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页搜索：
当时中央情报局在越南的特工人员遍布各个阶层，可以说我们所得到的情况比任何一个美国人或者越南人都要全面得多。我们发现了官僚统治者与冷漠的农民之间的鸿沟及它同城市中产阶级的疏远，因而为形势感到了担心。但是当理查森站长的这个担心被吴庭儒转达给吴庭艳总统时，吴庭艳总统却抱怨说，在他的国土上到处进行刺探的美国人太多了。
这次佛教徒游行示威的升级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公然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我们情报网甚至已经了解到以在西贡将领中颇具声望的总统府顾问杨文明中将为首的军事将领，以副总统阮玉书先生为首的文官内阁与宗教领袖释智光和劳工领袖宝先生在公开的、半公开的或是私下的场合都在互相呼应。但是，这个情况不知为什么被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康严密封销了；实际上，洛奇大使、哈金斯将军和麦康先生一直在实行相互封闭，以致达到令肯尼迪总统担心的地步。
作为特种部队名义上的顾问，我一直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把所有情况（包括审讯的细节），都及时地报告给理查森先生。
1963年7月2日晚11时，五辆装甲车开进了首榜勋街。那时天正下着大雨，街上没有行人，装甲车的隆隆声被雨声淹没了。一位身穿特种部队军官制服的青年军官从一辆装甲车上下来，走进特别警察临时协调指挥部的楼房。
“情况非常紧急。”辉中校神色紧张地告诉我说：“我必须马上把犯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是否要把他们送往志和监狱？”我问道。
“不，那里更不安全。我们去隆成营！”我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因为隆成营是直接负责防止军事冲突的特种部队的秘密训练营地，对军方和外界一直严格保密。隆成营训练营地的长官黎光松上校是吴庭儒的亲信将领，领导着由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最先进武器装备的一支实力强大的特种部队。如果不是由于不得已，我相信吴庭儒是不会决定把犯人送到那里去的。
被秘密转移到隆成营去的犯人，除了四名尼姑以外，还有《善意报》的编辑范廷康、嘉定省议员杜光文和一名陆军电台的女报务员。所有这些犯人都戴着手铐，眼上蒙着黑布，被头戴白色头盔的特种部队士兵押上了停在门外的装甲车。
望着装甲车队消失在雨幕里，我心中第一次怀疑起一直得到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军方支持的吴庭艳总统政府的稳固性和控制局势的能力。
第二天早晨，我听到协调指挥部遭到袭击的消息，吴庭儒下令警察实行戒严，封锁所有的路口，顿时西贡市的空气紧张起来，似乎随时都要爆发战争。
科奈恩上校来到了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的驻地，与理查森先生秘密商谈了三个小时之后，决定派我以特种部队训练顾问的身份去隆成营，调查那里的武器装备情况及那七名犯人的行踪。
“你认识黎光松上校。”理查森先生对我说：“我将通知他，你到那里去是为了使美国及时对发生的一切作出迅速的反应，这样他们是欢迎的。至于吴庭儒那里，我想很好解决。”
我知道理查森先生与吴庭儒及他美丽的妻子之间的特殊关系。许多被执拗的吴庭艳总统断然拒绝的事情，就是通过吴庭儒瞬间得到了圆满的解决。理查森先生，与瑙尔汀大使一样，是吴氏家族的密友，深深懂得他们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从来不触动他们敏感的神经，总是对他们提出建议而不是命令，因此不管吴庭艳还是吴庭儒夫妇都是乐于听从的。
果然，吴庭儒几乎未经思索便同意我到隆成营去，并且为我此行提供了各种方便。
