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苏联的战后亚洲政策中的位置
分极是战后亚洲的主要特点和苏美争斗的结果。中国在其中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尽管这个角色可能并不如中国所要求的那样主动、活跃。
总而言之，苏联与蒋介石政府1945年的条约和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的条约，其实质都是反日条约。因此，中苏联盟的建立本身就是反日和反美的，后者美国是日本国家安全的保卫者，它同时并有军队驻扎在日本。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创立使苏联相信，加强与中国的联盟是正确的选择，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苏中条约在1950年2月签订后仅几个月，1950年6月朝鲜战争便爆发了，冷战分界线由此变得更加明显。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先后卷入到东－西方国家的角逐之中。与莫斯科的结盟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有助于为它的领土、安全和独立提供保护。当中国就军事力量而言还很软弱，并且又忙于在1955年亚非新独立国家召开的万隆会议期间和之后树立自己新的政治形象时，苏联给了中国以重要的政治上的支持。
只是在50年代后半期，莫斯科的对华政策才开始动摇。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公开指责无疑是苏联开始民主进程的重要一步。对中国来说，这一进程中最重要的情况是，苏联在斯大林之后的统治者不是合适的领导人。中国还认为，莫斯科1956年秋对匈牙利的政策，当时苏联军队镇压了那里的反革命叛乱，也是源于这同一种情况。
此时，苏联与中国开始争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中国似乎对1957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宣言极为不满，当时会议推选苏联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此外，中国敦促苏联利用它的领导地位和权力积极反抗西方，而令中国气愤的是，与此相反，苏联却宣扬与西方“和平共处”的政策
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莫斯科表示，它宁愿对其盟国（中国也在其中）的行动实行紧密控制，也不愿意让它们能自行其事。就其在1963年9月声明中的申辨而论，苏联政府强调说，中国1958年炮击诸岛时未征询苏联的意见，尽管按照中苏条约中国应该这样做。莫斯科还谴责中国有意挑起1959年与印度的边境冲突，企图破坏全球紧张局势的缓和。1963年莫斯科宣称，中国曾着手进行一些尝试，即设想苏联将支持它的军事行动，由此而毁掉其对美国的缓和政策。如此，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使用军事力量的方式开始缓慢地、但又不可避免地不为苏联所接受。这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构成了苏联与中国关系破裂的基础。
军事合作的特殊情况
根据俄国档案馆的材料，中苏在军事工业方面的合作始于1955年。我们按苏联驻华使馆的意见，认定这一年为合作开始的时期。根据苏联大使馆1955年的报告，中国政府在1955年底正式向苏联政府呈送了一份关于增加和加快援助中国一些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项目的请求书。周恩来在1955年11月6日给布尔加宁的信中请求苏联派168名专家来华帮助中国的国防和燃料工业建设。中国当局迅速意识到，苏联有意在中国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开始依自己的利益来利用莫斯科的政策。
根据苏联专家的某些估算，苏联援华设备中约有一半是提供给综合企业和国防工厂的机器设备；苏联对华出口总量的95％是设备、黑色金属、交通工具和石油产品。
两国50年代军事合作的重要特点是，这种合作是单方面的。即苏联是援助国，而中国是受援国。基于这些档案材料，我们可以搞清下述合作方向。
1、苏联和中国在特殊军事区域中防空领域的合作
1955年，外贝加尔斯克与沈阳军区签订了一个相互通报防空情况的协定。1956年，上述双方又签订了在作战力量和作战方式方面进行内部合作的协定。但是，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的说法，苏方在协定签订后不久即流露出明确的退缩之意，由此产生的实际影响给中国方面制造了麻烦。
