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俄罗斯人自认是天生的帝国主义者

19日，乌克兰东部Donetsk政府大楼附近，一位手持棒球球棒的亲俄罗斯武装分子坐在铁丝网和轮胎搭建的路障前。

原标题：乌克兰危机与中国外交机会

早报讯 乌克兰危机已持续两月，却迟迟未见和平解决之道。东方早报近期以“从乌克兰危机看国际政治变局”为话题，采访了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和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心主任赵华胜，以圆桌采访形式邀请三位学者畅谈关于俄罗斯民族特殊性格、民主政治与国家分裂，以及对中国的启示等内容。

为什么俄罗斯难预测？

赵华胜：预测国家行为是很难的，从国家利益、成本、贸易结构等逻辑来推断，也许可行，但仍然会“测不准”。俄罗斯尤其难以预测，像苏联解体这么大的事儿，全世界的苏联问题专家几乎全都预测错了。因为我们的思维不在一个轨道上。比如说克里米亚最后会不会被俄罗斯接收的时候，相当多的预测，包括我们国内一些非常好的专家预测，说俄罗斯可能是要里子不要面子，把面子给美欧，它也能给一个台阶下，实际控制，形式上不兼并。但是最后结果不是这样的。

俄罗斯人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俄罗斯人自己说，他们是天生的帝国主义者。“帝国”这个词在俄罗斯来讲是褒义的，因为他们认为所有的西方殖民都是通过暴力、血与火建立帝国，但俄罗斯是通过另一种民主、民族的认同，是通过传播知识，传播福音建立的，它并不等同于我们一般的理解。

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他们从内心里认为就是他们的领土，虽然形式上不是。我有一个俄罗斯朋友是普通工人，非常老实憨厚，但他很激动，说“克里米亚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拿回来。”俄罗斯国内有强大的民意支持，国家领导人肯定是要顺应这么一种潮流。

我们一般认为，国家决策是一种经过反复论证、深思熟虑的过程，实际上有时候也没那么复杂。据披露这个事情是由4个人决定的，这是不是真的我们现在还无从验证，但是我们至少已经知道苏联出兵阿富汗的时候，是3个人做的决定。政治局、苏维埃最高会议根本没有参与，3个人讨论一下就做决定了。

普京本人是俄罗斯的精英，他的风格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我们中国人如果有什么冲突和问题，往往要着眼大局，着眼长远，但俄罗斯人是首先抓住眼前利益，20年以后、30年以后是次要的。像受过普京这种背景训练的人，在瞬间就可以做重大的决定。这不是一个孤例。“9·11”事件之后，普京第一个给布什打电话，提出5条建议，允许他派兵进入中亚，情报分享，支持他。这么重大的一个转折，他是第一个有反应的。决断力非常强，胆大，勇于冒险，这是他的性格，也是整个俄罗斯的性格。科索沃战争时，叶利钦派了一个空降连去占领了机场，你想不到的。这是他们的特点，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确实不一样，我们很难跟他在一个轨道上去想问题。

民主政治导致分裂？

陈志敏：在一个民主政治基础不牢固的国家里，形式上的这样一种民主政治有可能带来国家分裂，这样说可能比较靠谱一点。我也认为乌克兰的分裂主要是一个失败的民主政治的结果。很多国家有失败的民主政治，但不一定导致国家分裂。因为碰到俄罗斯了，拿它也没办法，所以会产生国家分裂。欧洲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一些国家内部都出现要求地方自治或者独立的现象。在西班牙、英国、比利时都有，各国反应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一个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应该有能力来和平地管理这个进程。比如在英国，如果苏格兰人大多数要投票要独立的话，很可能出现英格兰跟苏格兰的和平“分手”。但是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要独立，西班牙的老百姓说，你750万人投票是不算数的（注：西班牙议会4月8日拒绝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西班牙这个态度跟英国的态度就很不一样，英国的态度是说，你如果要独立的话，就不要用我的英镑。

吴心伯：我补充一下，政府的表态是很重要的，当年加拿大的法语地区要公投准备独立，美国当时有个表态很重要，如果这个地区独立出去，你不能够自动地享受美国现在给加拿大的各种政策，包括外交关系。传递的信号就是美国不鼓励你这个法语地区独立出去。

陈志敏：它不是单纯地不许搞独立，而是说如果搞独立的话，对你利益上不利。每个国家，如果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有它自己的一套程序、规则来管理这个进程，至于最后结果是什么样，其实没有太大影响。但关键就是在一个民族基础不牢固的地方，你去发展这样一个表面上的民主制度，实质只是保护少数主义，或者忽视其他主义人群的权益，会造成内部分裂的进一步分化、升级，然后带来国家的灾难。

