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二战史料揭秘：潜伏在日本本土的中国特工

资料图：《写真周刊》封面。

“重庆侧谋略团”

在日本一家旧书店翻看古旧书籍的时候，偶然看到一本1942年7月出版的旧杂志。抱着随意的态度打开，却忽然看到了这样一个题目——《重庆侧谋略团事件》。这本杂志就是发行于1942 年7月15 日的日本《写真周刊》第二百二十九号，在该期杂志中“大日本防谍周”（1942 年7 月13 日—7 月19 日）活动的专辑中，有一篇专文，谈日军破获的一起中国特工组织在日本本土的活动。

根据《重庆侧谋略团事件》一文可以看出，这个最终被日本军警侦破的中国特工组织颇具规模，其公开身份主要是伪满洲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和在日的华侨。且把这篇文章翻译如下:

该间谍团的主要负责人，是潜伏在东京市内，以留日学生身份在某大学文科学院就读的商林森（化名）。在他的领导下，则为东京、京都、广岛、九州、北海道各区负责人。该谍报团存在的目的是在帝国各大重要城市设立地下组织，为（中国的）对日抗战服务。该组织的结构图，如附图所示。他们在帝国本土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为爆破、放火等特工行动，第二为开展宣传活动。由于我军警防范监视甚严，为了能够实施爆破、放火等行动，商林森在组织中设置了一个专门的技术小组，由三名部下项德秀、同容良、刘希远（均为化名）组成，设法就地研制制作爆破信管和高性能炸药。其攻击目标，锁定为我国实施战争至为重要的本土军事设施，以及资源储藏仓库。其研发过程颇为顺利。

根据另一份日方文献《昭和十六年度外务警察概况》记载，这支正式名称为“在日中华抗战立国团”的地下组织被破获后，曾有成员述称于“七七事变”之后“激于义愤”，在了解到某日本政府大员前来视察消息时，与同学设法于关西地区寻机破坏其铁路道岔转向功能，造成其列车相撞倾覆事件。

这些地下组织在情报、宣传等方面的确做出了较大成果。且继续看《写真周报》中对于中国地下组织的描述——

该组织以制作散发宣传品和无线电系统为主要宣传手段，多次发起行动。昭和十五年（1940 年）十二月下旬，商林森指挥在横滨地区，针对留日满洲国学生较多的地区和华侨居住区制作“反满抗日贺年卡”达数千张之多，并全部切实秘密送达发放对象手中。而昭和十六年十二月月底，他们又大量制作抗日传单，准备散发而未成。

此外，昭和十六年一月左右，由该组织负责情报的参谋陈钟乔为首，与另一名成员李国仁组成无线电班，他们主要致力于情报用无线电设备的制作，其设计的长短波无线电接收机、广播用高性能电台都是堪称优秀的无线电通信装置，而且都成功地制作完成了。只用这些设备，他们不但和重庆建立了情报通道，接收重庆方面各种指令，而且巧妙地建立了针对在日华人和满洲国人的地下电台，向他们传播抗日思想。尽管他们实施活动甚多，且有进一步的计划，但在我×× 部门的积极侦破之下，上述人员终于全部被破获逮捕。

《写真周刊》上在关于破获谍报组织的报道中，使用了一张模糊而且没有标注的照片，推测是在跟踪中国地下工作者时拍摄的。从1941 年年底这一地下组织试图发放抗日传单，已经印刷但没有来得及实施来看，该组织被破获的时间应就在1941 年12 月中。

谁是“重庆侧谋略团”的上级？

1、不属于共产党地下组织

“重庆侧谋略团”会不会是共产党的红色组织，被日方误以为是重庆派来的呢？

根据中共党史记载，1938 年，中共曾设法在日本重建抗战前被破坏的东京支部（主要负责人汪叔子，东北讲武堂出身），也曾试图建立一支称为“别动队”的武装力量，下设执行刺杀任务的铁血青年团和执行破坏任务的袭击破坏队。其暗杀目标包括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荒木贞夫、米内光政等，也包括在日的伪满要员；其破坏目标为日本的军工厂和京滨工业中心地带。

