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政府抗战前期的战略得失
王家典
抗日战争前期，国共两党就战略的分歧发生过“片面抗战”和“全面抗战”的论争。但是，在抗日统一战线旗帜下，两党都确认：战略总方针应该是持久战；必须经过战略防御、消耗敌人力量的阶段；防御阶段正面战场最后基本战线为日军占领广州、武汉的联结线；两党领导的军队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有分工协作；又有互为一致的一面。因此在抗战前期，两党领导的军队尚能协力战斗。应该说，抗日战争前期在国民党军事史上是比较光彩的一页。
“七七事变”前，中日两国的战力对比，无论是在陆军方面、海军方面、空军方面，还是在质上、量上，日军都占有绝对的优势。日军大本营恃其绝对优势，在卢沟桥事变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决抵抗后，便向侵华日军发出了“速战速决”的指令：
以三个师团的兵力于三个月内解决中国事件。７月２８日至３０日，日军攻占平津，扩大和加强了它的战略进攻。国民政府迅速作出反应，采取一系列战略部署，以打破日军“速战速决”战略，施行持久战战略。
主力集中华北、阻止日军南下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既没有很快建立起指挥对日作战的最高统帅部，也没有制定出对日作战的全盘计划。７月１１日起，国民政府军事机关主要长官、幕僚及有关人员，在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主持下每晚９时在其官邸举行汇报会议，讨论和部署对日作战的事宜，实际上起着统帅参谋部的作用。虽然在平津沦陷以前，汇报会议未能就对日战略作出决定，但对战斗序列的配置却极为重视。认为“目下最重要者，为部队迅速集中与配置妥当，在战斗序列未奉委座颁行以前，军委会调遣部队切实注意。”并特别注意“平汉、津浦之间空隙甚大”，要把中央军配置于此地区的第一线。在这期间，军委会把孙连仲部、庞炳勋部调来保定、沧县构筑沧保线工事。７月２６日，中国军队在沧保线集中了五个师兵力，并继续向德石线集中五个师。第二天，蒋介石在官邸会议决定：“我军应仍照原定计划，在沧保、德石二线上集中，构成阵地，期在此线上与敌作整齐之战斗”，为援助平津，与敌在永定河地区作战，“令孙连仲部二十六路军即向永定河地区线前进”。平津失陷后，蒋介石对战斗序列再作部署，８月３日向参谋总长程潜下令：第一集团军津浦北段。
第二集团军平汉北段。第三集团军胶济路。第四集团军北自兖州，南至浦口以及陇海路东段西砀山。陇海西段，由鲁西东自运河以西，北至黄河南岸，为第五集团军。
又长江以南部队太多，此时应选择数师向长江以北陇海津浦线运输。又绥远刘主席汝明所部应划归阎战区序列；并抽晋绥军三师至四师，向晋察两省进出，以傅作义为集团军总司令。同时，向华北地区大量集结军队：８４师、２１师合编为军，与刘汝明部编为察省守备军团；汤恩伯部向宣化、怀来集结，为预备军；３０师开保定，４０师开石家庄，５６师开蚌埠，２师开海州。
从这部署和兵力的集结，可以明显看出国民政府统帅部的战略意图：一、中国军队的主力集中在华北，沿着南北主要干线平汉、津浦路，重叠配备军力，以第一、第二集团军为主战场之正面，第三、第四集团军为后继梯队，多线设防，逐次抵抗，阻止南下日军威胁南京和武汉。二、在胶济线、陇海线部署主战场正面的后继兵力，既可以机动为正面战场的侧翼，同时又可以阻止可能从青岛和连云港登陆之敌。青岛和连云港是位于胶济路和陇海路东端始发点的海港，离日军补给后方（本土、朝鲜、我国东北）较近，从该港登陆之敌经胶济、陇海两线运动可构成中国军队正面主力的侧背威胁，特别是陇海路，经徐州、郑州便可南下威胁南京、武汉，又是西进西北腹地的通道。三、从平津侧背进出冀察，直接威胁平津，使华北日军主力不敢断然南下，甚至吸引其军力北向察绥，以减轻华北正面之敌的压力，迟缓其南下进程。８月６日，驻张家口的汤恩伯部两个军从北平北方大门居庸关越过长城南下进驻南口，由北而南向北平推进；卫立煌率十四集团军支援南口作战；傅作义部由大同进驻怀来，增援南口。日本华北派遣军被迫调兵向北进攻南口、居庸关等地的中国军队。南口成为华北战场的热点，有力地吸引了华北日军主力。
