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攻占西西里岛到解放意大利

“三叉戟”会议

1943 年5 月11 日早上，天空雾蒙蒙的，它的声音从远处传来，穿透了低低笼罩在纽约湾上空的薄雾。低沉的低音A 之后，紧紧跟着两个八度音，和两个中音C 之下的音符。不同于安装在前向烟囱上的双联装7 英尺汽笛发出的尖啸，它的汽笛音量已经被调低，以免惊扰在长廊上漫步的乘客。它在和平时期的红、白、黑涂色已被青灰色的油漆覆盖，尽管这遭到了伪装专家们的强烈反对——他们更倾向于使用蓝绿色相间的迷彩图案，并称之为“西向航路伪装计划”，以便能更好地迷惑试图判定它航速、方位和身份的敌方潜艇。即便有人看到它那著名的三层甲板、长达1 000 英尺的巨大船体和庄严而独具特色的尖形船头，也未必会想起它的真实身份，因为灰色油漆甚至盖住了它的名字。但是，绝不会有人忘记它的存在，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它就是“玛丽王后”号皇家邮轮。

离开苏格兰古罗克整整5 天20 个小时50 分钟后，“玛丽王后”号于早晨8 点30 分驶过安布罗斯灯塔，负责护航的美国驱逐舰随即调转船头，驶向远海。与它战前涂色的命运一样，“玛丽王后”号上精美的内饰已被拆除，存放于纽约的一座仓库中，其中包括6 英里长的威尔顿地毯，200 箱骨瓷和水晶器具，以及和平时期一次航行中用来保存1.4 万瓶美酒和5 000 根雪茄的酒柜和雪茄保湿盒。为执行这次代号为“WW#21W”的航行任务，它已被改装为一艘运囚船。船舱内可用作武器的固定设施已被拆除，还安装了警铃、门锁，以及用沙袋堆成的机枪垒，并在食堂和运动区布设了铁丝网。船舱深处不时传来5 000 名德国战俘躁动的声音，他们在刚刚结束的北非战役中被俘，关入了苏格兰的监狱，几经波折，才被押上当时停靠在古罗克的“玛丽王后”号。

他们会被送往美国西南部的一座战俘营，其人数300 名英军士兵时刻保持警惕，监视着这些俘虏，而因为同情，想为战俘提供帮助的卫兵则会受到提醒：“牢记他们的野蛮。”实际上，本次跨越北大西洋，长达5 天的“之”字形航程，已令这些野蛮人变得温顺。是美国国内在押德国战俘总数的3 倍，而且这个数字最终会增加至27.2万。为节省取暖费，大多数战俘营建立在北纬40 度以南的地区，一些战俘营指挥官为战俘提供熏肉和鸡蛋，鼓励他们在营区内喂养宠物，还开办钢琴课，并允许通过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的商品目录订购窗帘。这样做同样是为了让他们变得顺从。

但此次航行却另有目的。秘密乘客名单上，列出了英国最高级别军事将领的名字，其中包括英国陆军、海军和空军的指挥官。他们将赶往华盛顿，参加为期两周、代号“三叉戟”的英美战略会议。轮船悄然驶过韦拉扎诺海峡时，军官们挤在围栏前，试图穿透雾气，望见位于北方7 英里外的曼哈顿。但这一切都是徒劳，他们最终选择了出现在右舷康尼岛的模糊景象，以及左舷处史泰登岛的沃兹沃斯堡，自欺欺人地认为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乘务员和副官们匆忙整理着成堆的行李，并用写有巨大“W”的红色纸片将运往白宫的物品标示出来，其中20 多袋都属于“空军准将斯宾塞”。整理过的机密文件放在上了锁的箱子里，堆在上层甲板旁边的儿童游乐室内，一些作废的保密资料将被送往105 号套房，扔进用浴缸临时改造成的焚化炉进行销毁。

