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周淑玲。
据沈阳日报8月21日报道，“九一八”事变82周年纪念日快到了。
为了不忘历史，留下那些可歌可泣的记忆，本报推出《口述实录·我的抗战》系列报道：寻访抗战老兵，留住他们的音容笑貌，记录他们的戎马生涯，讲述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因为这些抗战老兵是那段峥嵘岁月最有力的见证者。
姓名：周淑玲
性别：女
出生：1919年11月
籍贯：山东海阳
番号及职务：东北抗日联军三军四师32团战士
现住址：沈阳市和平区
8月20日，走进和平区一幢老式小区的住宅，94岁的周淑玲老人因身体原因已经卧床，但说起话来还是铿锵有力，头脑清晰。虽然岁月流逝，可老人在交谈中仍透出一股当年抗联女战士的豪爽英气。
老人床头上放着一份当天的报纸。老人的保姆信姨说，老人现在还能看清报纸上的标题呢，坚持阅读是老人的习惯。
周老拿出相册，看见当年那些战友的照片，周老平静地说：“十一个军呀，估计现在三军里就剩下我和一个北京的老李了，其他人都走了……”
在老人断续的回忆中，那段在白山黑水间的抗日记忆被勾勒出来——
我家的祖籍在山东海阳县。爷爷辈闯关东来到了第二故乡吉林省延吉县。我爷爷周芳禄、爸爸周庆发，还有4位叔叔，当年都是抗联的情报人员。一家子都是干这个的，祖宗三代为了打日寇、斗敌伪，先后有7个人因为抗日牺牲在三江平原。
1934年，我15岁正式加入抗联队伍。因为是女孩，目标小，适合干地下工作，负责搜集日军情报以及联络工作。有一次冬天临近傍晚，我发现离家不远的土道边有10多辆日本卡车，我便趴在附近的山头上看，很快就摸清车上装的是被装、弹药等，还有20多名鬼子押车，那些东西当时都是部队急需的。
第二天，师长郝贵林分析了我的情报后，在单家亮子(地名)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被装和弹药全部缴获。后来，因为我有“通匪”的罪名，日军和伪军到处抓我。我就直接躲进了宝清县的一座尼姑庵里继续工作。后来到1938年秋天，组织听说我的困境后还专门派人到庵里把我营救出来。回到了抗联的军营，被编入三军四师三十二团当战士，不久又当上了师部卫生队的队长。
1938年11月，在军长周保中的撮合下，我认识了李铭顺团长。那一年他30多岁，我20岁。知道他擅长打仗是一员猛将，还救过我两次，我就同意(结婚)了。我记得，我俩的洞房就在战地上——一个又潮又黑的山洞里。
我和李铭顺从结婚到1987年他病逝，我们一直在战火中出生入死，建国后又在一起建设祖国，前后生活了近50年，遇到他是我一生的最大的幸福。
那时他是第三军四师三十二团的团长，我们各自分头领着自己的队伍打战，迎击敌人，我觉得我的枪法比他还要好一些呢。(在被问到谁更会带兵打战，周老嘴角微微上扬，有点骄傲地说。)
1939年，抗联部队的处境非常艰险，好多人都吃不上东西，野菜、树根草皮都用来充饥。我记得有个女同志生孩子，渴得昏迷过去了。为了救她，有的同志就撒泡尿喂她喝，这才缓过来。不少同志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没起来。
(谈起那段岁月，周老忍不住想起她的两个儿子)我有一个儿子是生在雪地里的。那时我必须带着孩子战斗，因为寒冷和饥饿，一个三岁的儿子就死在了宝清县周围的山上。还有一个儿子在卢家油坊草棚子里生的，因为有军事行动，生完了我就坐上冰冷的大车出发了，不久那孩子就死了，死在我怀里。
后来为了保存实力，32团的30多人撤到了苏联。
(进入苏联后，周淑玲还当联络员，为部队做军服和兜子。新中国成立后，周老一家定居沈阳，她本人在沈阳气体压缩机厂工作，任厂党委书记，直至退休。)
东北抗日联军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东北汉、满、朝族人民的抗日武装。14年里，这支英雄的部队在杨靖宇、周保中等人的领导下，与日本侵略者和伪满反动派进行英勇的斗争，并配合苏联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最后战胜了日本关东军，为取得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也是一名传奇式人物。“九一八”事变，沈阳城一夜沦陷。在东北军任排长的李铭顺鉴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愤而起义，把队伍带到了完达山，建立了令日寇胆寒的“天德队”(李铭顺化名李天德)。他率领30多人全歼宝清伪自卫团，缴获80多支枪；他带人火烧伪警察署，令百姓拍手称快。1935年，李铭顺被任命为赵尚志领导的三军32团团长，从此他如虎添翼，屡建奇功。
李铭顺
告别时，老人一段话有些哲学的意味，“孩子，我这一生多大的苦都吃过，可晚年多大福也都享受了。儿女孝顺、生活幸福，我很知足。孩子，当你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多想想幸福的事，一切都会挨过去的。挨过去，就有好事在等着你，一定是这样的……”
本文来源：沈阳日报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