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德国问题而论，美国人的这类倾向表现得更为突出，这是因为很多的决策必得由一个人来掌握，而这个人行事容易流于机会主义，当时健康状况又每况愈下。美国人一向十分热衷于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德国问题这样一个突出的事例中，使用科学方法竟如此之少。对此，外界观察家实在感到惊异不已。自然，美国有许许多多德国问题专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等，他们在地位较低的岗位上从事研究工作，他们所有的研究成果，具有一种共同倾向(如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工作手册这个插曲所显示的那样)，即主张采取温和的对德政策。但是当你从负责的阶梯一级一级向上升的时候，光就转化为热，从上层掌握决策的一小群人所辐射出来的温度是鼓励采取严厉政策的。而总统本人的态度并非完全首尾一致，既然连总统也没有明确的指针，那么就不可能形成一致同意的稳定的政策了。
美国人处理德国问题的指导思想是：纳粹分子作恶多端，对他们必须采取严峻措施；有可能把德国改造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对世界的前途来说，美苏友谊至关重要(对英关系不适当地过于亲密可能会干扰美苏友谊)。所有这些指导思想都被视为信条，其正确性无需怀疑；虽然其中每一条都可以找到证据来说明其可行，但是实在没有理由说其中任何一条是以冷静研究一切客观事实为依据的。所以把每一条付诸实施时都可能证明是不充分的，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会毫不犹豫或毫无遗憾地对之进行更改。此外，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1944-1945年期间的对德政策是由不可思议的少数人来拟订的。一旦其中死了几个，换了几个，就会由新的班子来掌权，从而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一问题。
那股冲动的劲头和不稳定性不仅表现在官方政策方面。按照美国军队的传统，前线指挥官在战略部署上一向享有较大的机动处置之权，作为军政府的首脑自然也享有这种权力。他们之所以担当这种职务是由于有将军头衔而非由于他们对德国或对政治有知识。所以在美国占领区内，各个地方实行的政策很多互相矛盾和不一致。另一方面，德国人抱怨得最多的是美国军队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的行为难以捉摸。他们一会儿板着面孔固执得很，一会儿又变得和蔼可亲，伸手递糖果给你了。他们的指挥官就议论过这样一桩不可思议的怪事。正是那支要对耸人听闻的克龙贝格城堡珠宝盗窃案负责的部队，“在法兰克福的地下贵重物品储藏室里发现了价值将近三亿美元的金条，还有价值以百万美元计的非货币黄金、珠宝以及保证物归原主的文书”。
有很多理由可以认为，对任何一个战胜国来说，最适宜的政策莫过于宽严结合，恩威兼施，而这也是1945年以后在德国最有把握获得成效的政策。要把宽与严、恩与威掌握得恰到好处，这是极端困难的。但重要的是在全过程中要使两种要素都起作用。如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以求均衡，结果就不很理想了，而美国的倾向就是两头摇摆。对美国政策的主要批评意见就在于此。对于一个初次充当国际舞台领导角色的国家来说，产生这种政策上的摇摆性也是不足为奇的。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诚意，人们通常是不会以错误视之的，而当实践证明需要改变时，勇于改变意见，这也不会使人感到遗憾。如果美国坚持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世界上长期以来对美国奉行孤立政策感到痛惜的人是没有多少理由口出怨言的。事态发展毕竟是这样：如果没有美国的宽宏大量、热情和力量，德国的情景一定会变得更为暗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