为误导苏格兰各港口潜伏的敌方间谍，此行的计划者们煞费苦心地掩盖了航行的细节。在古罗克，“玛丽王后”号专门印制了荷兰语菜单，让人认为此番赶赴纽约的神秘贵客是流亡的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工人们还安装了轮椅坡道和扶手，反间谍机构也刻意在港口附近的酒吧散布谣言称，“玛丽王后”号被派去迎接即将秘密访问英国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上午9 点，所有伪装宣告结束。轮船巨大的螺旋桨转动了最后一圈，船锚被抛入海中，咯咯作响，激起大片水花。空军准将斯宾塞在甲板上漫步，“看上去状态很好，肥胖、面色红润”，似乎满怀着对战争的渴望。

与“玛丽王后”号一样，温斯顿·S. 丘吉尔太过显眼，根本无法隐藏，正如当时的人们所说：“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丘吉尔抽着据说有“长号那么长”的哈瓦那雪茄——这只是他每天八根中的一根。在那张为人熟知的圆脸上，额头布满了皱纹。他眉头紧蹙，不时用洒了香水的手帕擦脸。当天早上，给“玛丽王后”号上的服务员留下10英镑小费后，他脱掉了在航程中大多数时候穿在身上的连体工作服，换上了皇家游艇中队的制服，活像“一个舞台上的流氓牧师”。前一天晚上，丘吉尔摆下盛宴，庆祝“即将到达美国暨出任首相三周年”。这场盛宴不仅仅是对“玛丽王后”号战前的奢华生活，也是对日不落帝国昔日辉煌的一种缅怀：酥皮馅饼、法式干煎比目鱼、温莎薯条和朗姆糕，除了这些菜肴之外，还有一大瓶1926 年的玛姆红带香槟。

“我们都是小虫，”丘吉尔曾吟诵道，“但我相信我是一只萤火虫。”谁能否认呢？他已奋战了三年，起初是孤身一人，随后便与他努力构建的强大联盟一同作战。他早就提醒过他的警卫，只有在英国遭到入侵的情况下，才能在夜间将他唤醒，但他却从未被叫醒过。他断言，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使命是“纠缠、不停地唠叨和促成”一场远征。

罗斯福对此非常清楚，整个战争期间，他将从丘吉尔那里收到1 300 封电报。这位首相的陆军参谋长写道：“他的脾气像电影明星一样多变，暴躁得如同被宠坏的孩子。”丘吉尔的妻子补充说：“温斯顿会冲我大声喊叫，所以我从不跟他争吵，要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我就给他留张便条。”

“在大事上，他非常伟大，”南非政治家扬·史末资元帅说道，“可在小事上就不那么伟大了。”当然，小事也让他忙碌不堪：因士兵们缺乏纸牌而提出抗议，为英国饲养家禽的农民供应谷物，为军事行动拟定代号（他严厉地废除了“惊心噩梦”、“黄疸”、“开胃酒”、“邦尼哈格舞”这些代号）等。但他的伟大总能在大事中显现出来，一位仰慕者的赞誉最能说明这一点：“他的心中没有‘失败’这两个字。”海上航行总是能给丘吉尔注入新的活力，而且，没有哪次能与“WW#21W 行动”相比。随行人员私下里戏称他为“主人”，因为丘吉尔总喜欢发号施令，让他们每天都忙碌不已。从密码员到陆军元帅，所有被选定为于周三召开的“三叉戟”会议撰写研究报告和备忘录的人员都被称作“祈祷者”。打字员们在一台特别设计的“雷明顿”无声打字机上轮班作业，记录下丘吉尔在滚滚的雪茄烟雾中低声嘟囔出的紧急文件和备忘录。在为特别紧急的文件注上“当日即办”之后，他会去玩上一把“比齐克牌”（他们使用多副纸牌，7 以下的牌都被剔除），再喝点白兰地、香槟，或是他最喜爱的“尊尼获加红方”威士忌。他坚持在自己的救生艇内安装一挺机枪，并宣称，如果“玛丽王后”号被鱼雷击中，“我绝不会被俘。最好的死法莫过于在与敌人战斗的兴奋中死去……你们得跟我上救生艇，看看热闹。”有时候，他又显得心事重重——“弯着腰，盯着他的盘子”——以他朗读福勒《现代英语用法》的纯熟，指责那些倒霉蛋“分解不定式的邪恶以及用‘特别’取代‘很多’的语法”。但大多数时候，他的兴致都很高，会在船桥上与船长讨论航海技术，在休息室观看诸如《重击》(The Big Shot) 和《渡过黑暗》(All Through the Night) 之类的电影，或是在自己的舱室里，与同伴们共进晚餐，笑着说些段子。最令他高兴的是，柏林的一家电台宣称：“丘吉尔在中东，可能正与罗斯福会晤。”他问道：“在这场残酷战争中，谁听到这样的消息不会笑出声来？”

