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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年后——1986年8月25日，我在北京见到已经50岁的林模丛。他是从昆明到北京来参加“中国速记10周年学术交流会”的。我真难以相信，站在我面前的这个穿着粗布对襟衬衣、土布粗腿裤子和手缝厚底布鞋，面目黧黑的汉子，是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曾经给蒋介石当过十年秘书的林春华的独生子。林模丛从一个十年前在北京已经见不到的旧式挎包中，拿出日本和台湾省速记界友人纪念他父亲的来信，我才知道林春华先生还是中国最早的速记专家。林模丛相当健谈，而且十分坦率。
我问他：“你这种出身，当时积极参军的动机是什么？”他说：“参加志愿军当时是很时髦的啊。”他向我谈起在朝鲜被俘的经过，谈起战俘营中的生活。那时，林春华的好友和黄埔军校的同窗邓文仪在台湾任国民党的国防部部长，邓文仪很喜欢好友的独生子，曾经带着年幼的林模丛逛过马路。台湾特务在战俘营里到处打听：
“这里有没有林春华的后代？”有一次问到他：“你是不是林公子？”他摇了摇头。
我们又谈起那个恐怖之夜，我问他：“你为什么说共产党比国民党好？”他笑了，他说，那时想的很简单。他参加志愿军时还是个仅15岁的调皮孩子。他被分配到某部宣传队当小演员。宣传队的指导员是个快刀岁的“老”共产党员。他对林模丛和其他同志好极了，行军时背着林模丛走，晚上给他烧洗脚水，半夜里还叫他起来尿尿。林模丛是独生子，他觉得指导员又像妈妈又像爸爸，他真想有这么一个大哥。以后，在一次战斗中，在一颗炮弹飞来的瞬间，指导员扑在一个小演员的身上，他倒在了血泊中。而到了战俘营以后，林模丛看到那些带着国民党党徽的败类，打人、杀人、欺压战俘，无恶不作。他说：“这些人天天在给我上课，我就是在这种简单的对比中认识了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他笑着说：“你信不信？当时我想得就这么简单。”
我也笑了。是啊，人们往往就是以直观的形象来认识那些长篇大论也难以讲清的道理的。我知道他回国后受了很多苦：1954年他到成都效区当了农民，第二年考上了四川大学历史系，一年后因政治审查不合格被开除学籍，回到成都市效区当民办教师，1959年又被清查；1961年他祖母、母亲病逝后，他迁到昆明郊区投奔叔叔，在一个农场当了工人，直到1985年，他被落实了政策，到农场子弟小学当了教师。
我问他，他对当年的那句话是不是后悔了？
“哪句话？”他很快明白：“今天，又经过30多年的比较，我还是说共产党好。”
为了这句话，在那个恐怖之夜，他被毒打了3个多小时，昏过去5次。
晚上10时，七十二联队三大队大队长王育民命令各小队把要回国的战俘拉出来。
十几个人被拧着胳膊押到两个铁皮棚子中间的空场上。手持木棒的小队长们、警备队员们站在两边。一个粗鲁的声音喊道：“跪下！”
被俘的志愿军某部排长张振童喊道：“同志们，咱们起来和他们干！”他的话音没落，王育民一声“打”，霎时，木棒劈头盖脑地打下来。张振童在乱棒之中转身向后跑去，打手于江伸手抓住他的衣服，被张振童狠狠地咬了一口，“啊”的一声松开了手。张振童继续跑去，被追赶上来的四中队长孙海东一脚踢倒，两个人在地上扭打起来。
王顺清、李大安听到打闹声，带着警备队赶来。两个警备队员架着张振童，棒子、鞭子一起打，顿时张振童满身是血，但他仍然不住地喊着：“共产党万岁！”李大安右手握着匕首走到张振童的面前，举手一刺，戳进张振童的右小腹部。
张振童“呸”的一声，把一口带血的痰吐在李大安的脸上，大声骂道：“败类！
特务！王八蛋！”李大安伸手又是两刀，张振童仍然骂不绝口。
七十二联队700多名战俘被押到“自由大礼堂”里，这个平时牧师讲《圣经》的地方，现在变成了屠场。700人被分批带进来，谁也不能抬头。在昏黑的礼堂里面，手拿凶器的打手早已布置好。进来一批打一批，鲜血流满礼堂的地面。
二大队的林学逋被败类们拉出来。王顺清亲自审问他：“你说，你到哪？”
“回祖国，回大陆！”
“你为什么回大陆？”
“我生在祖国，祖国有我的父母和亲人。”
王顺清气得答不上话来，喝令打手狠狠地打。一阵棍棒之后，王顺清又问：
“共产党对你有什么好，你跟着共产党有什么好处？”
林学逋的父亲林乔根先生是国民党四川省乐山县的参议员，国民党县党部书记。
他兄妹9人，林学逋排行老二。大哥林心1948年随国民党空军幼年学校转到台湾，退役时为空车上校飞行员。全国解放时，林学逋是四川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1951年，朝鲜战火燃起，他怀着保家卫国的一腔热血参加志愿军。当时他的父亲正被我人民政府劳动改造。父亲写信支持他参军，母亲把他送上火车，自己挑起了抚养七个孩子的担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