1963年7月5日，我在辉中校的陪同下，于下午四时左右来到了位于西贡以北约三十五公里、与阮文绍上校指挥的第五师相交的隆成营秘密基地。
隆成营的营地面积很大，戒备很极为森严，每个路口都有装甲车和全副武装、头戴白盔身穿武装服的特种部队士兵把；士兵们有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最先进的杀伤力很强的自动武器及通讯设备，严密地盘查通过路口的每一辆车辆。道路两侧设有许多混凝土筑成的工事，显然是作为防御用的；工事与工事之间拉着铁丝网，并设有壕沟；路卡以外的地带埋着自动地雷，最近的一个战略村距离隆成营也有八公里远。
尽管关卡的军官认识辉中校，还是非常仔细地检查了他的通行证，并在最后一个路卡换成红色验证牌。辉中校告诉我，即使吴庭儒到这里来，也需要经过同样的检查。
在前往营地指挥部的沿途，我们见到正在烈日下进行训练的特种部队的士兵和坦克。距离指挥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军用机场，那里停放着三架T-28型战斗轰炸机和一架HU-IB型直升飞机。
指挥部设在一座坚固的水泥结构的房子里，四周有高大的棕榈树和菠萝蜜树遮盖着，因此非常凉爽。
黎光松上校，一个吴氏家族的忠实支持者，与我在1961年就已经认识。
“自从兰斯代尔上校回国以后，美国的态度越来越保守。”他用法语对我说。“这几次叛乱都发生在陆军部门，而且在六月顺化动乱中，陆军为特种部队的行动设置了许多障碍。”
“最近的群众运动与陆军的态度有什么关系吗？”
“情况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他回答道。“但是我认为是有关系的。”
“那么为什么把犯人送到这里，而不送到志和监狱呢？”我问道。
“因为这些犯人都是有背景的人物，有些人也在想尽办法寻找他们。”
“你是不是指陆军的人？”
“不完全是。”他回答说。“比如范廷康，就是胡志明派到南方的特务。在他被捕的当天就发生了武装袭击警察局的事件。”
“也许你已经知道前几天协调指挥部遭受袭击的事情吧？”我问。“你是不是认为那件事会与陆军有关系呢？或者说与陆军中什么人有关呢？”
“由于袭击指挥部的人没有抓住，所以不能肯定地归咎到陆军身上。然而他们是掌握我们逮捕了陆军电台的一名女报务员的情况，另外，被捕的人中有总参谋长黎文金少将的侄女，这就更加令人怀疑了。”
他站起身，从保险柜中取出一份材料递给我。
“这是陆军电台的女报务员的口供。”他说。“她供认曾经为一位将军与释智光进行过联系。”
晚上，我和黎光松上校来到机场边关押人犯的混凝土避弹室。我们走进去的时候，犯人正在一名手持皮鞭的上尉和五名士兵的监督下进行忏悔。一面墙上挂着吴庭艳总统的肖像，七名犯人跪在地下，又手向前平伸，目光盯着肖像以示悔罪。那种方法实际上是在“控共”时期经常采用的一种体罚，为的是使犯人在肉体痛苦时反悔自己所干的事情，做出另外的选择。
七名犯人看上去已经以那种姿势跪了很久，平伸的手臂不断颤抖，脸上都挂着汗水。
“请让我休息一下吧！”那名身穿咖啡色卡叽布陆军制服的女报务员恳求道，眼睛没有敢偏离墙上的肖像。她的军装已经被汗水湿透，双臂颤抖得非常厉害。
“不许说话！”那个上尉喝道，用鞭子在她的背上抽了一下。
忽然，名叫杜文光的议员身子摇晃着向前面倒去。“我的心脏病犯了！”他痛苦地喘息着说，面色苍白，用手扯住胸口的衣服。
那个上尉怒骂着，走过去用鞭子抽打他的面部，同时用脚踢他。开始的时候，议员还滚动着哀求，渐渐地他不动了，任凭上尉和士兵踢打，躺在地下浑身打颤。
“停下！”黎光松上校命令道。他把手靠近议员的鼻孔，发现他的呼吸已经极其微弱了。
“把他送到医生那里去！”他命令道。
四个士兵走过来，抓住他的手脚抬了出去。
“这个家伙非常顽固。”黎光松上校给我介绍道。“他自恃与郭从德总理的关系，煽动群众游行，递交请愿书。佛教徒事件发生以后，他鼓动议员们向总统提出抗议，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
“你们逮捕他，会不会引起更大的麻烦呢？”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