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莞尔想给东北十年和平
当时，日本军方分“北进派”和“南进派”，分别主张北上进攻苏联、南下进攻中国继而与欧美开战。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是知名的“北进派”，他早在1935年“华北事变”时就坚持华北“不扩大”。
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石原莞尔中佐，是策划了九一八事变的的“大功臣”。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后，石原莞尔便极力反对扩大侵华。他为此制定了一系列国策方针、对苏作战指导计划、《日满军需产业扩充计划》等方案，以准备对苏战争。
1935年，石原莞尔强调日本在今后十年里应该致力于建设“满洲”。1936年6月，他起草了《国防国策大纲》，指出：“当苏英均屈服、日中亲善之基础开始坚实，即指导东亚诸国，并使之协同，策划实力之飞跃发展，以准备随之而来的日美决战。”根据此纲要，石原莞尔认为日本应该1941年前完成对苏作战的准备。
现代战争就是物资消耗战，日本需要对战略基地“满洲”进行大开发、大建设。1936年10月，石原莞尔召开会议研究“满洲”建设。会议成果，便是《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纲要》。与此同时，石原莞尔逐渐把日本本土的军工产业扩展到中国东北。
要完成这一切，至少需要十年的和平。这是石原莞尔为首的一批日本陆军军官的设想。
华北事变逐步给中日全面战争积蓄能量
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民众心头的一大痛处。此后，中日关系一直剑拔弩张，华北地区首当其冲。
1933年，中日两军进行了长城会战。战况非常激烈，在关东军的优势重火力面前，北上增援的中央军第17军伤亡惨重。同时，西北军29军的大刀队成为中国媒体的宠儿，这一形象加速激起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决心。
中日两国皆不希望事态扩大，1933年5月31日，两国签订了塘沽协定，中国军队撤后。蒋介石在7月14日的日记里写到：“以和日而掩护外交，以交通而掩护军事，以实业而掩护经济，以教育而掩护国防。韬光养晦，秘筹秘谋，以余报国惟一政策也。”
1934年10月，发生第一次张北事件。中国驻屯军中佐参谋川口清健一行8人，从张家口前往察哈尔省多伦，经过张北县时拒绝29军的检查。12月，中国统一日本人在察哈尔省自由行走，中方不检查其携带物品，中国军队则退到长城线以西。
1935年6月，29军在张北县扣押了4名绘制地图的日本特务。中方最终放人，并在日本的压力下签订《秦土协定》，即秦德纯与土肥原贤二之间的非正式外交协议。协议规定中国军队继续后撤，中国丧失察哈尔省的诸多主权。
1935年5月发生的河北事件，是天津日租界的两名亲日报社社长被暗杀。6月，何应钦与中国住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署了《何梅协定》，规定中国军队和国民党党部撤出河北，禁止河北省内反日活动，这意味着中国失去对河北省的控制。
中国政府的每一次退让，都会激发民间仇日情绪。此时，中国政府正在紧锣密鼓为对日作战做准备，只是中国的战备重点并不在华北。
“北进派”想平息事态
一系列程度不一的冲突事件，合称“华北事件”。如何处理对华争端，日本陆军内部形成了“扩大派”和“不扩大派”，石原莞尔是“不扩大派”的领军人物，陆军省大臣杉山元和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是“扩大派”的领军人物。
1937年7月7日晚上十点，卢沟桥附近传来几声枪响。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知道这消息，是7月8日早上5点45分，电报说：“因遭到射击，即刻进入临战状态，已开始要求谢罪等交涉。”这不会是陆军的又一个阴谋吧，日本首相近卫文麿首先想到了6年前的九一八，他对陆军的报告很怀疑。
7月8日上午，石原莞尔和陆海军的军务局长、外务省的东亚局局长会谈。对于石原莞尔提出不扩大事态的要求，众人一致同意。“如果使用武力，即扩大战局，一旦导致日华战争，从中国近来的民族意识来看，事态是不易收拾的，而且还将会使我国向无边无际的原野作无限进军。以我国现有的力量，支持这样一场全面的日华战争是有问题的。而总的形势也是把培养和建设国力作为当务之急。满洲国的建设、对苏防御的加强等事忙不胜忙，无暇他顾。”这是石原莞尔的意见。参谋本部的多田骏、河边虎四郎、堀场一雄，陆军军务科长柴山兼四郎等人赞同。7月8日18点42分，陆军参谋本部发出第400号临时命令：“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应避免主动行使武力。”
7月9日，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和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谈判，达成停战协议。7月11日，中日两军签署停战协议《秦德纯-松井协定》。然而就在同一天，日本内阁决定向华北增派援兵，并解释派兵决定：“特别是为了东洋的百年大计，用铁锤予以当头一击，立即清除抗日势力赖以滋生的根源，建立东洋和平的恒久性组织已成当务之急。”
从7月9日到10日，日本政府对卢沟桥事件态度的逆转，直接导致了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
