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和寻找
140多名两弹功臣如今生活在烟台
中国成功发射“两弹”震惊世界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但父辈们脸上洋溢出的那种巨大喜悦和自豪之情，却令我终生难忘。所以，当听朋友说起在烟台有不少参与过“两弹”研制的科研人员时，我立马兴奋起来。而当我找到他们并发现“两弹功臣在烟台”的人数竟然达到140多时，我的兴奋顿时化作急切：这么多两弹功臣从何而来？在烟台的20多年里，他们如何保守着这样一个巨大的秘密？他们在现场看到的两弹研制过程和我们看到的解密资料有何不同？他们现在生活得怎样？
在“6·17”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40周年前夕，我找到了他们中的8个人：正研究员级的重庆人杨大礼（今年80岁）、高工杨德明（原籍莱州）、李建玉（原籍海阳）、高工刘世骥（出生芝罘）、孙凤春（原籍招远）、高工张秉义、高工杨守良、朱常权（原籍龙口）。他们参与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中国第一颗氢弹、中国第一颗热核氢弹、中国第一次地下核爆、中国第一次核武器部队配备装置等大小相关核试验近百次。
我们以下的描述完全取自于他们的采访录音———
自豪和艰苦
馒头冻成了冰坨子，在铁轨上都砸不开
“中国上世纪50年代拍了部电影叫《金银滩》，上演后不久莫明其妙地被禁了。只有我们明白，那个电影的拍摄外景地‘金银滩’后来被苏联专家帮助选址为中国第一个核试验场了，也就是我们为之献出青春的‘221基地’（毛主席的那段‘中国搞原子弹氢弹有个十年八年的工夫完全可以’的名言是2月21日说的）。现在这个位于青海海晏的基地已经开放成为旅游景点了，不少人说那里的设施条件还是很完备的，其实那都是后来建的，20世纪60年代那方圆1170平方公里基地的条件太艰苦了。
我们这些人中，最早的是1963年上基地的，最晚的是1965年去的。要说那时苦到什么样？举几个吃住行的例子吧：那里平均海拔3400多米，烧水烧到83度就开锅了，所以从没吃过熟馒头，都是黏糊的。虽然当时全国支援搞两弹，但由于基本动用的是战备储藏肉、粮等，再加上长途运输货车的憋闷，我们在基地期间难得吃上新鲜的肉蛋菜。后来，吃上新鲜鸡蛋还不习惯，总觉得蛋皮上长霉毛的那份鸡蛋味道才是正宗的。”说起当年的艰苦生活，朱常权似乎没有感觉太多的苦涩，他1964年2月从北京西直门车站押运物资回基地，七天八宿的闷罐车里，提前带的馒头全冻成了冰坨子，在铁轨上砸都砸不开，不得不到处找热水泡着吃。
“由于是科研人员，我们比住在帐篷里的士兵条件好些，都住在楼房里。但戈壁滩的风沙确实太猛了，以至于大家后来都养成了习惯，早晨起床第一个动作是抓住被头猛地一扬，一宿工夫刮进房间内的砂土在被子上能当另外一层被子。
我们驻地到试验场地有一条‘幸福路’。何以得名？就因为方圆百里只有这200米最平坦。戈壁滩上要试验修路，这200米是样板路。其他的路面，戈壁滩上的大大小小的石头再加上常年冰冻的冰疙瘩，人坐在汽车上就像摇煤机里煤球一样，前仰后俯，上下颠簸，左右摇晃。我们每天要这样乘车40多分钟上下班。
最苦的还不是自然条件，而是工作环境。我们搞‘两弹’，成天和铀等放射性材料打交道。去年在烟台去世的宋协军，就是专门加工8号材料（我们对铀238的称呼）的工人。在加工过程中，他甚至要常把头伸进8号材料的圆孔中观察。我们那时的防护设备是什么？就是16层的口罩，最厚也就是32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