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49年放话：反对我的人没一个有好下场

资料图：蒋介石。

本文摘自当代中国出版社《红墙知情录：共和国外交轶事及两岸风云》  尹家民著

9月下旬，在台湾没待几天的蒋介石还是关注着大陆，他又一次飞到广州。

在北方，已是秋风送爽，而燠热的南方仍然是蒸笼一般。只是早晚已不像前两个月那样闷热了。

蒋介石这次到广州，住在黄埔军校的中正公园内。黄埔军校所在地黄埔岛，地处珠江下游，距广州20多公里。军校成立前，这个岛叫长洲岛，四面环水，环境幽静，被孙中山看中，认为是学习和训练的好场所。1924年5月，孙中山在这儿创办了黄埔军校，培养革命军事干部。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也是蒋介石的发迹之地，他在这里走向权力的长廊，掌握了兵权，培养了骨干。到1927年他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军校已有一到四期的毕业生4900多名。毛泽东也曾来军校讲过课。其他人，周恩来、恽代英、叶剑英等都曾在此任过要职。后来蒋介石的一些嫡系将领，大多出身黄埔，形成了手握兵权的“黄埔系”。蒋介石在军队的这些部下，一般都称他为“校长”，自称学生。

蒋介石认为，这次到广州，还是住在黄埔军校较为安全，同时也可以引起部下对创业年代的一些回忆，从而振作起来，挽回败局，也给自己打打气。

蒋介石在蒋经国、俞济时的陪同下，登上黄埔岛的升旗山。在山顶上四面展望，山川田园尽收眼底。蒋介石不由得想起于右任老先生为黄埔军校题写的对联：登高望远海，一马定中原。真是贴切无比，寓意深远。后来蒋介石把这副对联又挂到了南京黄埔路官邸的会客室中，以激励自己毋忘“黄埔精神”。可叹的是，现在一马平川的中原早已丢光，此时只有登高观海望洋兴叹了。

一到广州，蒋介石就迫不及待要召见高级将领。他埋下的眼线早已暗中通报他，张发奎、余汉谋、薛岳等人对他不满，正在拉拢李宗仁、白崇禧图谋不轨。这是目前他最不能容忍之事。他命俞济时通知余汉谋、薛岳、李汉魂来黄埔军校见他。这几个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走进门，就被蒋介石冷脸相迎，劈头盖脸一顿训斥：“你们以为现在就可以反对我了吗？谁反对我，样子不是摆着吗？胡汉民、李济深、陈济棠都反对过我，结果怎么样？民国十九年，李宗仁、白崇禧，还有张发奎联合阎锡山、冯玉祥要反对我，结果又怎样了呢？反对我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你们想乘困难之时来搞我吗？我叫你们一个个没有好结果！”

蒋介石自顾自地骂着，没有一个人应声。其中有人脸上很难看，几次想发作，一看会客室四周站满了警卫，且一个个虎视眈眈，如临大敌。再说蒋介石遭此大难，又是个残忍的人，只要稍有反抗的表示，就有可能掉脑袋。于是大家只顾听，一言不发。蒋介石这才慢慢消了气。

众人离去时，蒋介石又叫住了白崇禧，说有话要与他单独谈。白崇禧只好留下。蒋介石又变得和颜悦色，一再让白吃茶，并说自己近来脾气不好，请他不要见怪，随后说起历史：“民国二十六年我们两人精诚合作，所以能完成北伐，统一全国。此后不幸为奸人挑拨离间，以至同室操戈。但后来卢沟桥事起，我俩又复忠诚合作，终于把日寇打败，收复国土，建立不世之功。今共党虽猖狂，国势虽极危险，只要我们能两人同心同德，精诚合作，大事尚有可为。”

蒋介石的一番话不仅打动了自己，连白崇禧也十分感动，连声说：“是，是，委座言之有理。”

事后，他去看了李宗仁，对李说：“这次蒋介石倒很诚恳。”对蒋介石有更深一层了解的李宗仁，心里有数，嘴里不便说，只是笑笑而已。

在广州市区西部，有一座白色的建筑物，十分扎眼。它在绿树葱茏花团锦簇之中，显得挺拔别致。这是国民政府的迎宾馆。当时李宗仁就住在宾馆中。

一天晚上，迎宾馆突然华灯齐放，五光十色，一片灯火辉煌。而迎宾馆四周的马路上，突然增兵加哨，显得森严无比。有路过此处的市民，一见这架势，急急朝别处走去，怕在这兵荒马乱之际无端惹事遭殃。原来这天晚上，蒋介石带着大批卫士，穿过广州闹市来迎宾馆吃饭。

