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向光明的作战厅长郭汝瑰

2007-06-04 15:43:54 来源: 《败因》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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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向光明的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

晚年郭汝瑰
晚年郭汝瑰

郭汝瑰,1907年9月15日出生于四川省铜梁县永嘉乡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之家。

他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的故事却是鲜为人知.他早年曾经是地地道道的共产党员,后因为种种原因失去组织联系;在国民党内,郭汝瑰有“身穿黄马褂〈黄埔军校〉,头戴绿头巾(陆军大学)、“土木系”(国民党军十一师和十八军)半个成员、陈诚的“十三太保之一”等诸多的护身符,是蒋介石的红人,两度出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授陆军中将。

大革命时期,郭汝瑰在其行伍出身的堂兄郭汝栋的帮助下,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训练部(后转入政治部)学习,学得一些基本的军事常识。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军校有著名共产党员肖楚女、恽代英、熊雄等人授课。在他们的革命思想熏陶和影响下,年轻的郭汝瑰读了李达编著的《马克思》、《独秀文存》、以及共产党人办的《向导》等进步书刊,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二天,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军校校务委员会委员的著名四川籍共产党员吴玉章,根据中央抓军队的指示精神,召集郭汝瑰等四川籍学员谈话:“现在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已经公开叛变,很可能进攻武汉,四川军阀杨森有可能配合进攻。你们要尽快回到四川,想尽办法让郭汝栋阻止杨森出川攻打武汉;如阻止无效,可让他待杨森出川后伺机攻其后方,促其崩溃;如也办不到,则一定要郭汝栋不出一兵一卒帮助杨森。”

按照吴玉章的安排,郭汝瑰等人提前毕业,回到四川涪陵做郭汝栋的工作。当时的郭汝栋态度极为圆滑,既不同意阻止杨森出川,也不同意当杨森出川后打击他的后方,只答应不帮杨森出兵进攻武汉。

郭汝瑰虽只得到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答复,但总算没有完全辜负吴玉章的信任和重托。此后,郭汝瑰就留在了郭汝栋部队政治部做宣传工作。他走街串巷,出入学校团社,写文章,作讲演,宣传革命道理,一时间成了涪陵城内无人不知的激进人物。

1928年5月的一天,在郭汝栋部任少校团副的中共地下党员袁镜铭找到郭汝瑰,对他说:“根据你的表现和要求,现在,党同意吸收你参加。你的党小组长就是同团的上等兵邱志坚。”就这样,郭汝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由于新军阀混战,蒋介石又在国民党军中加紧“清党”,郭汝栋听说堂弟是共产党员,为了保全堂弟,他问堂弟是否是共产党员,郭汝瑰回答说不是,郭汝栋于是又劝堂弟登报声明,但遭到郭汝瑰的拒绝。无奈之下,郭汝栋对堂弟说:“你色彩太重,又不愿登报声明,我也保不住你了。这样吧,我送你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一可以学点东西,二可以躲避一下。以后回来,若情况好点,你还可以接着干。”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的郭汝瑰只好同意堂兄的安排,于1930年冬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第二十四期学习。前后学习时间虽然不到一年,但日本军队的军事思想、军事制度、连队教育和练兵精神,使之获益非浅。“九一八”战争的隆隆炮声,惊醒了郭汝瑰想在日本“学点本领”的幻梦。郭汝瑰等一批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为抗议日本侵占东北而愤然放弃学业,毅然于1931年11月返回祖国共赴国难。

回国后的郭汝瑰通过郭汝栋的关系进入了陆军大学第十期学习。在陆军大学的三年,他如饥似渴地把战术、战史、参谋业务、邻邦军备、野战筑城、谍报勤务等必修课学得细致深入,触类旁通。对马术、汽车驾驶、飞机驾驶也有所涉及。同时他还自修日文、德文,从而在日、德两个当时军事强国的战史宝库中吸取了较多营养。