丘吉尔曾提议在曼哈顿的巴特里公园登岸，以此来振奋美国表兄的士气，然后再畅游百老汇。“一个人总是可以做他想做的事，如果这出乎其他人意料的话，”他解释道，“那些密谋者就来不及策划他们邪恶的计谋了。”但考虑到安全问题，美国特勤局不同意丘吉尔的提议，选择从史泰登岛的汤普金斯维尔派出3 艘汽艇，越过灰色的海港，向“玛丽王后”号驶去，迎接丘吉尔。罗斯福总统最亲密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在码头上等候，和他在一起的是“费迪南德·麦哲伦”这辆7 节车厢总统专列，车头已朝向华盛顿。

丘吉尔踏入为首那艘汽艇时，“玛丽王后”号的全体员工都站在围栏旁，向他欢呼。在一片喝彩声中，丘吉尔下船登岸，走上专列，向大家挥手道别。就在他们站在雾气中叫喊时，丘吉尔已经在心中摒弃了“失败”这两个字。

战略的缺失

与手提箱和文件袋一同被放入“费迪南德·麦哲伦”号专列行李车厢内的是一叠厚厚的地图，它们曾被悬挂在“玛丽王后”号临时作战室的墙壁上，上面钉满了图钉和色纱，用来描绘这个星期二全球各地十余处战场的情况。这天已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1 349 天，这场始于1939 年9 月的战争已经过半，但双方指挥官和统帅还不知道，血的代价其实只付出了不到一半，这场战争最终将导致6 000 万人丧生。

在6 年时间里，每3 秒钟便有一条生命逝去。他们也知道，就算以美国、英国和苏联为首的同盟国已经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些轴心国依然控制着大量地盘，其中包括长达6 000 英里的欧洲海岸线和整个亚洲的东部沿海地区。这些都在地图上标注得清清楚楚。

非洲是轴心国领土霸权的例外，那里的战事已接近尾声。7 个月前，也就是1942 年11 月，英美盟军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横扫了通敌卖国的维希法国政府虚弱的部队，随后向东疾进，穿越寒冷的阿特拉斯山脉，进入突尼斯。在那里，他们与英国第八集团军会师，该集团军在埃及的阿拉曼打了一场来之不易的胜仗后，已向西推进，跨过非洲的冠部。突尼斯的面积与佐治亚州相当，这个可怜的国家已经被一连串的战争肆虐得不成样子。最令盟军难堪的是1943 年2 月凯塞林山口战役的惨败，美军伤亡了6 000 人，算是在这场战争中最惨烈的一次失败。但最终，盟军凭借出色的空中力量、海上力量、火炮支援及地面部队，困住并粉碎了轴心国军队，使后者最终于5 月13 日星期四正式投降。25 万名轴心国士兵被俘，那些在“玛丽王后”号底舱中排队等候除虱的俘虏也在其中。

北非战役的胜利着实令人振奋，盟军借此成功控制了从卡萨布兰卡到亚历山德里亚所有优良的港口和机场，阻止了轴心国对中东油田的威胁，并使苏伊士运河自1941 年来首次恢复畅通。从英国驶往印度的船队不再需要绕道非洲，从而节省了两个月的航行时间。同时，被轴心国占领的欧洲宽广的南侧也暴露在盟军的视野之下，进一步的攻击已经箭在弦上。北非战役的胜利与北大西洋的胜利不期而遇，德国潜艇组成“狼群”展开的破坏行动已没有之前那么凶猛，这要归功于电子监控技术的进步。密码专家已经破译了德国海军使用的无线电密码，使得盟军战机和军舰能够更加准确地定位并摧毁德国的U 型潜艇。

