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纪实：1937南京浩劫

松井石根在亲自起草的《攻占南京城要领》中已经明确规定，无论中国守军投降与否，都要进城扫荡。

这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突遭横祸，顷刻之间家破人亡……

常志强本来住在夫子庙附近，沦陷前夕，在逃往难民区的途中，全家八口人和一群难民在内桥南面的王府园过了一夜。这一夜，常志强感到天气特别冷。第二天早上，大家正准备离开，然而，灾难降临了……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

"就听见外头喊，日本鬼子追的人喊杀的那个样子，救命啊，跑啊，叫，叫得很惨。"

大家吓得全都愣住，而日本兵已经冲了进来……

"冲进来，一进巷口，他看到我们这些向外走的人了，他端起枪来，步枪，端起来啪啪啪打枪。这一打枪，前面两三个人就倒下来了。"

常志强的父亲当即中弹身亡，日本兵一面开枪一面逼近……

"逼近了以后，到里头，枪他不好开了，就用刺刀，枪头上的刺刀捅……"

常志强的母亲被一刺刀戳倒……

"我母亲跌下来了，夹着我的小弟弟还没有放松，还夹着我弟弟，撑着又站起来。站起来后，鬼子接着又来第二刺刀。第二刺刀又捅过来了。这时候我母亲，我母亲个子还比较大，身体也好，我母亲一把就抓住他的刺刀，推着，不给他戳。当时我和我姐姐都吓得大哭，哭起来了，拼命地抱着妈妈哭。鬼子把刺刀猛一下给拔出去，我母亲的手划得血淋淋直淌。最后，刺刀拔出去以后，他接着，一刺刀捅过来。这一刺刀捅来，捅得比较重了，我母亲就倒下来了。我小弟弟在地下哇哇地哭。哭着就朝我妈妈腿面前爬。鬼子顺手就把刺刀，走我弟弟屁股上头一刺刀，一挑，摔得老远的。"

常志强的另外三个弟弟，分别只有四岁、六岁和八岁，他们一个个地被日本兵的刺刀夺去了生命。

"我姐姐也被戳昏死在地下，比我大两岁。一个鬼子跑过去，拎着她的头发，把她朝旁边一摔，挡着我的去路，我在那边，这时候我也在哭在喊……喊着喊着，我这个眼睛，当时我心里不舒服，眼睛冒火花，嘴里要吐清水，就一下昏过去了。"

等到常志强和姐姐苏醒过来，那几个日本兵已经不见了，留下的是满地尸体。常志强的母亲在临终之前还挣扎着给身受重伤的孩子喂奶……

"我看到那边（我弟弟）在吃奶，这边我妈妈戳的刀印子。她叹气的时候血泡泡向外面冒。我用手拼命地捂住，我说妈妈我给你捂着。我说捂着可能就好了，可是我弟弟他不懂，他要吃奶。我妈妈看着我眼泪直朝底下掉，说不出话来。掉着掉着以后，我妈妈头一倒，倒过去，这时候我晓得我妈妈死了。"

年仅10岁的常志强和12岁的姐姐抱头痛哭。而此时的南京，就像他俩的父母兄弟一样，随着日本军队的铁蹄所至，更多的中国人也正在遭到戕害……

在幕府山下的大湾子，钮先铭所见到的成片成堆的尸体，使他"心惊肉跳，惨不忍睹"。

钮先铭，教导总队工兵团营长兼团副，12月12日撤退未成，无意中闯入幕府山下的永清寺，情急之中削发为僧，法名二觉。

铁蹄之下的南京，哪里还有什么"佛门净土"！他一次又一次受到日军盘查。

入住永清寺的第二天，钮先铭惊魂未定，就被日军强征挑柴到上元门，目睹大批中国战俘聚集在江边，一百多个日本兵"四面都架着轻重机枪，将人数超过百倍的散兵包围着。"

(栗原利一绘制杀人略图)

三天后的傍晚，大批日军突然来到永清寺周围的石榴园，砍了许多树枝，长约五六尺，前面还留了树杈。入夜，钮先铭听到了机枪的扫射声。

十多天后，钮先铭才解开心中的疑团，他在永清寺下游一两公里一个叫大湾子的地方，看到了日军屠杀中国俘虏的现场。那天日本兵到永清寺来砍石榴树枝，原来是用作推尸体的工具。可是尸体有两万多具，日军"尽管是想尽方法用树杈推到江里去，却无法使其畅流，以致使那么多尸体，完全滞积在浅水和沙滩的旁边。"

南京大屠杀的十七年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这个叫太田寿男的日本战犯交代了在南京抛尸灭迹的事实。

太田寿男供认：从1937年12月14日到18日，他所供职的南京碇泊场司令部共处理10万具中国人尸体。加上作战部队处理的5万具，总数为15万具。在整个15万具尸体中，军人仅为3万，其他均为南京市民，市民的尸体中有男有女，有老人，也有儿童……