这次宴会是朱家骅张罗的。

事出有因。朱家骅见蒋介石在广州召开中央非常委员会时，蒋与李宗仁互相连话也不说一句。这在共军大兵压境之际，显然是后患无穷。作为行政院副院长的朱家骅，觉得长此下去不是个办法。有一天，他向李宗仁建议说：“德公，我看你和蒋先生之间有些隔阂，你是不是请蒋先生到这里吃顿饭？”朱家骅的意思当然不是单纯为了吃饭，他想在酒席间联络感情，消除隔膜，扭转蒋、李之间彼此尴尬的局面，以期弥补相互之间的裂痕。

“骝先兄，”李宗仁叫着朱家骅的大号，苦笑一下说，“客，我是可以请的。蒋先生喜欢不喜欢来，我就不知道了。”

“蒋先生一定喜欢，一定会来的。”朱家骅充满信心地说，还再三解释，“蒋先生生活太严肃了，平日只是一些简单的宁波菜，什么泥螺、酸菜、笋丝等。此次到广州来，也应该品尝一下广州的名菜才好！”

李宗仁沉思片刻，想既然有朱家骅从中斡旋，他还能不同意吗？于是，他请朱家骅约请蒋介石，且通知党、政、军高级人物作陪。朱家骅去跟蒋介石一说，蒋介石也就答应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宴会就这样定下来了。迎宾馆在城西，而蒋介石住的地方却在城东，宴会那天，蒋介石还没出动，沿途就布置了便衣队，严密警戒。蒋介石坐上汽车，车窗遮得严严实实，前面有车开道，后面有车压阵，穿过广州闹市，浩浩荡荡开到迎宾馆来了。李宗仁的住宅原先只有两个卫兵，还管看门传达。蒋介石一来，就一下增加了大批警卫人员。这种场合自然少不了俞济时，而且他每次必先到晚走。他指挥卫士将迎宾馆重重围住，只怕发生意外。本来这是要演“将相和”的，现在看来倒像是“鸿门宴”了。

李宗仁办事认真，下功夫准备这个宴会，想借此改善他同蒋介石的关系，所以请来广州最好的厨师，还专门准备了广州名菜“龙虎斗”等。人到齐后，李宗仁看到蒋经国在人群中转来转去，忙个不停，始终不肯入席吃饭，便问蒋介石：“经国为何不上席？”

“不管他吧，”蒋介石头也不抬，“我们吃我们的。”

李宗仁不便再问，只好殷勤地不住给蒋介石夹菜，劝他多吃一点。

可蒋介石还是只喝白开水。李宗仁知道他在坚持“新生活运动”，也不好劝说。蒋介石吃菜与众不同，吃的是中餐，但却取出随身携带的刀叉，用吃西餐的方式吃中餐。以前李宗仁也曾与蒋介石吃过饭，并没见他这样，这次不知为什么，只是心里不快。

吃完饭，也没见蒋经国出现，李宗仁更是犯疑。事后，有人告诉他：蒋经国带了一大批随员，一直守在厨房里；厨师做一道菜，用什么配料，蒋经国都亲自检查过；饭菜出锅时，他都亲自尝一下，等他点过头后，才可端上桌。李宗仁闻知大怒，直骂蒋是小人。

过了几天，李宗仁得知蒋介石要离开广州回台北了，就硬着头皮到梅花村陈济棠公馆去见蒋介石。蒋介石表面还是很客气，请李宗仁到二楼去谈。

李宗仁直接向蒋摊牌：“国事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弟不得不畅所欲言了。”

蒋介石并不感意外，还鼓励李宗仁：“请讲，请讲。”

李宗仁也不迟疑，开口便说：“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了。你当时曾一再声明，五年之内决不过问政治。但事实上你的所作所为完全相反，不仅在溪口架设电台，亲自指挥军队，而且还密令逮捕陈仪，并指派周喦接替。后来又派汤恩伯到福州，挟持朱绍良离闽，让汤恩伯当福建省主席……”