石原莞尔的改变
参谋本部作战科科长武藤章大佐是陆军的“扩大派”代表。听到卢沟桥出事的消息，他居然说“是愉快的事情发生了”。同为“扩大派”主要成员的陆军省军事科长田中新一大佐，在工作日记里记下：“只有以实力对应一条路，增强我军在华北的兵力，必要时不失时机地予以打击，只有如此方可解决事态。”
一阵枪声让“扩大派”们欣喜若狂，他们欲效仿发动九一八的关东军前辈，以为又一次、乃至更大的建功立业时机到了。7月8日21点，“扩大派”们在陆军省召开会议，商讨增兵。田中新一、杉山元等人出席。9日早晨，武藤章执掌的参谋本部作战科起草了《华北时局处理要纲》，要求增兵驱除中国军队。
时间非常紧张，当天8点30分，内阁临时会议召开。杉山元在会说：“视29军的兵力及其抗日的态度，有必要迅速向当地增派三个师团的兵力。”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将反对派兵：“不同意出兵的决定，如果内地派兵的话，有可能造成全面战争的重大局面，非事态万不得已，不可贸然决断。”最后，会议认为派兵尚早，确定不扩大华北事态。
在“扩大派”的努力下，事情在7月10日发生了逆转。武藤章又提出计划：“中方正在准备对日战争，事态有恶化扩大的可能性，若坐失良机，日军会被占优势的中国军所包围而无法获救，当地日本居民的生命财产也将毁于一旦，因此为彻底根除隐患，有必要派兵。”
它被提交本部部长会议审议，此时武藤章的顶头上司石原莞尔居然支持派兵方案。“派兵需时数周，即便希望不扩大事态，倘若形势急转，作为以防万一的准备，有必要实施动员。”这是石原莞尔日后的解释。
7月10日，石原莞尔接到情报，中央军开始北上。当时中国住屯军只有混成第四旅团6000多人，平津地区则有12000余名日本平民；而与中国住屯军对峙在第一线的宋哲元29军有4个师、8个独立旅，算上地方保安队共有10万人，更不用说29军将得到其他部队支援。“扩大派”反复强调日军兵力单薄无法承担起保护侨民的责任，希冀以此制造政治声势。在强劲的政治攻势下，石原莞尔只好答应出兵计划，但他还是希望避免中日大战。但是，形势比人强。
7月11日中午，日本重新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对华派兵。会议前的一大早，石原莞尔来到近卫文麿家里，请求在今天的内阁会议上否决陆军的派兵方案。会议最终决定出兵华北，近卫文麿认为，因为出兵是借保护居留民生命财产的名义，这一理由很宏大，可以无限借助“民意”，对此无法否定。“只要决定出兵表明日本强硬的战争姿态，相信中国一定会做出让步。”这是近卫文麿的想法。
1937年7月11日18点25分，近卫内阁发表对华出兵的政府声明。7月12日，日军增援部队就开拔了，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从古北口出发。翌日，独立混成第1旅团从公主岭出发。7月18日，朝鲜军第20师团到达预定地区。
中国的“最后关头”被不断突破
有华北事变在先，这个多事之地再次产生紧张局势，并未让蒋介石感到不安。他在7月8日得到此事的报告，在当天日记里写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之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蒋介石猜测，事变最严重的后果是中国完全丧失华北，犹如丧失东北。
然而，蒋介石在1936年7月10日中国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做的演讲提出“最后关头”一说。“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俊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怪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性。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 就是如此。”
有此承诺在先，蒋介石开始考虑是否要就此迎战日本。再考虑到华北事变让中央军屈辱退出平津地区，蒋介石决定派中央军李仙洲的20军、关麟征的25军北上，随同还有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的地方部队。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 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
庐山讲话影响很大，出于实力衡量，国民政府内部有很多重要人士反对立即开战，他们希望能从长计议，给中国更多的军备时间。出于各种目的，从中央政府到宋哲元一手把控的地方政府，都没有放弃与日本和谈的努力。
与此同时，日军不断增兵华北。“立功”心切的日本军官们，根本无视两国政府的折冲尊俎，从暴走的陆军省参谋到带兵的一线军官，只希望在非常时刻刷出军人的存在感。日军仗着重兵云集后的种种挑衅，已经不是文官政府所能控制得了的。
7月20日，日军炮轰宛平县、长辛店。7月26日，廊坊沦陷，日军在通过广安门向北平市内强行进入时，遭29军狙击。冲突不断升级，日军正式开战。陆军不断增兵，7月28日日军向北京天津发起总攻，29军很快撤离了平津，平津沦陷，举国震惊。
两国的全面战争，至此已经无法避免。
本文来源：网易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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