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送我到台湾义勇军少年团
母亲本名朱枫，为了工作需要，改成了朱谌之。我本来也不叫朱晓枫，为了纪念母亲，改了这个名字。
这辈子，我在母亲身边的时间非常少，八九岁之前，我跟着她，16岁以后，我们在上海共同生活了3个月。这两段时光，构成了我对母亲的全部印象。
母亲出生在浙江镇海的一个大家族，我则恰好在“九·一八”那天出生在东北沈阳，我的陈姓生父是沈阳兵工厂的工程师，在我一岁多时就亡故了。乱世里，母亲带着我回到了浙江老家。那个时候，她开始参与抗日活动，唱歌、演戏——演《放下你的鞭子》、做救护工作。我小时候总看见她忙忙碌碌，但是她的性格，却又是非常沉静的。
我们还过了一段逃难生涯，湖南湖北地跑。后来，为了不耽误我的学习和成长，母亲把我送到了台湾义勇军少年团。我在那里学习知识，参加抗日活动，在老师的影响下还悄悄地入了党。我没有受到母亲多少直接的教育和影响，但在那样的时代里，我们母女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条路。
再见到母亲的时候，我已经是16岁的大姑娘，而那时的母亲，已经从一个热心抗日的知识女性，成长为一个经验老到的地下工作者了。
在那个危机四伏的年代，我们天天生活在一起，但是闭口不谈政治，彼此心知肚明。母亲从来没告诉过我，她在从事什么工作，可是我感觉到了。我从来没跟她说我入了共产党，但她也明白。从表面上看，她是上海一家公司的会计，我是不谙世事的少女。
我还记得我们那些话里有话的对白：
一天，我带一个朋友回家玩，母亲等来客走后，问我，“这人是谁？”
我说：“我们认识很久了。”
母亲淡淡地说，“以后，不要随便带外面的人到家里面来。”
我马上明白，母亲在暗示我，家里是重要的地下联络点，不能让任何来历不明的人知晓。我很知趣地不再追问。
母亲对我的情况也是一点就透。我对她说，“我的老师(我的入党介绍人)被捕了，我需要解决身份问题。”她一句都不多问，马上想办法把我送到解放区去。就这样，我再度离开了她，这一走，竟成为永诀。
她不是个婆婆妈妈的母亲，并不整天想着把儿女护在身边，但是她为我的成长，选择了非常正确的道路。也许她是考虑我留在她身边实在太过危险，在牺牲之前，她就曾两次被捕，因为遭受严刑，拇指落下了残疾。由于长久的分离，她其实一直都很思念我。我记得她因为工作被派到香港去之后，专门买了块手表托人带给我，那块手表，两头尖尖的，非常时髦，我当时在部队里，不喜欢这样的款式，她便又想办法拿去换，前后换了好几次，才换成我所满意的朴实无华的样式。
解放前夕，她本来可以回到上海跟家人团聚，但临时接到任务，要她去台湾。那段时间，她亲情流露，先后给我写了3封信，慨叹“人非草木”，希望能与我见面，但始终未能如愿。母亲从香港维多利亚码头登上开往台湾基隆的“风信子号”海轮，不知道那时她心中，是否已有预感：此去台湾，凶多吉少。
在舟山被捕
母亲是中共华东局情报部派遣的“秘密特派员”，她在台湾的任务，是作为吴石(时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联络人，将一批重要的军事情报，辗转送回大陆。在她圆满完成任务之后，“中共台湾省工委会”的多名负责人突然被捕，总负责人蔡孝干在被捕一周后叛变，供出了400多名同志，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空前的严重破坏。
母亲得到消息的时候，从台湾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线，已全部紧急封锁。她在吴石的帮助下，乘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群岛中的定海机场，那里离家乡镇海很近。谁知吴石也很快被捕，台湾的特务马上前往舟山追捕我母亲。
母亲处事精明，她到了舟山，觉得情势不对，便没有回家，而是住进了一家医院。因为医院人员流动大，也不需要出示户口，便于掩饰身份。但即便如此，无处不在的台湾特务还是找到了她的下落。
这些经历，都是我后来阅读书报材料，才知道的。
50年代的时候，我只知道母亲牺牲了，具体情况一无所知。虽然悲痛，但并不意外，因为我从少女时代便已经懂得，她做的就是生死边缘的危险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