九一八和一二八后，日军大本营对侵华战略是有意见分歧的。海军认为上海及长江流域应为对华作战的重心，日军拥有便利的海洋交通，容易发挥陆海空军的联合威力。陆军则认为中国不是日本对手，只需华北少数兵力就可解决中国事件。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９日，日本统帅部制定的对华作战计划规定：主力四个师团集中华北战场，以“击溃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为目标，以一个师团占领青岛附近，并保有五个师团“归中央直辖，可以适应形势变化，作好准备。”这基本上是陆军的战略方针。按照这个方针，日军在华北得逞后，它在华北的９个师团的兵力必将顺理成章地向南推进，沿平汉、津浦南下攻略南京、武汉。这种自北而南的进军轴线，从地形上说，一马平川，极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快速运动和战车、远程火器威力的发挥。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攻占南京当然是日军侵华战争的重大目标。武汉在抗战前期更是我国的“战略要害”之地，它扼平汉、粤汉南北铁路干线的交会点，控我国中部东西交通干线长江中游的枢纽，地处中国大陆的心脏地区。日军从华北直冲武汉，控制了中国的心脏，便使中国大陆南北隔离、东西遮断，然后由此东旋，全部掠夺长江下游和沿海最富庶地区的人力、物力，迫使中国军队主力于东部地区背海决战，使我国无法进行持久战。由于日军的绝对优势，这一战略选择确是对我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我国历史上宋元明清几次战争也都是取此自北而南的进军轴线。因此说，国民政府统帅部所采取的把主力集中华北、力阻日军南下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
但是，国民政府统帅部在野战战略上却错误地采取了阵地战的方针，使其军力部署不能很好地发挥消耗敌人、保存自己的效能。蒋介石在８月１１日的日记中写道：“对倭取胜之要诀，在于深沟、广壕、坚壁、厚盖、固守、坚拒，乘机袭击，大敌则避，小敌则战，制敌死命，全在于此。”他的阵地战方针，在南口战役中经过实战证明是失败的。他在８月８日致汤恩伯的指令中说：“前电言注重据地，惟据点不可单独孤立，必须有大小据地相连，形成如俗语所谓梅花阵者。以一个中间主据点，与其附近四周之子据点，构筑交通壕，彼此联系；但其彼此间距离之大小，应随当地地形与敌军重炸弹、炮弹效能之长径而定其长度。……即使为其深入，则我各据点之守兵，得以四面包围齐射捕捉之，使其不能退出为主旨也。”蒋介石的计划由于战场广大，日军就以一部绕过南口侧翼，进攻居庸关、怀来，另一部由沽源南下攻延庆、怀来，形成了对南口中国守军夹击的态势。蒋不得不在８月１０日下令汤部：“南口至青龙桥、八达岭一段之铁路涵洞与山洞，须再经数度尽量之大爆破”，以阻止日军绕过南口背后运动。
毛泽东当时就批评过这一战略指导上的错误：“阵地战，在中国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一般都不能执行，这也就是我们表现弱的地方。再则敌人又利用中国土地广大一点，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因此阵地战就不能用为重要手段，更不待说用为主要手段。”毛泽东还说：“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在整个战略防御阶段，蒋介石总是坚持阵地战为主的战略方针，以致正确的战略部署却不能充分发挥其战略效能。
主力转移淞沪诱迫日军采取自东而西的战略进攻轴线
８月１２日，国民政府建立最高统帅部，初步制定全盘作战计划，确立了持久战战略总方针。
华北战事扩大，上海日本海军也一再制造事端进行挑衅，日海军部也想借此实现其把对华作战重心转移到上海和长江流域的战略方针。中国军队给予了坚决反击，开辟了淞沪战常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溯江西上便威胁南京、武汉战略要地。最初，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所规定的战略目标是有限的，只是扫荡扑灭淞沪之敌，阻止后援日军登陆，力保淞沪要地，以防日军西进，掩护首都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