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莫理循。
1911年10月18日,星期三。
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澳大利亚人莫理循离开了他那座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宅院,赶往前门火车站。
匆匆穿过王府井大街的莫理循没有想到,几年后,“中华帝国”的皇帝袁世凯,会用自己的名字给这条大街命名,并立起“Morrison Street”的英文路牌。
此时的莫理循,要赶上前往汉口的火车。
8天前(10月10日),那里发生了暴动,后来被称为“武昌起义”。此时,政府军正在那里与民军发生激烈的战斗。与莫理循同行的,还有英国使馆的一名武官及俄国的一名官员,这场正在迅速向全国蔓延的暴动,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3名外国人在河南信阳被拦截了下来。这里是政府军将领荫昌的前线指挥所。荫昌告诉他们,再往前就是交战区,政府军无法护送他们,继续往前将没有任何安全保障。
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莫理循等三人只能返回北京。他错过了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深入汉口、武昌前线的机会。但是,从他那含糊的日记中,后世研究者却错误地得出了他曾经在汉口前线采访多日的结论。
莫理循的汉口之行,一直要到12月13日才成行。那时,战事已经停歇,他乘坐着袁世凯提供的专列,在军警的保护下,前往汉口采访“和平会议”。
无论是否亲临前线,甚至即使不懂中文,莫理循都能写出洋洋洒洒的中国报道,吸引全世界的眼光。与其说他是记者,不如说他更像是一名政客,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休·特雷弗·罗珀认为,莫理循“并不仅仅报道事实,他是在策划报道”。
澳洲牛仔
莫理循出生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季隆,父母是苏格兰移民。莫理循自小喜欢冒险,18岁那年,他孤身一人徒步穿越澳洲大陆,在123 天行走了2000 英里。23岁时,他去新几内亚进行探险,结果遇到土著人袭击,被长矛刺中,被送到苏格兰爱丁堡就医,才取出了长矛的倒刺。他也顺带在爱丁堡完成了他的医学训练。
随后,作为医生,他先后到西班牙、摩洛哥等地探险。1893年,莫理循到达远东,先在日本呆了一段时间。次年、即甲午年,当中日爆发战争的前夕,他自上海沿长江到重庆,转道云南,然后徒步前往缅甸的仰光,行程3000英里,而路费仅仅是靠母亲所给的40英镑。
这之后,他将沿途的日记和照片,整理出版了《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一书。该书出版时,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远东局势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正逢其时的莫理循处女作,大为畅销。这令他名声大噪,并被英国《泰晤士报》聘为驻华首席记者。自此,莫理循在中国生活20多年,见证和参与了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变局,并为《泰晤士报》发出了大量的报道。
尽管莫理循不懂中文,只能依靠翻译,但他似乎对中国政治和涉及中国的国际政治具有天生的敏感。作为半道出家的记者,他并不严格恪守新闻记者的求实求真准则,而是经常将自己的揣测作为事实进行报道。吊诡之处在于,这种揣测却经常在事后被证明是事实。这令英国外交部十分尴尬,因为他们的情报总是落后于莫理循的报道,招致国会和舆论的批评,外交部官员只好自嘲说:“新闻工作者的日常主要职责就是抢先,而外交官的主要目标是准确”。莫理循因此奠定了他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的牢固地位,被称为“中国的莫理循”。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罗珀所说,莫理循在政治上是个“积极的帝国主义者”,他相信英国的权力是仁慈的,是能够管理世界并使其走向现代的。为了推动英国的在华利益,他将俄国作为最危险的敌人,在1897年俄国强占旅顺、大连之后,就开始积极鼓动英国政府进行强硬的对抗。随后,他又积极推动英国“联日抗俄”,鼓吹英日联盟,利用报刊大肆鼓动仇俄情绪,并给予日本以舆论上的巨大支持。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被西方称为“莫理循的战争”,莫理循至今仍被日本人看做推动日本登上国际舞台的重要人物。
有趣的是,当日本人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莫理循却失望地发现,“所有以前俄国所犯下,遭到我们谴责的罪恶现都在我们同意下被日本人重复了,这真是个奇怪的世界”。他开始成为一个抗日分子,这令英国外交界与读者都大惑不解。莫理循解释道:“当我在报纸上看到说我倾向这个国家,或者反对那个国家时,我很气愤。我是一个英国人,我所想的和我所希望贡献的是我自己祖国的利益”。日俄战争后,莫理循将报道的重点转回中国内政。在清末新政中,大多数的西方记者和外交官对中国前途十分悲观,莫理循与他们不同,认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正在觉醒,中国的前景十分光明。而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是有利于英国的根本利益的。他认为,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人民,而在于政府,当时的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腐败的政府,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只有引进英国的治理模式,才能有效地改造中国,而这需要一个清政府强大的“新权威”——只有袁世凯才能救中国。
中国希望?
没有足够清晰的史料,可以证明莫理循究竟何时开始与袁世凯交往,但在日俄战争后不久,他们的关系就已十分密切。1908年年底,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在1天内先后病逝,年仅3岁的溥仪即位,其父、26岁的醇亲王载沣摄政。不久,袁世凯以“足疾”的理由被“开缺回籍养疴”。
国际舆论普遍将此看做是中国政府的一种倒退,是对改革派的一种打击。当时的大清朝野,改革早已成为主流。袁世凯与满清亲贵的矛盾,并非改革与保守的矛盾,只是改革派中的利益之争而已(参阅雪珥著作《国运1909》之“袁世凯冬眠”)。当《泰晤士报》总部因此批评莫理循对中国前途的乐观论调时,莫理循并不认同,他坚信袁世凯必将东山再起,带领中国走出困境。
1911年,莫理循正在筹划撰写一部袁世凯的传记,积极为袁进行国际形象推广。而这一年的中国政局,波云诡谲,以四川保路运动为主,日渐动荡。莫理循敏锐地认识到: “我深信,袁重新掌权已为期不远。我斗胆揣测,袁将接替荫昌掌管陆军部,其后升为内阁协理大臣,以接替即将退休之那桐……我还冒昧预测,上述变动将在10月间资政院再次举行会议之前实现。”
不必等到资政院开会,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就宣告了袁世凯时代的提前到来。莫理循为武昌暴动而欢呼,认为这是一场“广泛的反对腐败政治的起义”。当《泰晤士报》总部认为,武昌暴动还不能使用“革命”这个单词时,莫理循对此毫不理会,依然大量使用“革命”之词。
尽管因为政府军拒绝提供任何保护,莫理循无法前往武汉交战前线实地采访,但他依然发回了大量报道。在10月11日到11月24日,莫理循给《泰晤士报》发回了8000多单词的电报,《泰晤士报》在为巨额电报费用心疼的同时,也高兴地看到了自己在全球新闻界再度遥遥领先。《泰晤士报》主编白克尔致信莫理循:“我们非常感谢你的关于这场革命的极好的电讯。全世界都从《泰晤士报》上了解到中国真正发生什么。你的工作得到普遍的称赞,你的文章被广泛引用……”
莫理循告诉西方的读者们:“我遇到的所有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中国人的外籍同事,都私下告诉我他们希望革命成功。”“清朝危在旦夕,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皆同情革命党。很少有人怜惜这个使用太监、因循守旧、腐败没落的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