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笔供日本帝国主义对其拉拢与利用
（１９５４年６月１日）
我怎样堕入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魔窟，到了日本公使馆和到天津的经过。
当冯玉祥将军令我退出故宫以后，我移住我的父亲载沣家中。有一天郑孝胥和日本一个武官、还有一个医生来接我上日本公使馆，让我装病说上医院。
他们说冯玉祥将军对我不利。我的家里人群起反对，认为这事太唐突，不妥，因此作为罢论。过了些日子，郑孝胥、罗振玉、陈宝琛都劝我上外国使馆躲避，他们说冯玉祥要加害我。庄士敦（我的英语先生，英国人）也赞成。我同意上外国公使馆。就乘车到了东交民巷，先到德国医院，经商量庄士敦主张上英使馆，罗振玉主张上日本使馆，我愿意上英国公使馆。庄士敦和英公使商洽，英公使说地方小不够用，而没有结果。庄回来了。罗振玉上日本兵营商洽，结果日本武官同意后我到了日本兵营。
后经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接我到日本公使馆。从此便堕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罗网。
我在日本使馆住了些日子，后来罗振玉和日本参赞矢部又劝我上天津日本租界。我也愿意去。后经日本公使芳泽派日本警察数人乘夜车秘密送我到天津日本租界内（罗振玉同行）。
我在天津的时候的罪恶活动（第二个阶段——在天津和旅顺）。
在天津不久，罗振玉和日本参赞矢部来劝我上日本留学，我不愿意去，陈宝琚朱益藩和我的家里人载泽也反对这事，不愿我离开家乡。
我在天津居住时，日本总领事派日本人警官一名和日租界内的中国人巡捕三四名，借保护为名，经常住在我的院内，我出门时日本警官总要跟着，并且他还要把我的每天出门和见人的事记载下来报告日本领事馆。
我在天津的一切环境，仍然是和以前一样，没有变化，还是封建分子、崇拜和亲日分子在我的周围，我的思想也正是这种思想的溶合。当时竟以为中国的所以有内战就是因为没有帝制。更羡慕日本帝国主义，以为它的富强是由于明治维新。一脑袋瓜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和崇拜帝国主义思想。
郑孝胥更建议让我给日本南次郎陆相写信，希望他帮助恢复帝制并中日的共同防止赤化（郑孝胥常常作反共言词，他竟说共产共妻，没有礼教，是赤色恐怖者这些名词）。我当时根本不懂共产党是怎么回事，连三民主义都不知道是什么。旁人说什么我信什么，什么都不知道。过皇帝瘾怎么会知道！这就是我的根本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思想根源所造成的。我自生下来就是在满清封建家庭一贯受封建的思想教育，我长大了以后，在我的思想中，以为祖国是一家一姓帝王的祖国，认为清朝是中国的正统。辛亥革命让政时我岁数还小，那是受了袁世凯的愚弄。恢复祖先的事业是我第一个任务。认为连年的中国内战，因为没有帝制，天下不能定于一。要恢复帝制，更当效法列强，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才能强盛，这样才对得起祖先的祖国。郑孝胥是一贯主张君主的，所以我信他，以为他是对我的所谓忠臣。他的建议就是要恢复帝制，自己没有实力，必须得外国的支助。日本是强国，是和我们最近的国家，它是君主国，一定同情君主制度。在日本最有势力的是军人，南次郎正是陆军大臣，他如果支持帝制，是最有力量的。同时日本人远山猛雄（家庭日语先生，教我妹妹和弟弟日语的）也极力赞成。我同意了郑孝胥的建议，由他起稿，经我写的信竟交远山猛雄给南次郎送去了。这是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和反人民的滔天罪行。
我在天津时日本总领事以及驻屯军司令官时常请我吃饭。陈宝琚郑孝胥、罗振玉、郑垂和日本领事馆、司令部往来很密。天津日本司令官高田丰树曾对我表示过，大意是：过去清朝时代满洲民族是如何兴盛，到了现在满洲民族受汉族压迫、歧视，名为五族共和，却是汉族专政，而且汉族经常内乱，远不如清朝时候好了。我当时深深同意日寇的话，而正是中了帝国主义对我民族挑拨离间的毒计。后来日本桑岛主计总领事谈过也和高田丰树所说的相同的话，我也对他说同意，我表示只有中国实行帝制，才能统一富强。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土肥原贤二对我要求上东北，我完全是盲目的轻信他的话，并且没有任何条件的。我在天津所做所为都是盲目轻信，因为我只是一心专想作恢复满清的迷梦。同时郑孝胥、罗振玉也都是经常以恢复满清作为自己升官发财的事业。罗振玉经常对我说清朝的列祖列宗的所谓深仁厚泽，凡是有天良的中国人，没有不念旧回想本朝的。并常常称赞日本有了所谓明治大帝，日本才有那样富强。郑孝胥常常以中国古代“伊尹”和“臣糜”自居，表示他是复辟人物。二十世纪的今天，竟说这些鬼话。
