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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红军北上抗日
“九一八”东北沦亡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遵义会议），恰值中国共产党在新的错误路线领导时期，使中国红军和红军根据地，受严重损失，红军乃由各根据地退出，实行战略转移，一方面保持革命的武装力量，一方面必须北上抗日。于是爬雪山，过草地，备经艰苦，坚决奋斗，才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即有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共产党并发表宣言，建议国民党团结御侮，号召全国一致抗日，乃蒋介石反动派顽固拒绝，而全国人民都一致拥护，这种政治影响，更感召了东北军的中下级官兵和流亡在关内的东北进步人士，都愿望停止“剿共”，解除内战，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
因而非情愿入陕“剿共”之东北军，兵无斗志，士多反蒋。而蒋介石则一味骄狂自负，对此实际情况，昏然不省，只认定红军在长征过程中损伤甚大，不使其有喘息机会，遂急命张学良率东北军入陕，与西北实力派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合力“围剿”。张学良初亦以红军此时已无多大力量，错误地认为可以用东北军的优势兵力解决红军，然后再实现其“抗日”和“收复”失地的目的。迨与红军接触后，在陕北大小劳山及直罗镇等战役，遭到严重惨败，牛元峰、何立中两师长阵亡，中下级官佐以及士兵多数被俘，方觉悟兵在精而不在多，况且战争胜利主要决定于正义，而不决定于武器。在此重创以后，张学良面临两种不同的对待，即一方面，红军优待东北军被俘的官兵，他们号召被俘官兵，去留随其自愿；而另一方面，蒋介石却乘机削弱东北军的实力，对于牛、何两师的番号，公然撤销，不再补充。这原是合乎蒋的阴谋，不足为怪。但在这两种情况对照之下，是非利害一清二楚，何去何从无待犹豫。此时，张学良一向对蒋介石的信服，自不得不发生变化。
同时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一方面抵御蒋介石的所谓围剿；一方面巩固革命政权，并进行各式各样团结御侮的政治活动，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例如拥护张学良将军共同抗日打回老家去的标语，揭穿蒋介石安内攘外的谬论，皆深得人心。故共产党之威望日隆，尤其进步青年之景仰，若大旱之望云霓。虽当时红军的人数有限（约二万五千人左右），而由于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其实力之坚强，远胜于反动派号称百万的所谓国军，虽因反动派的拦阻，未得正式与日寇接触，但实已打下后来抗日胜利的巩固基矗四张杨合作“九一八”后在关内之东北军，约有三十万左右。除万福麟部五十三军共四个师驻河北保定一带，另有黄永安（号大定）之炮六旅驻防洛阳未开入陕甘而外，其余包括于学忠部五十一军共三个师，董英斌的五十七军（后由缪澄流接充）共六个师，王以哲的六十七军共四个师，另有张廷枢（张作相之子）的一个师（后由霍守义接充）和刘多荃的一个师（即百零五师，共三个旅，实际他每个旅等于一个师，亦即三个师的兵力），加以何柱国的骑兵军共五个师，再加上三个独立炮兵旅和一个辎重大队、一个工兵团等，总共约二十万左右，均于一九三五年的五月到十一月末，先后开入陕甘边境，声势之大，可想而知。同时西北十七路军，杨虎城将军是一地方实力派，故蒋介石外示优遇，而内实嫉之，杨亦自感孤危，对于东北军入陕，既愿嘤鸣求友，又恐齐大非偶。而东北军初次入陕，对于西北的风俗习惯不甚了解，加以带兵的军官们自以兵多饷足，此行大可以战胜共产党红军，不自觉地有些骄气，在小的事务上，言语态度，给人以不良的印象。因此十七路军和杨虎城将军，对于东北军和张学良之间，有些误会。蒋介石也怕张、杨会在一起真正合作，将必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于是利用其特务分子在西北散布谣言，谓张学良失掉东北，有取西北而代之的企图。这样就更增加十七路军和杨虎城对东北军的疑忌。张学良为解除误会，避免冲突起见，曾派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先后见杨虎城主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加以解释。但未收效果，反而增加误会。迨后高崇民在上海经胡愈之、杜重远等计议，应劝阻张学良，不要随蒋介石打内战，要保全实力，联共抗日，才能解除张、杨之间的误会。高由一九三五年的九月，从上海回到北方，经过天津、北平，分别和陈先舟、王梓木等商谈以后，于同年十一月间到达西安。适值张学良去南京开会，高乃把杜重远致杨虎城的亲笔信，通过杜斌丞，由杜斌丞介绍见杨虎城将军，由此与杨相识。迨张学良会毕回西安，高始向张学良副司令力陈红军之不可“剿”，亦绝对“剿”不了的道理，并指出蒋介石令东北军“剿共”完全是一种阴谋。张表面虽未接受高的说法，内心实甚满意，乃首先告高以西北军与东北军之间的误会，必须解释开，方可共图大事。当即授高以解除误会的使命。高于是代表张学良再见杨虎城将军。高根据张的指示，见杨时披肝沥胆，说明张之苦心孤诣，绝无失掉东北而企图到西北苟安之意。杨大为感动，认为高之言谈态度爽直诚恳，无当差气习。是日，留高午餐，请其夫人谢葆贞作陪，三人围一火锅，边吃边谈，尽欢而散。