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尔布特大叔”年轻时的理想，是建设一个纯而又纯的、“公平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在他看来，像中国大跃进时期那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真是太慢了，他要的是坐火箭一蹦就蹿入共产主义。占领金边后，波尔布特马上宣布要建设一个“没有富人和穷人，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理想社会。他自己也处处“大公无私、艰苦奋斗”。在他的英明领导下，柬埔寨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无正规学校、无邮政电信、无公共交通、无医院、无宗教、无法律法规、无广播电视、无出版物、无私有财产，甚至没有家庭。人们的生活都被规定好了，何时可以吃饭，何时必须劳动，何时允许性交，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他实行“平均分配”的原则，在全国建立“农村合作社”，农民和下乡的“新生者”除了保留睡觉的铺盖外，其他私有财物全部充公；每个村成立一社，三十至四十家编为一个大组，每组成立一个公共食堂，每十人一桌吃大锅饭（其实是“大锅粥”）；已婚的夫妇则被分开编组，一两个星期才允许“团聚”一次；合作社天天吹哨出工和下工，田间地头插着红旗，一片片黑衣人围着汗巾在挖土挑担；全国老百姓和军人只发统一样式的黑色“革命服”禁绝其他服装，姑娘穿花衣服就被定为“资产阶级思想”；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就曾刊登过一个柬埔寨姑娘因为恐惧已经不会再微笑的脸……如此让人叹为观止的“革命化”，发生在人类的当代史里，不能不令今人惊愕得合不上嘴巴。现在回首那样极端荒谬的情形，我们不难发现，社会理想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最容易走向理想目标的反面。
波尔布特其貌不扬，绝无留着小胡子的希特勒那样相貌鲜明，如果混在人群中，就是一个难以辨别的普通农民。但一切独裁者的特点，就在这个貌不惊人的波尔布特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他虽有书记的职务，在党内却呼为“一号大哥”；夺取全国政权后，波尔布特那帮人仍病态似地疑神疑鬼，强调“秘密工作是一切的关键”；到处是严密的监视网，宣称“革命组织有千百双眼睛”；一切消息都要封锁，在金边的外国记者全部被驱赶……而在极左思想泛滥的七十年代的中国，波尔布特的名字国人并不陌生；波尔布特来访到北京时，在住所还同种树养花的工人一同干活，更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处处体现“劳动人民本色”，你还真想不明白，这么一个“政治妄想狂”，是一个如何奇怪的高等动物。在他死时，身上穿着件皱巴巴的短袖衬衫，身边只有一把蒲扇。
这些年来，在柬埔寨陆续挖掘出大量的骷髅头骨，他们都是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统治时的杰作。除了原来旧政府的官员、军人遭到大规模屠杀外，商人和憎侣等不易改造、且对“新社会”有毒害的人，就灭了算了；旧知识分子也通通被清洗，全国只剩3个旧知识分子、1个旧技术人员得到正式录用。在1976年年底，波尔布特就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他大约是从党的内部嗅到了让他不安的气息，于是一大批中央高层领导被血腥清洗，这就是“清理阶级队伍”；在金边附近的一个集中营（亦称“S-21监狱”），就有近2万“有问题”的人被关押，结果仅有六七人生还。或许可以说，这种“灭绝的功夫”，连纳粹集中营的刽子手们看了也自叹弗如。如今，杀人机器S-21监狱成了纪念馆，其中有一张用骷髅头砌成的柬埔寨地图占据了整面墙壁，个个骷髅头空空眼窝里都在流泪嘶喊。
波尔布特在不到4年的执政时间里，就组织领导了4次大肃反，其肃反机构也够厉害的，比如在革命军总参谋部中，除了总参谋长宋成一人外，所有人员统统被捕杀。其时宋成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只因他在前线指挥而一时幸免于难，直到1997年6月才被波尔布特派卫兵给杀了，不仅宋成夫妻两命归天，连他们的9个子女也一同被杀光光。斯大林如果在地下知道这样的业绩，恐怕也禁不住赞叹：哈哈，后生可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然而，当美国记者纳特-赛耶采访临死前被红色高棉软禁的波尔布特时，波尔布特还毫无感觉和知觉地说：“我只是要斗争，不是要杀人。我的良心是清白的。”这真应验了雪莱的话：“人类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们善于创造出庄严的名字来掩盖自己的无知。”“斗争”就是这样一个“庄严的名字”，只是这里不仅仅是无知，还有无耻；波尔布特大约压根儿就不认为他和他的组织把一个国家的1/4人口给干掉有什么不对不好不妥。
一切的惨无人道，终将被历史所终结，只是时间长一点短一点的问题。从1975年4月至1979年1月，红色高棉执政时间只有3年多不满4年，暴政的“朝代”就是这样短命。1978年年底越南10万“志愿军”入侵柬埔寨，仅用两周就推翻了失去民心的红色高棉政权，波尔布特在金边陷落前一天乘一架直升飞机仓促出逃。1981年12月，柬共宣布自动解散；1985年，波尔布特“宣布退休”。当然，瘦死的狐狸比鼠大，实际上柬共仍然存在，“退休者”仍决定着红色高棉的一切。但不得人心的组织终归要众叛亲离、衰败消亡的，到了世纪末的1998年，终于成了红色高棉的投诚年和终结年，红色高棉彻底灭亡了，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而且“清空”了。
红色高棉打着的是共产党的旗号，其实是给国际共运史抹了一笔沉重而丑陋的黑色。中国曾一度是红色高棉的支持者，迄今鲜见有人认真反思那样的同志啊兄弟呀的历史。波尔布特则自称是“毛泽东的学生”（见《国际广角》一书第222页）。手头有本西哈努克的回忆录，记述的是他1970年因朗诺政变被废黜王位之前的经历；其中说到，对于他的对手红色高棉，“我的至交中国人，由于‘文化大革命’大动乱所致，也积极支持红色高棉”（见该书中译本第43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在理想主义领域里的“支持援助”，往往被“理想”的光芒照花了眼，看不到闪烁着天堂光芒的底下就是万劫不复的地狱。
谁在书写人类的野蛮史，历史总要清算的。如今，保留野蛮的“遗迹”是很紧要的，而将其建设为纪念馆甚至旅游景点对外开放也不错，这样至少让更多的公众知道历史的真相。2003年8月《羊城晚报》报道说，柬埔寨为振兴旅游业，将红色高棉最后的据点安隆汶变成了主题公园。安隆汶镇位于柬埔寨的西北边境，距离吴哥窟约120公里，这个红色高棉最后的堡垒多年来颇具神秘色彩。1979年，在越南入侵、民主柬埔寨政权败亡后，红色高棉总部就撤到了这个交通不便、十分闭塞的地方。直到1998年，这里都是红色高棉政权的核心所在地，也是波尔布特和其副手达莫的沉浮之地。这里还留有波尔布特的露天游泳池，据说波尔布特喜欢在这个与比赛用泳池差不多大小的私人泳池里与鱼儿一起游泳；而“独腿将军”达莫被政府军拘捕后，一直关押在金边的一所监狱里，正面临着“大屠杀”罪名的审判。一位首次参观了达莫的两层楼居所的柬埔寨教师心有余悸地说：在波尔布特时期，我们睡在露天的吊床上，不断遭到虫子的叮咬，周围总是由持枪的娃娃兵包围着……
我有一位爱旅游很时尚的年轻女同事，不久前从柬埔寨旅游回来，在她的MSN签名上留下这样一句话：谁说柬埔寨好玩，我就跟谁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