赵华胜：国家分裂跟民主其实没有关系。国家分裂一般来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符合法律程序，这个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只要符合法律程序都可以。还有一种是非法的独立，这跟民主不民主也是没有关系，只有在中央政权非常松散、瘫痪，内乱情况下会发生非法独立。民主也好、不民主也好，只要最后国内的状态导致中央政权瘫痪，民族感情突然被激活，分裂才可能发生。

中国如何应对？

吴心伯：乌克兰危机会在一段时间内牵制美国在亚太方面的外交和军事上的投入。而且现在这个影响才刚刚出来。接下来普京还要出什么牌？这场危机还怎么发展？我觉得美国会有它的战略计划，但是往往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那么这对中国来讲，机会总是有的，关键是，机会来了，你能抓住。

陈志敏：在冷战时期，中美俄是一种竞争、对抗的战略三角，三方之间事实上存在战略竞争的关系。在冷战后，这种关系增加了很多合作性，博弈就变得更加复杂，所以会存在一个比如说俄欧、俄美之间的矛盾，然后带来中国地位的改善。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这样一种稳定局面的被破坏，事实上也会损害到三方面的共同利益。中俄美三足鼎立的结构如果真的形成，对美国是最有利的，因为中俄之间完全独立，没有协调。俄罗斯实际上也比较倾向于这种结构，希望在中美结构之间做一个调停人。对中国来说，至少这不是应该争取的方向，因为我们希望跟俄罗斯有战略伙伴关系，更密切一些。俄罗斯跟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距离一样远的话，对中国不是最优的。

吴心伯：中国对乌克兰危机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但我觉得乌克兰危机是一个处理的过程，首先要把它稳住，不能再激化。接下来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渠道来解决，最后才是解决方法。

我们开始做的是，习主席跟普京通电话，希望他不要出兵乌克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出兵乌克兰，恐怕后果就不是现在这样了。

同时我们也在跟美方协调，包括这次习主席跟奥巴马在欧洲会晤，习主席讲到希望美方遵守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奥巴马马上接过去了，你中方关切台湾问题，我们也应该关心一下乌克兰的主权和平稳定的问题，接下来开始讨论。实际上中美在外交手段解决的方向上是一致的，接下来中方提出来我们要建立一个国际协调机制，要斡旋处理这个问题。目前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内可能比较困难，那可能就需要有一个新的特定的机制来处理，这个时候中国可以适当地来推动，利用目前我们处在美俄欧之间相对比较有利的地位。接下来就看我们的外交是不是能够长袖善舞。中国还是应该抓住机会，做些建设性的工作，毕竟我们在乌克兰是有重大的经济、战略利益的。

从技术上来讲，因为今年5月在上海要开亚信峰会，普京会来。如果是在乌克兰选举之后，乌克兰新的领导人来，普京也来了，中国做点工作，谈一谈。不管怎样，中国要做点工作，这对我们的外交也提供了一个机会。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很好地来把握。

陈志敏：中国领导人的外交风格，从果断（包括更有力量地运用）这一点上看，恐怕跟普京的外交相近，但是很大的不同在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在外交上都把强制手段作为最后的手段，或者说是一种防御性的反应手段。所以我们不到最后关头不会去用这个手段。因为毕竟我们还有其他的手段，比如说经济外交等。

我们要向普京风格靠拢吗？当然我们国内也是有不少人是主张这样的，干脆、利落、痛快，很容易满足愤青们的各种方式。但我个人觉得，我们也不应该往这个方面走。目前西方跟俄罗斯都有矛盾，没有一国在俄罗斯跟西方的矛盾里扮演相对中立一点的角色，可能以前德国的默克尔可以在西方跟俄罗斯，或是俄罗斯跟美国之间做一些居间调停，但现在德国也被卷到里面去了。也许中国是一个最有力的第三者。但是中国好像很少扮演过在这种大国冲突里居间调停的角色，这些国家是不是接受中国做一些居间调停的工作？我觉得机会是有的，如果中国愿意做，我们有一些好的设想，其他国家愿意接受的话。

赵华胜：说到乌克兰危机调停，中国是最容易被接受的一个国家，但不一定是影响最大的角色。所以过去这段时间中国只是处于一种表明政治原则、政治态度的阶段。中国还没到提出具体建议、策略的阶段，我觉得要等到乌克兰大选之后。整个过程还没停掉，还没有一个主角，怎么来谈非常严肃的东西？最多就是防止最坏的事情发生。建设性的东西，解决问题的机制还是比较困难，还没到这个阶段。

(原标题：专家：俄罗斯人自认是天生的帝国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