共产党在日本的确有不小的组织。但是，根据菊池一隆和曲晓范合著的《抗日战争时期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救亡活动》表明，因为发展组织过于急切，中共东京支部在1939 年遭到破坏，其领导人汪叔子及36 名成员被捕。而“重庆侧谋略团”的活动高峰似在1940 年至1941 年，双方存在活动时间的差异。所以这个组织似乎也不是共产党领导的。

2、不像国民党军统

“重庆侧谋略团”会不会是军统？

抗日战争前后，是军统特工组织活动的高峰期。根据杨者圣先生考证，当时军统海外特工机构包括美国站、伦敦站、巴黎站、菲律宾站、新加坡站、曼谷站、腊戍站、仰光站、印度站（辖德里、孟买两个分站）等，另外，在德国、意大利、埃及，及其他西北欧、东南亚等国设有特工组或直属通讯员，其组织几乎遍及全球。军统人员的回忆文献中显示，在日本本土，军统局设有至少一个情报组，其负责人为上海站站长庄心田（后来到了台湾依然是大特务，吴石案就是他经手的），而和军统合作

密切的美国海军少校梅乐斯更感慨地描述军统的特工一直深入到天皇的皇宫之中。梅乐斯的话肯定是夸张，否则以戴笠好大喜功的性格，不搞出个天皇谋杀案来他就不是戴雨农了。

但根据国民党早期在日本活动情况推测，其主要依赖者，当是当地有一定势力的黑社会或华侨侨领，他们更多的时候是为利益服务，脚踩两只船，轻易不肯弄险，不是直接出面的一线人物。

3、最有可能是国民党中统

一个名字偶然地进入了我的视野，那就是——伊作衡。

伊作衡，辅仁大学学生出身。他在抗战中主要以记者身份活动于东北地区，真正的职务是中统东北调查室哈尔滨分室主任，奔走在哈尔滨、吉林、长春、沈阳、四平、大连、营口等地，收集情报，宣传反满抗日，发展组织。1941 年12 月15 日，正在做动员伪军工作的伊作衡因叛徒出卖被捕。

1940 年9 月，伊作衡曾接受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辽宁省专员罗庆春（罗大愚）的派遣，去日本东京，以留学生身份，化名富衡，担任国民党在日本的抗日团体总负责人。为与各地留学生联系，他先后到过京都、大阪、神户、长崎等地开展活动。1941 年6 月22 日，苏德战争爆发，苏日对峙前线的东北地位顿时重要起来。国民党中统东北调查室、东北党务办事处合并为“东北现地动员委员会”。伊作衡被从日本召回，任命为该会哈尔滨地区负责人。伊作衡在日本的活动时间与内容，正好与“重庆侧谋略团”不谋而合，所以，我推测，这个日本本土的地下抗日组织，很可能是在伊作衡领导下的，

按照我方记载，真正的名字应该叫做“中华救国团”。

贾桂林，生平已不可考，只知道他原来是冯庸大学学生，国民党人，曾参加在上海辅助十九路军抗战的冯庸大学义勇军。此后多次组织抗日团体。1936 年，他作为“满洲国留学生”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读书，实际暗中发展地下组织。1940年1 月，他在天津接受国民党委任的辽宁省党务委员罗庆春（当时化名魏忠诚，就是前面提到的罗大愚) 委任，担任“满洲国”在日学生的抗日指导工作，以期将抗日工作延伸到日本。贾桂林回到日本后建立“中华救国团”，先后有京都大学、日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法政大学、名古屋医科大学、北海道等多所大学的“满洲国留学生”经秘密介绍，宣誓参加该团体活动。“贾”，是“商贾”中的一字，“桂林”与“林森”含义相似。因此，贾桂林，很可能就是日本人所描述的“商林森”。

贾桂林在1940 年夏天被捕，此后情况不明，我们只是知道他肯定没有出卖组织。所以，才有1940 年9 月伊作衡到日本接替他，继续开展工作，发展组织的情况。1940 年年底在横滨散发抗日传单的行动，应该就是伊作衡组织的。值得注意的是，伊作衡被捕的时间，正是在日“中华救国团”被破获的时间，不能不让我们怀疑这两起事件之间的联系。似乎可以这样推断——出卖伊作衡的叛徒属于中统内部人员，同时出卖了在日本的“中华救国团”。（萨苏）

摘自即将出版的《中国不会亡——抗日特工绝杀行动纪实》（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