蒋介石过去很少听到别人在他面前这样数落他，面孔开始变得一阵红，一阵白，很长时间不吭一声。

“蒋先生，你宠信汤恩伯亦属宠非其人。”李宗仁一开口便一泻千里，什么话都明说了。他想反正是与蒋介石最后一次见面了，还有什么好隐瞒的：“汤恩伯曾受过我指挥，我知之其详。论品论才，汤恩伯任一师长已嫌过分，怎能指挥一方面大军？他的为人，性情暴戾，矫揉造作。所部军纪荡然，抗战期间，河南民谣曾有‘宁愿日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想必你也听到过……蒋先生，像他这样的人，你把他作为心腹，能不坏事？”

蒋介石本来就无心听李宗仁啰嗦，不过摆摆门面而已。谁知李宗仁颇有些得理不让人，竟说起来没完，而且都是些责难之辞。脸上便挂不住，但又不好发作，变得十分尴尬，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李宗仁知道多说无益，停下来看着蒋介石，希望他表示一个态度。

蒋介石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不时喝口白开水。他见李宗仁停下话头瞪着他，便放下杯子，抱歉地冲李笑笑说：“关于撤换朱绍良一事，我手续欠完备，请你原谅。”

李宗仁也只好说：“事情已经过去了，算了吧。”见没有什么可谈，李宗仁只好起身告辞。蒋介石随着下楼，将李宗仁送上车。

从此，李宗仁再也没有和蒋介石见面。梅花村一面，确是最后的分别。蒋总统和这位代总统，就在这种淡漠的气氛中分手，自此即使近在咫尺，彼此也不相往来，有事都是通过中间人传话，或是托旁人带信。

蒋介石在广州的几天里，倒是没有闲着。他要密切注意广东方面的情况，又要不时关注北平新政府的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预计9月21日在北平开幕，在这前后，原国民党将领如董其武、陶峙岳等通电起义，给了新政协会议最好的礼物。

9月26日上午，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中举行午宴时，周恩来主持，讨论起一个众多人、包括蒋介石感兴趣的话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可以简称“中华民国”？来的都是些老前辈，有两种意见。第一位发言的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他认为，由于中国老百姓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他的意见是三年以后再除掉这个简称。

第二个发言的是廖夫人何香凝。她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革命的一个成果，那是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她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就不坚持了。

第三位发言的是辛亥革命后归隐了38年的生平不写民国国号的前清进士周致祥。他说：我反对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群众对它没有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被蒋介石搞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不同。

这时，司徒美堂站起来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拥护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更给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要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以后才改？语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持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此后发言的人口学家马寅初、爱国华侨陈嘉庚等都不赞成用“中华民国”。

决定不用“中华民国”简称后，毛泽东在政协开幕式上也作了解释。去掉简称“中华民国”，不等于把中华国民过去革命的历史意义一概抹杀，如辛亥革命、国共大合作等都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同时“中华民国”这一名称，因为在民间已很习惯，所以在目前，也不会禁用。在人民中还允许有这样的称呼，正如现在我们所用的阳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用阴历。这以后，政协一次会议陆续通过的大会文件，就去掉了“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大会开到第八天9月30日深夜，蒋介石从广播里听到了更多令他气恼的消息：大会选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其他人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还选出毛泽东、刘少奇等180人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1949年9月30日下午2时，政协全体会议选举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等在大会主席台上。这些安排都在蒋介石的预料之中。他没想到的是陈明仁的公开讲话。他没听两句，头一下子大起来，恨得牙根发痒，血压都升高了。

陈明仁在一届政协会议上，作为特邀代表，曾有过一段发言：“我记得我在黄埔的时候，蒋介石经常对我们说：‘我是革命的，实行三民主义的，我什么时候不革命，你们应该打倒我。’我现在发现蒋介石不仅是不革命，简直是反革命，简直是人民公敌，我当然要打倒他。并且不但我要打倒他，就是凡是黄埔同学乃至全国人民都要起来打倒他的。他是我们的校长，现在我便给他一个大义灭亲。我想蒋介石用不着怨恨我，应该去怨恨他自己。”

蒋介石百思不得其解：陈明仁是如此忠诚的将领，怎么会被程潜说动，起义了呢？就在陈明仁长沙起义的前几天，蒋介石曾托人捎给陈明仁一份手令，命他死守长沙，不惜全军牺牲，否则便向湘西撤退，撤退之前，把主张和平的人士一律处决。程潜主张和平，这蒋介石心中有数，但他决不相信陈明仁居然会和程潜一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