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说"真相

资料图：张学良与“义兄”蒋介石

本文摘自《革命》中的《张学良忏悔了吗？——对〈西安事变忏悔录〉的文本考察》及《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2年7月。

严格地说，不论蒋介石如何希望与要求，对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张后来虽然用了大量的篇幅去写共产党，其内心深处未必相信共产党起了主要作用。

他在文中强调了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强调他所具有的强烈民族感情；第二是强调他对东北军负有难以解脱的特殊责任及其由此而摆脱不掉的良心谴责；第三是强调国民党勇于内斗怯于外斗，蒋介石及南京中央对他抗日的愿望和内心的苦衷缺乏理解；第四才是说明共产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宣传与统战对他和东北军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其所谈之多方面原因，却不得不把整篇回忆的将近半数篇幅用来谈论共产党，其作文时心态失衡，因而有“我没法写”之慨叹，可想而知。

比较一下张恢复自由后对事变原因的讲法，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当年动笔之后，为什么会感到极度困惑。因为，在恢复自由后，张虽不止一次地谈论西安事变，却几乎只是突出强调他的民族情感、对东北军的责任和他与蒋在安内攘外政策上的严重分歧，对中共的影响几乎不复有任何具体之谈论。

很明显，不论事实的真相如何，他更乐于把西安事变看成是自己个人的作为。他是否真的相信共产党是这场事变的幕后主导，包括他是否真的强烈地怀疑：“小小的张学良，安能造此？此其天乎！此其天乎！”怕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1991年，一位美国记者非常直率地就张发动西安事变一事问他说：“假如时光能倒流，您还会如此做吗？”张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还是一样那么做。我是军人需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没什么后悔的。假使事是如此，我还是那么做，别说软禁五十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从这种明显桀傲不驯的言辞中无论如何再也找不到那个诚惶诚恐，怨天尤人，反复自责的张学良了。

事实上，如果我们了解当年张学良被押上军事法庭时的态度，就应该可以了解这大概是张内心一贯的想法。当年，张送蒋回京，“负荆请罪”，但却只是承认有对领袖不恭之罪，惟独不承认自己的主张有错。他坚持：“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虽然过了半个多世纪，他依旧还是这种态度。

其所谓“主张”是什么？就是“安内攘外”，还是“攘外安内”。也即是张再三说明的，他与蒋之间那个“宛若仇雠”的“政见之争”。既然“宛若仇雠”，又是关系国家命运和抗日与否的重大“政见之争”，张坚持其主张不错，绝不后悔，甚至声称如时光倒流也“还是一样那么做”，不以为罪，反以为功，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不论张学良入党问题之谜能否彻底揭开，我都不认为“历史即将改写”的说法可以成立。这是因为，即使中共中央具体实施了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行动，张学良也得知了这一决定，它也不能改变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实质。即张学良至多不过是一个所谓的“特殊党员”，而非一般意义的共产党员。换言之，两者无论就政治标准、思想意识、组织关系，还是就相互地位而言，其实与决定吸收张学良入党前，都没有也不可能有重要的改变。

事实上，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依旧采取的是毛泽东2月间“依据实力原则”提出的，一旦双方共同行动，“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的方针，公开奉行以张为首的政策。在整个西安事变策划和实行的过程中，张学良也依旧是我行我素，一切以自我的意志行事，并不受中共中央的指挥。

这也正是为什么，当事变结束，张学良被囚之后，尽管身陷囹圄，命运未卜，他第一位考虑的仍旧是东北军的前途问题，生恐东北军继续与红军保持统战关系，会造成难以预测的严重后果。故他明确建议蒋介石把东北军尽快调离陕甘地区，脱离中共与红军。

由上不难了解，不论是从中共中央的角度，还是从张学良的角度，张学良入党与否，都不可能改变这一时期双方关系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