1958年夏赫鲁晓夫和苏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华逗留期间，彭德怀向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彭德怀还提出，由苏方派一个代表团来华就此事进行协商。这个代表团于1958年11月末抵达沈阳。
2、苏联援建一些特殊企业
到1958年，中国的重工业基础建设已全部完成。中国领导人在相当实际地评估了本国的潜力之后，已经决定优先发展自身的国防工业，并准备实际运做起来。从那时起，他们更加有条不紊地要求苏方在发展国防工业方面予以合作和援助。以下两个事例可以清楚地说明这种情况。
例1，1958年5月，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信给赫鲁晓夫先生，要求苏联政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期项目中的48个项目的建设，提供技术援助。信中明确提出请苏方人员帮助设计这些项目，并强调说，苏联有必要为所有这48个工业项目提供最重要的设备和机器，而这意味着1958年交付的这部分机器和设备，其价值将超过4亿卢布。
要求苏联提供设备的那些项目的细目表则进一步显示出，这些项目中包括有中国国防力量所赖以为基础的那些企业。其中有河南铝厂（年产10万吨铝）；湖南稀有金属厂；包头稀有金属厂，该厂生产15种稀有金属；特殊五金厂，年产3－5万吨优质电线；建滩军工厂年产5万公里军用电缆的电缆车间；精密电子仪器厂，整流器厂和其他企业。
例2、1958年7月，中国政府通过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向苏联政府转达了一项关于援建中国几家导弹生产企业的请求。这几家企业和一些生产导弹附属设备的工厂将在1960－63年投入生产。中国想在苏联全面的帮助下生产新一代的装备，而如果没有苏联的参与和援助，这将是不可能完成的。
中国人建设国防企业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苏方有时无法按时实现中国的全部愿望和要求，这常导致苏联专家的工作跟不上趟。而苏方专家延迟来华行期的原因则在于，所需的这类人员必须急切地、实实在在地从全苏联范围内进行挑选。
中国方面将苏联专家工作中的所有弊病通报给苏驻华使馆，使馆再向莫斯科报告。根据惯例，上述情况将报告给苏联外交部的远东司，远东司传阅后再转交给有关部委。政府部门通过苏联使馆将处理结果通报给中国，苏联外交部是一个点，负责在华特殊项目管理工作的苏联各部委和各部门的所有答复，都将汇总到那里。俄国档案馆保存有一部分这类材料。
我们来展示一个有趣的例子，这是1958年8月5日，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在通信中给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副司长利哈乔夫的答复。信中提到向中国616厂交付“特殊装备”（指与军事有关的装备，甚或是武器）一事，该厂负责生产坦克发动机。阿尔希波夫解释说，延期向该厂交付特殊装备的原因在于，苏联工业在设计和制造这种设备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困难。
50年代后期，苏联国防工业的能力已跟不上中国国防工业发展的速度了，上述例子并不是唯一的现象。苏联驻华使馆一秘扎尔科夫在他提交给使馆的关于对包头和大同市苏联援建项目的访问报告中，列举了有趣的证据。他写道，根据苏联专家们的陈述，苏联部长会议国防工业委员会忽略了向客户提供技术文件的有关问题。这位苏联外交官指出，包头447兵工厂有时收到苏联方面的低质量文件，那些文件似乎是从苏联的工厂中仓促搜集来的，由此不得不在中国重新修订它门。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常见的敷衍马虎的情况。比如，提供给吉林电焊条厂的机器设备的生铁外壳内有水，结果其中一部分机器的外壳在西伯利亚被冻裂。
苏方无法达到中方关于加快速度的要求。中国工厂的总工程师赵阳要求苏联专家早于预定时间来华，尤其坚持要苏联的总工程师尽快来华帮助组织生产。
1958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1959－1965年苏联向援建和计划援建的海外企业提供设备及材料的输出量的决定。照此计划，苏联拟为其在华援建企业提供的设备和材料的输出总量为：1958年6.5亿卢布，1959年11.6亿卢布，1960年10.82亿卢布，1961年6.72亿卢布，1962年3.42亿卢布，1963年1.57亿卢布，1964年0.19亿卢布。但是，尽管按此计划做了安排和预期准备，这点是重要的，该计划却未能幸存下来。
3、苏联对华技术援助及其在中苏军事合作中的作用
