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托因比 [英国]
美国政府最初对战后世界秩序表态的文件是大西洋宪章，但是这个文件并未具体提到德国。然而大西洋宪章第八节对德国的战后待遇明显地有所预示，要求对那些“在本国国境之外进行侵略或可能要进行侵略”的国家解除武装。这个意见未见于丘吉尔起草的初稿中，而是由罗斯福提出来的。大西洋宪章所保证的利益不一定适用于德国，这一点到1944年才趋于明朗。1942年美国采取了制订对德政策的下一个步骤，由国务院成立战后问题咨询委员会，其成员主要是不担任公职的名流。他们的一般想法是通情达理，温和适度的，成为国务院制订政策的开端。具体他说，他们反对强行肢解德国的任何尝试，理由是这样做只能激怒德国人起来造反。但是这种态度并没有为他们的上级所采纳。从一开始罗斯福总统似乎就赞同分割德国，一般说来罗斯福是主张强硬路线的。
正是罗斯福，他在出国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前告诉他的军事顾问们说，他要使会议采纳“无条件投降”的定则。他所以如此做的一个主要理由是他永远不能忘记威尔逊总统的烦恼；他认为威尔逊制订十四点政策作为光荣投降的依据，给战后世界招来不知多少麻烦，因为各国对十四点是否遭到违反这一问题争论不休。1943年2月12日总统在白宫同记者们谈话时说：“我们不想伤害轴心国的普通老百姓。但是对于他们的罪行，对他们的凶残暴虐的领袖，必须给以应有的惩罚。”同年3月，艾登告诉罗斯福，说斯大林很可能坚持把德国分割为几个国家，罗斯福对之并无异议，只是表示希望通过鼓励分裂的运动来促其实现。罗斯福的个人助理霍普金斯问他：如果掀不起这样的运动又怎么办？总统说，不论情况如何，必须把德国分割为几个国家。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也赞同分割德国。在1943年10月莫所科会议期间，他的上级科德尔·赫尔国务卿说，这是美国领导人一般都赞同的方针政策，虽然专家们都认为行不通；艾登和莫洛托夫也都说英国和俄国的情况也大体相仿。
然而美方代表团提交会议讨论的文件是由专家们负责起草的，事前准备这份文件时就曾按照总统指示同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进行过磋商，因此，其中体现了英国人以前的想法。这份文件已经包含着全部占领德国并把德国划分为几个地区的主张。但是除了提议要德国放弃东普鲁士(考虑到东普鲁士同德国的传统联系，这个建议很可能会遭到激烈反对)以外，文件没有提到分割德国的问题。文件规定要摧毁德国制造军备的能力，要根除纳粹主义，但是要维持德国的经济统一并建立地方分权的民主政权。规定德国要对它造成的物质损失进行赔偿，但容许德国人享有“能过得去的生活水准”。规定德国的经济活动要由联合国进行监督。应制订人权法令，以保证言论、信仰和出版的自由。莫斯科会议同意接受该计划作为讨论的基础，会议决定在伦敦设置欧洲咨询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拟订对德政策的细节。
然而就在下一个月的德黑兰会议上，英美苏三国首脑对于他们的外交部长刚刚讨论通过的方案竟很少理睬或不予理睬。罗斯福重申分割德国的主张，建议把德国分为五个部分，把基尔、汉堡两市和鲁尔、萨尔两个地区交由联合国管制。此项建议稍作讨论之后，便交给欧洲咨询委员会去研究，在讨论这一建议时，斯大林显得比丘吉尔还要冷淡。欧洲咨询委员会于1944年1月14日召开首次会议，工作进展得很缓慢。一开始，就出现了障碍，英、美两国对德国西北部应作为谁的占领区的问题争持不下。这一争论直到1945年9月魁北克会议时才得到解决。事情并不止于此。代表美国政府出席会议的是驻伦敦大使约翰·G·怀南特，为了使他得到的指示不致自相矛盾，在华盛顿设立了对外称为安全工作委员会的机构，任务是协调国务院、陆军和海军三方面的意见。陆军部的代表来自民政局，这是最近成立的机构，准备研究处理将要出现的军事管制政府的各项问题；其大部分成员是穿军装的律师，他们倾向于把整个问题视为管辖权问题。
