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14日,在陕北的毛泽东给北平的宋哲元写了一封信,对宋哲元“情殷抗日”表示赞赏,褒扬他“面对日本在军事、政治和
主笔◎蔡伟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三天,宋哲元即率第29军全体官兵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表示“哲元等分属
一面是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部逃脱,一面是宋哲元奉张学良电令死守长城要隘喜峰口、罗文峪。未来“七七事变”中29军的主要将领赵登禹等人此时几乎都在喜峰口战事中亮相。由于装备落后,29军甚至以冷兵器作为主战武器之一,以3个师的伤亡换来的“喜峰口大捷”虽然是一场惨胜,但当时日本《朝日新闻》做了这样的
但喜峰口的胜利未能阻止中央军第17军3个师在古北口的失利。中国军队全线崩溃后,1933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的占领,并将冀东、察东列为“非武装区”,任由日军进入。对此宋哲元曾自问:“为什么我们30万大军打不过5万日本军?”
虽然在喜峰口英勇作战,但1935年被授为陆军二级上将、任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前,却还是
此时的宋哲元命师长冯治安行军赶到北平,将张自忠的38师调到天津周围,赵登禹132师调往河北省任丘一带,由29军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等地。日本人默许了宋哲元的行为,试图利用29军曾长期受南京政府排挤的
不过日军所有的算计最终还是没想到,宋哲元在动摇中最终爱国信念占据上风。1936年冬,日本华北驻屯军以北平、丰台为假想目标举行军事大演习,29军也同时举行对抗性大演习。双方兵力在无形中转换,日军演习部队为1万余人,29军演习部队为5万多人。到1937年春,大量关东军入关,平、津日军增加到三四万人。29军由于对自身实力的高估,导致对日军备战产生疏忽。1937年5月,宋哲元离开北平回山东乐陵老家养病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
赵登禹是最初牺牲的29军高级将领之一。长城抗战后,第29军被调回察哈尔省驻防,赵登禹因战功卓著被擢升为132师师长,并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七七事变”后,29军试图在8月1日发动反攻,赵登禹在29军军事会议上被命令率部进攻丰台,张自忠则被命令攻击天津海光寺。但日军于7月28日凌晨提前全线进攻,29军面临仓促迎战和不能退却的两难。此时的赵登禹为南苑指挥官,与副军长佟麟阁负责指挥南苑部队。7月28日,日军对南苑的进攻,赵登禹部只有29军卫队旅和军训团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29军曾经拥有5个师,共计48个团、10万以上的兵力,仅张自忠的部队兵力就有3万人。29军士兵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