苏联有关材料所显示的确切数据，反映了合作的量的方面的问题。我们认为，苏联外交部远东司这份有司长库尔久科夫签名的1957年3月29日的记录材料是极为可信的。相同的内容在该部以后的文件材料及苏联其他各部委的文件材料中，也曾出现过。
这份记录表明，根据苏联与中国之间签订的政府内部的协议约定，设想苏联方面将为中国21个企业及27个个别的车间和工厂提供总价值为96亿卢布的设备并完成工程项目。195156年，苏联方面履行了自己的约定，有26个企业建成投产，31个企业部分建成；此外，17个个别的车间和工厂已经投入生产。苏联各部门须向中国提供85亿卢布的设备；1950－56年期间，有5092名苏联专家在华工作，其中包括工程师、工人、工长等等。在苏联援助下建成的企业都配备了先进的苏联机器，有些是苏联企业也尚未装备的。北京灯泡厂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该厂于1956年开始投入生产。
中国代表在与苏联官员的会见中，强调了苏联援建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因此，1958年1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说，到1959年底，将有450个企业建成投产，其中有57个是苏联援建的，此援建总数以后增至156个。他还指出，实际上，投产企业的数字要比报纸公布的数字多。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中方从军事合作一开始就想限制苏联专家在中国的政治影响。我们认为，有必要就此问题援引苏联大使尤金与刘少奇在1956年10月30日的一次谈话。刘指出，顾问们在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作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因为他们对“所工作着的这个国家的特色很不了解。一些顾问们的政治性建议有时会带来相反的结果”。根据刘的意见，苏联专家培训各地人员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到了提出他们回国问题的时候了。这实际上是一个策略，稍后即产生了作用。到1957年，苏联专家的人数已减少了三分之一-947人。
4、合作中的一些裂痕
1995年春，俄国的大众媒介发表了几份谈及50年代中苏军事合作的记录材料，。其中有两份看起来最有意思，它们勾勒出了苏联如何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导弹部队的图景。
第一份材料说的是1959年10月7日，3枚防空导弹在北京上空击毁了一架台湾军队的高速飞机ＲＢ－57Ｄ。这几枚导弹是由中国的一支特种部队用Ｃ－75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发射的。武器的准备和人员的培训都是由苏联军事顾问进行的。随后在60年代，Ｃ－75装制用于越南，它们发射的导弹使美国空军损失了2500架军用飞机。
第二份材料也很有意思。它刊登在1995年5月13日的军方报纸《红星报》上，讲述了苏联军人是怎样在50年代后期帮助中国建立他们自己的导弹部队的。
几名苏联火箭专家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司令员指挥。他们由曾经参加过二战，任副旅长之职的经验丰富的专家亚力山大•萨韦列夫上校率领，他作为使用地地战略导弹作战的总顾问，在中国几乎呆了一年。
萨韦列夫上校领导一支独立的专家小组，该小组直接隶属于帕维尔•巴托夫将军。后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官，他曾是二战的军事领导人之一；当时是苏联在华军事总顾问。
萨韦列夫上校虽然正式归巴托夫将军指挥，而且军衔比将军低好几级，但他实际上可以不执行巴托夫将军下达的那些，与他从莫斯科接到的指示不一致的命令。换言之，在星级将军帕维尔•巴托夫面前，萨韦列夫上校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这或许不是偶然的，特别是在关于活动半径超过3000公里的战略战术导弹技术不转让给中国这一问题上。而该项技术的转让正是巴托夫将军所一再坚持的，但萨韦列夫上校找到一个机会设法避免了执行这一命令，因为此命令与莫斯科的指令不符。这是上校自己当场作出的决定。上校使命的重要性表现为，他的莫斯科上司是两位导弹部队的指挥官，即炮兵元帅米特罗凡•涅杰林和陆军中将米哈伊尔•尼克尔斯基。这只是许多这类事例中的一个例子，在当时有限的军事合作中，莫斯科将它关注的重点大量放在向中方转让技术材料的“量”的问题上。
本文来源：网易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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