就这样,从1926年至1936年的整整十年,郭汝瑰先后进入黄埔军校、日本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学习,经历了一位青年军人所能受到的全部正规军事教育。

由于郭汝瑰受过全面的军事教育,1937年5月,国民党国防部正式调任留校任教不到一年的的郭汝瑰担任陈诚的第十八军十四师参谋长。

郭汝瑰到职后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十四师奉命开赴苏州加入陈诚指挥的左翼兵团。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布防在南塘口一带的十四师四十二旅旅长曾粤汉临阵胆怯,时任十四师师长的霍揆彰怕他误事,遂任命郭汝瑰代理旅长一职率部上前线。此后战局越来越险恶,好几次日军都突进到了四十二旅的前线指挥部,形势相当严峻。郭汝瑰决定身先士卒,以鼓舞部队的斗志,为此他给霍揆彰写下遗言:“我八千健儿于兹殆尽矣。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惹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若阵地失,我也就战死疆场,身膏野草,再无见面之期了。他日抗战胜利后,你为世界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我有两枝钢笔,请给我两个弟弟一人一枝,我的那只手表就留给妻子方学兰作纪念。”随后,他亲临前线督战。在他的率领下,全体官兵浴血奋战七天七夜,等到奉命撤退时,全旅八千多人只剩下两千多,而且多是伤员。这一仗,使郭汝瑰成了上海家喻户晓的人物,宋庆龄、何香凝组织的慰问团专程来到四十二旅,特别送给他一件毛衣。

日军攻下南京不久,兵锋直指当时为中国临时首都的武汉。1938年7月,郭汝瑰作为刚升任的五十四军参谋长参加了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主持召开的保卫武汉的作战会议。会上,郭汝瑰公开对陈诚的作战方案提出反对意见,他以南京失守的经验教训对比分析武汉的作战情势,提出了“保卫武汉又不战于武汉”这个新的战略防御方案。他的方案得到了参加会议的中央军和云南部队的一致赞同。陈诚不但没有因为郭汝瑰的唐突而感到不快,反而对他的这个“不重核心而重外围”的方案拍案叫绝,并采纳了他的方案。果然不出郭汝瑰所料,武汉战役从战争的一开始就按他的设想有条不紊地进行。

武汉保卫战显示了郭汝瑰的卓越军事才华。此后,陈诚对郭汝瑰着重栽培。战争一结束,郭汝瑰就升任第二十集团军参谋长,1941年出任暂五师师长,1943年回到由蒋介石钦定的军界精英组成的重庆国防研究院任研究委员。陈诚自以为此举是为“党国”发掘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却做梦也想不到竟在国民党的心脏插上了一把尖刀。

1943年3月,日军突破国民党第六战区四十四军和八十七军的江防阵地,进逼鄂西。正在云南现美军顾问一起组建和训练远征军的陈诚立即飞抵重庆,召集参谋人员和国防研究院的郭汝瑰等人商量对策。在当时大多数人都以为日军的主攻目标是常德产粮区的情况下,郭汝瑰力排众议,认为日军此次重兵出击的目的是仿效德军的闪电钳形攻势,吃掉国民党第六战区主力,并提供了具体作战方案,结果打了日军一个出其不意,全面粉碎了日军的鄂西攻势。鄂西会战结束后,蒋介石和陈诚更加器重郭汝瑰,1944年派他以副武官的身份赴英国考察,1945年3月回车后出任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

就在1945年回国后不久,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郭汝瑰遇到了黄埔军校时期老同学任逖猷的堂弟任廉儒。正是这个任廉儒的出现,改变了郭汝瑰的人生轨迹。