在侵华日军的词典中，所谓扫荡，就是屠杀。至于"处理、解决、处置、处分、处刑、扫除"等等，其实也是屠杀。在日军的命令文书、战斗详报、阵中日记以及老兵的回忆中，这些字眼儿比比皆是。

以"处理"为例：中岛今朝吾在12月13日的《阵中日记》中写道："因采取大体不留俘虏之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光是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15000人。"

中岛今朝吾在日记中还写道："守备太平门的一中队长处理掉1300人。现集中在仙鹤门附近的约有7000-8000人。……处理掉这7000-8000人，需要一个相当大的壕沟，很不容易找到。所以预定把他们先分成100人、200人一群，然后诱至适当地点处理之。"

东史郎当时具体参与执行了"处理"的命令……

参加南京大屠杀的士兵东史郎"12月14日，我们从国际难民区抓到五百人，把他们带到玄武湖通通杀死。12月16日，我又接到上级的命令，收容两万名中国俘虏。因此，我们到了马群镇。虽然上级说有两万多人，但我们去看了，大约有七千三百人左右。我听说要把这七千三百多俘虏"处理"掉，当时我想，七千多人，这么庞大的数字，应该不会全部被杀死。后来这七千多人，按照五百人一组、四百人一组，全被杀死了。"

尽管日语把照片称为"写真"，然而，与日军一起涌入南京的随军记者所拍摄的照片，只要稍稍透露出事实真相，就被盖上了"不许可"的印章。日本战败后，军部下令"必须将战争见证的资料全部烧毁"，但每日新闻社大阪总部却保存了所有的照片，并在1998年编辑成两册《"不许可"写真集》出版。

从当年"不许可"发表的照片上，对于日军的侵略罪行、对于南京大屠杀，我们可以看到冰山一角。

除了记者，日军官兵普遍有一种变态心理，喜欢把杀人、强奸作为英雄壮举"立此存照"。他们用镜头将人们带到了犯罪的第一现场。

正是日军自身留下的罪证引出了这本相册背后的故事。

十六张照片洗印者罗瑾"38年的1月份，有一个少尉日本军官，抓着一个战刀进来了，拿着两卷胶卷给我们冲，叫我们每样洗一张……"

冲洗出来以后，罗瑾一看，不禁怒火中烧，照片上竟然都是这些内容……

"我就到里边去的时候，匆匆忙忙，心惊肉跳，把这一卷凡是杀中国人头的和强奸的，我都把它每样多印了一张出来。"

类似的例子并不鲜见。

1938年，美国《瞭望》杂志发表了一张日军在南京刺杀战俘的照片。说明词中写道："这张照片是日本人自己拍摄，胶卷送到上海冲洗时，在一家日本人开的照相馆工作的中国人多洗了一套，然后偷偷带了出来。"

另外一组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刊登在1943年10月1日出版的美国《画报周刊》上。

2003年，又一本日军老兵的摄影集公布于众。

这是一个名叫伊藤兼男的日本航空队队员留下来的。照片记录了1937年7月13日至1938年3月30日期间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及以后几个月的照片有144幅之多。每一幅照片之下，都有伊藤兼男本人写的详细文字说明，标注了照片的拍摄时间、地点和出处。

这一页，大概伊藤兼男自己也看不下去了，在册页的右上角写了个"惨"字。照片上的日军，随时准备着给还有口气的遇难者补上一枪--这，就是大屠杀的场面……

（字幕）侵华日军在南京大规模的屠杀：

燕子矶集体屠杀五万余人；

草鞋峡集体屠杀五万七千余人；

鱼雷营、宝塔桥一带集体屠杀三万余人；

煤炭港集体屠杀三千余人；

中山码头集体屠杀一万余人；

汉中门外集体屠杀二千余人；

三汊河集体屠杀二千余人；

江东门、上新河一带集体屠杀二万八千余人；

凤台乡，花神庙一带集体屠杀七千余人

仙鹤门集体屠杀七千余人；本片的真正意义，是希望每一个热爱和平的人都能团结起来，为这个世界不再有战争、不再有苦难而努力。

--CCTV《军事纪实》

《1937南京浩劫》第二集

我那年才八岁，日本兵一来，全家九个人被杀了七个，只剩下我和吃奶的妹妹。我天天哭，眼睛哭烂了，烂了五十年了，一直看不清！……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语005年8月22日，中国国家博物馆，迎来了一批特殊的观众。他们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朝鲜等三十四个国家的驻华使馆和一些国际组织在北京的派驻机构。在这里，他们观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六百余张照片，七百五十三件文物和史料，杀人、强奸、抢劫、偷盗、纵火，眼前的一切，让他们触目惊心。尤其使这些外交官们感到震惊的是，在南京国际安全区内，日军也公然无视国际法，挑战人类道德底线。当年那些占领了中国首都南京的日军，究竟在安全区里干了哪些暴行呢？

