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制背景
1974年初，中国海军在西沙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取得了击沉击伤敌四艘巡逻艇的战绩，但也暴露出缺乏海军航空兵空中支援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海航装备的歼击机基本没有对海攻击能力，轰-5航程较远，又过于老旧不堪重任。因此适合海航使用的新型攻击机成为迫切急需的机型。在1975年的军备发展会议上，军方强烈要求三机部，现航空工业总公司，研制一种中程轰炸机以满足未来的作战需求。同时空军的轰-5、轰-6速度太慢，无法适应现代高强度作战的要求，而超音速的强-5航程又太短(1500千米)，且载弹量仅有2000千克。因此空军也迫切希望拥有兼有战斗机和轰炸机性能的新型飞机。国防科工委根据海空军的要求，确定关于新歼击轰炸机的战术技术要求，随即据此要求三机部用一个机型，装备同种类武器和机载设备，分别满足海空军的需求。在计划中，海空军的新歼轰除了作战使用的武器和配备不同外，技术性能基本一致。
1976年6月，三机部下属各单位的设计精英云集北京，被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出各自设计方案。沈阳飞机制造厂和南昌飞机制造厂率先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起先三机部倾向沈阳歼轰-8方案，该方案计划在歼-8的基础上发展一种强调对地攻击能力的轻型歼击轰炸机。沈飞以米格-23MC为基础，改歼-8机头进气为两侧进气配置，采用新型大推力发动机，在牺牲升限和速度的前提下(由20000米、M2.0下降到15000米和M1.75)，增大载弹量(由2200千克到4500千克)。同时飞机的航程也提升至3000千米以上。
南昌厂的强-6型强击机的设计思想则更加超前。从60年代到70年代这段时间，世界航空界非常流行可变翼技术的应用开发，这股潮流对中国航空业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在强-6的研发初期，部份科研人员建议在吸取米格-27，以及从越南战争获得的F-111的精华，发展我国的下一代歼轰机。其实从60年代末开始，中国唯一具有攻击机制造经验的南昌飞机制造厂，在总设计师陆孝彭坚持下，吸收部份米格-23的设计经验，已经开始设计单发双座超音速强击机，作为强-5和歼-6的共同后续机。南昌厂确定的强-6方案，采用悬臂式变后掠翼设计，机腹进气，装一具最大后推力为12200千克的涡扇-6涡扇发动机。从外形来看，强-6就像是F-16和米格-23的混合体。但计划采用的涡扇-6发动机出现了严重的技术瓶颈，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底子薄弱、技术力量不足，变后掠翼设计所带来的焦点移动与飞机控制矛盾等各种问题无法解决。最终强-6项目中途夭折。
1977年11月，西安603所在统一内部争议后，发表了第三个方案的初步设计：一种具有前线超音速低空突防能力的歼击轰炸机。603所确定了传统设计和线传飞行控制技术相结合的路子，力图使该设计达到更先进的水平。新歼轰的竞争进入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之后“飞豹”最终确认由西安的603所负责研制。据称当时赋予该项目“70工程”代号。之后，海空军因为各自作战对象不同及使用兵器不同，而对飞机座舱布局产生了争论。海军作战目标为各种水面舰艇，飞行员根据机载电子设备操纵空舰导弹进行攻击，希望采用类似美国刚服役不久的F-14的纵列双座。而空军因其主要面对是苏联地面部队，希望搞便于两名飞行员协同的并列双座布局。而当时的航空工业不足以搞两种座舱布局，双方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这一争论一下子占用了三年的宝贵时间。于是到了1982年11月，“飞豹”、歼-8全天候型计划再次全面启动。到1983年初，603所先后完成了“飞豹”结构，强度和系统原理性实验，同时转入全面详细设计阶段。同时与“飞豹”相配套的新一代“鹰击-8”(YJ8)空舰导弹的预研工作也正式开始。同年5月，国家拨专款更新603所的生产制造设备，以确保飞机的正常生产研制进度。603所在没有原准机可供参照的情况下，提出了标准设计“20年不落后”的口号，主要负责人为陈一坚。在此后10年“飞豹”的研制过程中，仍经受了“三起三落”的严峻考验。
当时，“飞豹”的研制经费只有一亿美元，最初限于条件，许多试验都是在露天完成，使用手摇计算机和计算尺处理大量数据，绘图过程完全依赖手工。最终确定的“飞豹”气动外形如下：正常式串列双座布局，常规半硬壳式蜂腰形机身，带腹鳍。中等展弦比后掠式上单翼有前缘锯齿，带下反角，气动扭转外翼，翼根有填角。斜定轴全动式中下平尾，大后掠单垂尾。两台涡轮风扇发动机并列装在后机身内，进气道位于机身两侧翼根处。
携带4枚反舰导弹的飞豹，飞豹最早装备于海军航空兵，空军装备的是飞豹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