高以后即留西安，作些宣传抗日活动，例如出一本小册子，名为《活路》，鼓吹联共抗日，散发给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杨主任一度同杜斌丞带高到三原，见孙蔚如、赵寿山等高级将领。同时，中共地下党人在十七路军里，又作了许多推动团结的工作。从此十七路军对东北军逐渐谅解，张、杨取得一致抗日的意见，走上合作的道路。此时国民党特务组织，在西安乱行捉人，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宋黎等，和张的职员某，先后被绑架。张为拿到国特的把柄，以资镇压起见，乃以武装包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抄出特务对于张、杨造谣诬蔑的文件甚多。不过为避免蒋介石看出张、杨合作的破绽，故意表示两方有矛盾存在，以麻痹蒋介石派在西安之大员如邵力子、晏道刚等和其他特务分子。这是张、杨明白蒋之挑拨阴谋以后，将计就计之策。所以西安事变，国民党反动派事前毫无察觉。特务头子戴笠事后向张、杨表示，因以张、杨为自己人，故未加防备云云。此无非掩饰其特务工作之失败而已。
五三位一体
三位一体，是指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和共产党红军联合起来，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一种新形式。这三位一体的所以形成，第一，是由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其次，是由于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和红军接触之后，在西北各战役中，俱遭受重大损失，张、杨在军事上得到了严重的教训，在政治上也提高了新的认识。尤其十七路军杨虎城，一面与共产党对立，一面为了防备蒋介石的压迫，表面佯为不知，内里有意的涵养一些革命党人和进步的军政人员，如张汉民、阎揆要、张希钦、赵寿山、杨明轩、杜斌丞、王炳南……等。故十七路军素有进步之名。至于东北军经受红军惨痛的打击后，张学良鉴于红军之不可“剿”和“剿”不了的事实，为了保全实力，准备抗日，不再受蒋介石的阴谋摆布起见，亦思与共产党取得联系。所以当时通过在上海的李杜将军，请共产党员刘鼎以李杜将军代表的名义，住在西安张的公馆，作为顾问；同时张还拟走国际路线，密派栗又文赴新疆联系盛世才，实际是为通过盛以接近苏联。但当时苏联对中国的看法，认为国民党已经掌握了政权，特别重视蒋政权，而不重视地方实力派。惟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具体情况，采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尽可能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娶分化、打击、削弱蒋介石的反动势力，以便彻底实现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即以张学良、杨虎城两个地方实力派为主要统战对象，分别进行工作。运用与张、杨有联系的青年和进步人士，如刘澜波、宋黎和高崇民等，在张、杨之间和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中，起到他们一定的作用。最收成效的，是释放被俘的东北军中级军官如高福源等，与张学良将军直接通气。
因此张、杨两将军，在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已经与红军形成默契，尤其张学良将军与中共负责人李克农、周恩来先后在延安会面协商以后，对红军不但不进行“围剿”，而且暗中接济金钱和军用物资等。所谓“剿共”只是蒙蔽蒋介石的耳目，作些假象。这种协定之成功，实是中共统战政策的一大胜利。可是张、杨虽皆与红军暗中有联系，但彼此都心照不宣，丝毫不敢暴露，甚至互有戒心，以防泄密。因此，张学良将军作进一步的努力，拟与杨虎城将军举行秘密会谈，以便交换意见，决定如何联共抗日，扭转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当时张驻洛川，遂通知高崇民陪同杨虎城，由西安飞赴洛川。二位将军在极端慎密的商谈以后，确定了不打内战联共抗日与共产党红军三方合作的意见，并由张担任劝蒋，放弃所谓安内攘外的政策，当时共产党亦放弃反蒋抗日为联蒋抗日。这是形成三位一体的初步经过，亦即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所以应张学良之邀请，推派周恩来同志率代表团飞赴西安，参与其事之由来。以后张学良亲身送蒋回南京，蒋介石竟背信弃义，又反手扣张学良于南京，不放张回西安，就是为破坏这三位一体。更加东北军的所谓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久、苗剑秋、文大可等，受托派和国特间接直接造谣挑拨的影响，制造内讧，惨杀了东北军的核心王以哲军长，无意地作了蒋介石破坏这三位一体的内应。
幸而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志坚持和平解决的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与国民党反动派相周旋，终于使西安事变得到正确的和平解决，终于走上抗日的道路，终于达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