我在一九二五年到了天津不久的时候，有东北旧军阀许兰洲曾见过我，由他介绍有叫刘凤池的，说刘在他部下做过事，他盛夸刘的才干，说是当今的诸葛亮。给我介绍和我认识后，刘就常和我要钱当路费，为的是出去做政治活动（路费少则一、二百，多则三、四百）。他说能游说东北各将领，让他们倾向于清朝的复辟。我信他的话，给他路费。他更要我拿出古董、表等物，由他拿去随便送人，为我联络。由他介绍了胡毓坤、马占山、毕浣章和我见过面，胡、马只是和我见一见，没有谈什么重要事。只是毕浣章谈过愿为我出力，在各方面联络，策划满清的复辟，我都信了。毕浣章也和我要钱，我每月收入的钱简直是不够给他们，他们是一个月内就不知要多少次。当时我醉心复辟，对于他们的话或是来信是有求必应，甚至抵押东西也给他们钱。刘凤池又让我拿出表给张学良的私人日人顾问黄慕（原姓荒木）大尉，连络他。
黄慕后随张学良入关时在天津曾见我道谢。刘凤池还是继续和我要钱要东西，久而久之，竟如大海捞针，只是让我花钱，一点成效也没有。起初我对此事没有告诉陈宝琛，因为刘凤池告诉我别跟旁人说（郑孝胥知道这事很赞成的），我被他逼得没有办法，拿不出钱来，我才和陈宝琛说了。陈说这是大骗子手，为什么理这样人呢？于是我不给他钱了，他来信很生气，我也不理他。
过了一二年听说刘凤池在黑龙江为吴俊升枪决。这罪虽然没有成，可是这都是我的思想和行动上的反人民的罪恶。
还有一件罪行是郑孝胥的介绍给我见了俄国白匪谢米诺夫。郑孝胥盛赞他有潜在力量，说他正苦于没有钱花，他要和我要钱，应当借他钱帮助招军买马，替清朝出力，帮助复辟。我听了又信以为真。郑孝胥说借他六万，我没有现款，郑孝胥把我的银行定期存款想法子给拿出来了给谢米诺夫六万元，并由郑介绍刘凤池和毕浣章和谢米诺夫见了面，来计划满清复辟。上述的刘凤池、毕浣章由于陈宝琛的揭破他们的骗局，后来谢米诺夫也是一去不复返，任何帮助复辟音讯没有，这件事就无形作为罢论。这同样是我的反人民的大罪恶，我必须负责。
第三个事情，又有一个名费毓楷的见我，也是自称能为我奔走出力，在外联络复辟，我也信了。过了些日子，他说曾和日本河本大作联络，河本大作允许帮助复辟。费并向我要钱作各方面的联络。陈宝琛听说了这事，告诉我，河本大作是日本炸死张作霖的凶手，这人阴险，万不可和他联络，而且费毓楷是居心不良，是欺骗的。从此，我不再和费毓楷见面。我的岳父荣源说有一天费见他，气愤地说他要向蒋介石控告我阴谋复辟。荣源对他说，你给溥仪写的自己要为满清复辟效力的信，还在溥仪的手中呢？费毓楷因此没有敢控告。
我从天津到东北经过：
日寇占据东北，在东北树立了汉奸地方维持会，天津日寇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找我上日军司令部见面，他劝我上东北准备主持政权。罗振玉和一日本人也早在这里，经罗介绍才知道是上角利一（日寇板垣征四郎的代表）。罗振玉交我吉林熙洽给我的信，要求我上东北主持一切。罗说上东北，可乘日本军舰。我对香椎说回去考虑考虑。我回来向陈宝琚胡嗣瑗（我的秘书）商量，他们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对我是极不妥。陈宝琛以为罗振玉说上东北，可乘日本军舰，这是决不可能的。他认为这里面有诈，他认为我去时容易回来就不可能了。因此我没有答应香椎的要求。香椎又找我第二次去，还是要求上东北，我拒绝了他。
随这前后，在我旁边发生了一些恐怖事情。一次有人拿赵欣伯名片（当时赵欣伯我并不认识）给我两筐果品，打开以后发现炸弹两枚。当时我害怕极了，告诉日本警察，由日本警察和来的日本军官拿走炸弹，不一会他们回来说，经检查是中国制造的。又一次还有一个饭店（英租界，我常去的饭店）侍者来电话，告诉我别再来这饭店。他说，有人称张学良派来的人在饭店各处找你，问溥仪在那里，他看见这人衣服露出手枪和刀子。还有许多匿名威胁信（内容记不得了），当时我感到深刻不安。可是这些事情，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故意做的烟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