任廉儒与郭汝瑰是于十八年前在涪陵通过任逖猷相识的。后郭汝瑰去了日本,任廉儒则被叛徒出卖,在重庆人和街刘湘的“反省院”里度过了五年的铁窗生涯。出狱后,先后主办《松江日报》、《人民日报》宣传抗日和反对内战。后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毕业后返回重庆,先在川军范绍增部任职,后又在重庆银行界和商业界巨子刘航琛那里工作,同时因得中国红衣主教于斌的赏识,担任天主教机关报《益世报》的经理。他在共产党内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军事情报处的负责人,和董必武保持单线联系。

郭汝瑰知道任廉儒是共产党员,于是向他倾诉了这十几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及自己与党失去联系后的痛苦,表达了自己迫切要求与党组织接上联系的愿望。

在任廉儒的安排下,1945年5月和1946年3月,郭汝瑰先后两次与中共南方局负责人之一、中共驻重庆的国民参政员董必武会见,并两次提出了恢复党籍和去延安的要求。

1946年3月,任廉儒向郭汝瑰转达了董必武的意见:“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我们的同志要想打入国民党机要岗位很不容易,你去延安的作用相对较小,你留在国统区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更有利于你组织问题的解决,希望你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最后,任廉儒告诉郭汝瑰:“以后,我们是单线联系,我以天主教作为掩护,不会惹人注意,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郭汝瑰表示坚决服从党的安排,说:“只要党能容纳我,我可以把自己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从此,心向光明的郭汝瑰以“白皮红心”的方式在国民党内部进行一种特殊的战斗。解放军的几次大的军事决策和大战役的胜利,都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的重要情报。

其实,早在与董必武见第一面后,郭汝瑰就开始了他在隐藏战线上的特殊使命。

当时,希特勒德国已经彻底失败,日本也是败局已定,蒋介石开始着手研究如何剪除共产党这个心腹大患。军政部几经策划,拿出了一个方案:首先防止日本投降后,武器装备落入八路军、新四军之手;其次,立即装备胡宗南两个军、傅作义一个军,于日本投降后抢先进入天津、北平、张家口一线,阻止八路军、新四军东进;最后,由西南、华南抽调重兵,由平汉、津浦路北上,进逼华北解放区。这就是由郭汝瑰主编、一共只准打印十三份、且底稿已在军务署办公室主任李文伦少将亲自监督下销毁的《国军战斗序列》。

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在军统、中统特务多如牛毛、军警严密把守的重庆,自己的爱将郭汝瑰却通过任廉儒将这份绝密情报转交给了董必武。因此,在日本战败投降后,正当蒋介石、何应钦、陈诚、顾祝同等人打开《国军战斗序列》,策划对八路军、新四军进攻时,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和延安总参谋部的毛泽东、朱德,也对着同一本《国军战斗序列》盘算着对策。正是因为有了这份情报,中国共产党才果断地向等待国民党军队接收的日本军队发动进攻,这一提前行动使中国共产党得到大量武器装备和地盘,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并在随后的上党战役、平汉战役中挫败了国民党军打通平汉路的计划,为延安总部调兵遣将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946年以后,由于陈诚的保举,郭汝瑰官运享通,一年之内连连升迁,自总参谋部办公厅副厅长到国防部第五厅厅长再到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1948年7月第二次担任此职),后又随顾祝同到徐州担任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进入了国民党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掌握了国民党军队行动的最高核心机密。

1947年5月12日晚,郭汝瑰和陈诚等人被召集到蒋介石官邸研究山东战场情况。就在当天深夜,郭汝瑰向任廉儒详述了蒋介石山东战场的部署情况,并特别强调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一,务必要格外提防。

正是由于郭汝瑰的提前提示,5月16日,陈毅指挥的华东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在孟良崮一举全歼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三万余人,击毙敌师长张灵甫。

连吃败仗的蒋介石改变战略,利用兵力上的优势,提出“不重一城一地之得失,注重歼灭共军有生力量”的战略方针。徐州陆总以主力由西向东,倾巢而出,向华东野战军的主力大举进攻,形势非常严峻。

虫虫 本文来源:《败因》节选 作者:武更斌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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