早在1937年的冬季来临之前，战争的血雨腥风向着南京猖狂聚集的时候，忧心忡忡的人们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一旦南京陷落，偌大的城区范围内，哪儿才可以找到一块安身之地呢？

战乱中的南京民众是不幸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这样描述：

"成千成万的难民，为死亡所威胁，为黑暗所包围，他们的一线曙光，只是希望能够到达一个外国人管理的安全区域。"他们所向往的这个安全区域，就是由中外人士不约而同建议创立的南京国际安全区。

11月22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正式成立，十五名成员中包括约翰·拉贝、约翰·马吉、贝德士、米尔斯等人。

美国圣公会牧师约翰·马吉，同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

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主任约翰·拉贝，被推选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表示："我推辞不掉，为了做件好事，我让步了，但愿我能够胜任这个也许会变得十分重要的职务。"

12月8日发布的《告南京市民书》，标志着南京国际安全区已经开始运行，文告用肯定而热情的语气发出召唤："我们相信，倘然中日双方都能遵守他们的承诺，这个区域以内的人民，当然比他处的人民平安得多啦，因此，市民可以请进来吧！"

难民如同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进安全区。与此同时，南京的外围阵地已经失守，日军兵临城下，形势变得万分险峻。

无论是拉贝主席和他的志同道合者，还是云集而来的难民，此时都相信这个安全区也许是救苦救难的"诺亚方舟"。

在安全区西部，清凉山麓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2月8日收留了第一批妇女和儿童。将学校设为难民所的是美国人明妮·魏特琳，她的中国名字叫华群。

魏特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育系主任。1937年7月，她本来在青岛休假，但是，当她获知"七七事变"爆发的消息后，就立即返回学院。南京沦陷时，她和少数教职员工留了下来看管校园。这一年，她五十一岁。

这一夜，气温骤降，屋顶一片白霜。下半夜，已经是1937年12月13日，日军从南京坍塌的城墙缺口蜂拥而入。

就在这天上午，一队日本兵首次出现在南京国际安全区。

也就是12月13日这天，有上千名中国军人进入安全区寻求帮助。安全区的委员们遵循国际惯例，劝说他们放下了武器，以期得到日方的宽待。但是，这些战俘很快就被日军分批杀害了。听着机关枪扫射声传来，安全区的委员们都惊呆了。

安全区也不安全，正是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打破了组织者最初的设想。

为此，善良的拉贝先生多次驱车前往日本大使馆交涉，但无济于事。在路上，他才真正了解到南京被破坏的程度。汽车每开一百米到二百米的距离，他们就会碰上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

12月15日中午，拉贝先生终于见到了日军参谋长。在会晤纪要中，这位日军指挥官表态："如何处理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您交给日军办理，您可以相信日军是有人道主义的。"

谁知，当拉贝刚返回委员会总部还没进办公室，勤杂工就急匆匆地告诉他一个不好的消息：一队日本士兵又闯入安全区，将一千三百名原中国士兵捆绑起来。

拉贝和米尔斯等人试图解救这批人，但是白费口舌，这些战俘很快就被拖走枪杀了。

这个影像片断是马吉牧师从窗口拍摄到的，时间是日军攻占南京的第四天，12月16日，地点在南京安全区内的上海路。当时，他看到一队日军士兵突然闯入安全区，灾难降临了，日本士兵开始四处搜寻中国男人。凡是被拉进这个队伍的人，只要带离安全区，就会立刻被残忍地杀害。

画面的右下方可以看到一个妇女跪在地上向日本兵求情，恳求他们放了她的丈夫或是儿子。但是，她的努力并没有成功。

画面上始终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这正是当时南京安全区的缩影。

米尔斯的女儿回忆说："有一件事是我父亲亲眼目睹的，有一次他看见一些中国男人被抓起来，只是因为他们手上有老茧。而日本人说，有老茧就可能是携带枪的中国兵。日本人把这些人用铁丝捆起来，往他们身上浇油，烧死了他们。"

南京，这座一度积极推行过首都建设计划的城市，如同倒退至蛮荒时代，一片死寂。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开始持续六周的大屠杀、强奸、抢劫、焚烧。

日军的暴力、抢劫、纵火和强奸事件，就像瘟疫一样在这座以历史文化著称的城市中蔓延。

起初，魏特琳根据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实际情况，按照每个难民人均十六平方英尺，也就是大约一点五平方米的空间计算，估计只能容纳二千七百五十人，但是，随着妇女和儿童源源不断地涌入，校园里的难民一再暴涨，很快就达到了一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