起初他们坚持“德国的投降和重建纯属军事问题，须由军事当局作出决定”。在他们同意派出代表参加委员会以后，派出的人却是一位下级军官，无权表态承担义务。既然不急于作出决策，压力可能就不那么大了，因为很多人认为就处理德国问题的方案取得协议，时机还不成熟，不如留待战争接近结束时再议，那时战后世界的轮廓就能看得比较清楚了。然而得到怀南特大使大力支持的国务院则争辩说，恰恰相反，应当乘胜利之日尚属渺茫的时候尽可能取得一致意见，而在这一阶段即使达不成协议也不至于有什么危险。欧洲咨询委员会的确作出努力来划分临时占领区的界线，虽然艾森豪威尔将军在1944年1月对罗斯福总统表示，他反对把德国划分为几个占领区，主张采用盟国共同占领的办法，至少英、美两国不要分家。然而他的主张被否定了，主要原因是陆军部认为美国在战后不可以同英国绑在一起，必须脱开手，以便在英国和俄国之间居中斡旋。
美国国务院按其既定方针行事。它在1944年7月向欧洲咨询委员会递交了一个新的方案，提出更多的论据来反对分割德国，并强调盟国有必要制定共同的对德政策。美国国务院还起草了另一份文件，对英国以前提出的赔偿建议提出反对理由，而代之以在较短时期内由德国用实物进行有限赔偿的提案。但这些都只是国务院和对外经济管理局的主张，既未得到华盛顿其他政府部门的赞同，也未得到总统的同意。总统如曾过目，肯定会认为失之于过分宽大。这种态度可以用来说明他为什么乐于倾听提出新的原则的原委。
美国财政部在政府中的影响通常不如英国财政部那么大，但是谁也不能说这回在小亨利·摩根索的怂恿下美国财政部对德国问题的干预是无关重要的。财政部长摩根索以前已经有好几次表现出他很关心主管范围以外的事务，还在德国飞弹轰击英国的高潮时期，他就访问过伦敦。他似乎在情感上强烈反对德国，德国迫害犹太民族的暴行对他触动很深，由于这种情况，又由于他相信英国会赞同过于宽大的和平条件，他起草了一个臭名远扬的方案，问华盛顿后即呈交总统。
对摩根索方案的大多数批评意见都把这个方案视为无知之作，这是不对的。恰恰相反，方案的缺点倒在于聪明过分。他提出这个方案并非单纯出于他对德国的盲目仇恨，而且还出于他对其他方案的吹毛求疵。摩根索行事过于仓促而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正象丘吉尔所说的那样，他把自己的想法引向“超逻辑的结论”。他论证道：如果盟国仍然采用1918年以后试图对德国施加的那种控制，不管实施得多么严格，在民族主义的煽动下，通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道路是堵塞不住的。毁掉现有军备无济于事，在德国人再度需要武装的时候，原有军备早就过时了。没收德国的商船队也没有用，只能迫使德国人建造质量更好的新船只。转入和平生产的军火工厂随时都能再改回去。管制委员会不可避免地总有一天要停止其职能而被撤销。用实物而不用货币赔偿则会加强德国的工业实力，从而削弱接受赔偿国的工业实力。德国掠夺去的财物很难一一识别和收回。取缔纳粹主义只是将其驱入地下。强施民主，将遭失败，因而很快变得不受欢迎。由联合国对德国进行再教育更是一种行不通的理想：“有哪一位教育家敢于断然声称外来的教育可以成功地强加于六千万人民呢？”
在摩根索看来，采取裁军和让德国改弦更张等积极措施是徒劳无功，自拆台脚的，除了无情地把德国化为一个在今后许多年代再也不能为非作歹的国家以外，没有别的选择。他主张剥夺德国的工业，不仅仅作为赔偿，而且作为保障盟国经济安全的措施。他所提出的问题对于任何负责在战后缔造和平的人来说都是基本的问题，对之确实没有简易的答案。摩根索主张对德国要残酷无情，这表明他未能理解一个文明国家虐待另一个文明国家有一定的限度，越过限度是行不通的。正如史汀生后来对罗斯福所说的那样：
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要德国人为他们的罪恶付出代价。……[而是]在于在今后许多年内……能否象财政部的方案所设想的那样，把七千万人的生活控制在仅能维持温饱的低水平上。……一个从属的问题是：即使能够这样做，这对世界上的其余部分从经济上或精神上来看是否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