同拜访父亲。我们两家相处得很好。
1932年5月，蒋介石纠集25个师又7个旅约30万兵力“围剿”鄂豫皖苏区，国民党军自前几次战役失利后，皆害怕再遭失利，各自寻找理由按兵不动。这一次蒋介石明令各纵队：谁先占领鄂豫皖苏维埃的军政中心金家寨，此镇即用占领者的名字命名，并改为县治。父亲是第六纵队的指挥官，他带了两个师，在黄安县附近的冯秀驿遭遇红军主力，僵持数日后，红军转移。父亲率部随即进入金寨镇，蒋介石专门将金寨及周边地区划为一县，命为“立煌县”。
这是父亲一生中唯一一次与红军交手。有趣的是，我们后来在香港还遇到了张国焘。他和父亲坐在一起谈论当年往事，说自己再坚持5分钟结果就不一样。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来电让父亲去西安参加重要军事会议。父亲和一群高级将领住在西京饭店。12月11日晚，张学良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来西安的这些高级将领。父亲他们谁也没料到，当晚，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杨虎城的士兵包围了西京饭店，让所有将领到大厅集中，企图越窗外逃的邵元冲被士兵开枪击中，两天后去世。父亲他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只能老老实实呆在大厅里。
当时，这些将领的卫队住在另一个大院子里。随父亲去西安的一个卫队成员后来告诉我，当天晚上他们听到枪声，不知出了何事，只知城里已戒严。第二天，杨虎城的部队来缴械，大家坚决不从，双方都拔出枪，气氛十分紧张。这时张学良东北军的一卫队长赶过来从中调和，他说：我们都是军人，要打就一起打日本，不能自己先打起来。他拿了个木箱，让大家把武器都放在木箱里说：“你们的安全我们负责，但你们不能出去。”
西安事变解决后，蒋介石向张学良提交一份名单，要求首先释放4位将领，其中包括父亲，张学良看后立即同意，可能是他也知道父亲不是蒋介石的亲信，加之平时与父亲私交也不错。父亲与蒋介石很早就相识于广东，他们都是孙中山身边的人。蒋介石当年从日本回国时，还特地指定在父亲部队所在的南京浦口下船，说明那时他俩关系还比较密切。蒋介石一生用人有三大原则：先黄埔门生，后浙江同乡，最后才是亲信嫡系。父亲一不是黄埔出身，二不是浙江人，他是凭着战绩出来的。
父亲与蒋介石关系较好的另外一层原因也应归于我母亲。父亲当年驻军镇江时，结识了我母亲朱韵珩。母亲当时是基督教美以美会办的镇江崇实女子学校校长，因为父亲部队干扰了学校秩序，前来找父亲交涉，没想到彼此留下深刻印象。1927年底，父亲与母亲在上海举行婚礼，当时恰逢蒋介石与宋美龄也在上海成婚。母亲与宋美龄同为留美人士，都信基督教，共同语言很多，因此结下良好关系。母亲每次去见宋美龄，可以不必通报就直接登堂入室。她们之间书信来往都用英文，见面对话也中英文互用。我们小时候也跟着母亲去庐山避暑，和宋美龄住的别墅很近，宋美龄让保姆带我和姐姐去她那儿。宋美龄的别墅前有宪兵站岗，我们把母亲写的便条递进去，不多会儿，就有人出来接我们。见了面，宋美龄还拿糖给我和姐姐吃。
父母结婚后的10年，也正是他事业最飞黄腾达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