5 月，德军将损失47 艘潜艇，是3 月份被击沉数量的3 倍。1943 年夏季，将有3 500 多艘盟国商船平安横渡大西洋。而在一年前，盟军每8 小时便会损失一艘船。德国潜艇在战争期间的损失率达到75%，超过了所有国家。

在这场席卷全球的战争中，世界其他地区的战事却缺乏决定性。在太平洋地区，日本人已被逐出瓜达尔卡纳尔和巴布亚岛。当年2 月，他们的援兵在俾斯麦海遭遇重创。5 月11 日，美军在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登陆，2 500 名日本守军在这场战斗中丧生，而美军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有1 000 多人伤亡。4 月18 日，无线电再一次发挥了作用，美军派遣战斗机伏击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主谋，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

但日本仍牢牢控制着缅甸，占领着中国的大面积土地，其中包括众多港口和沿海城市，从千岛群岛至所罗门群岛中部的太平洋岛屿也在其掌握之下。东京方面转而进入消耗和僵持的战略防御状态，寄希望于苏联能够置身于太平洋战争之外，拖垮盟军的意志。

东线的战事始终保持其血腥的特点，自1941 年6 月希特勒入侵苏联后便一直如此。不到一年前，德军包围了列宁格勒的郊区和斯大林格勒，尽管没有进一步动作，但距离里海只有几个小时的车程。态势仍然对轴心国不利，自1 月份以来，德军已损失了30 个师，大多数都是在斯大林格勒或突尼斯，相当于希特勒整个战斗序列1/8 的兵力。在过去的3 个月里，德军坦克的数量从5 500 下降至3 600。苏军发起了

一次反击，重新夺回了库尔斯克、罗斯托夫和亚速海东岸。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5 月9 日的日记中描述了元首的绝望：“他对将领们厌恶至极……他说，所有将领都在撒谎，所有将领都不忠诚，所有将领都在与国家社会主义作对。”

但是，苏联红军距离德国东部边境仍有300 多英里，面对着德军2/3 的作战力量。希特勒麾下仍有300 个德国师，以及仆从国的90 多个师。盟军庞大的轰炸机编队对德国的工业区和城市发起了攻击，但到目前为止，成果还并不显著，主要是因为美军很大一部分的空中力量被挪用，从英国基地调往北非。除了中立的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和瑞典之外，从比斯开湾到顿涅茨河，从北角到西西里，整个欧洲大陆仍在轴心国牢牢的掌控之下。约130 万奴工被迫在德国工厂内辛苦地工作，另有25 万奴工沿着法国和低地国家脆弱的西海岸，构建着“大西洋壁垒”。无数被视为“毫无价值”或“危险分子”的人被赶入集中营或灭绝营，其中包括25 万法国人，最终，他们当中只有3.5 万人活了下来。

5 个月前，在卡萨布兰卡战略会议上，盟军于北非战役胜利后的新一轮攻击行动已经敲定。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英国和美国指挥官联合组成，为罗斯福和丘吉尔指挥作战。——译者注）总结了“爱斯基摩人行动”：“针对西西里的进攻行动将于1943 年7 月展开，选择月色良好的夜晚，这样对我们有利。”作为地中海最大的岛屿，西西里岛距离突尼斯仅有100 英里，与意大利这只“靴子”的尖头分离，对它展开进攻，将彻底结束非洲战役。早在1942 年11 月登陆非洲西北部之前，美军的战略家们就一直对在地中海地区挑起战事持怀疑态度，认为盟军应当将力量集中在英国，直接跨越英吉利海峡，扑向柏林。但罗斯福支持丘吉尔，无视那些将领的意见，执意发起这场战役。美国最高统帅部对“爱斯基摩人行动”表示支持，因为夺取西西里能恢复地中海航运的通畅，还能分散轴心国的力量，减轻苏联前线的压力。

另外，还可以在这里建设空军基地，为轰炸意大利和欧洲其他敌占区做准备，甚至能对软弱的罗马政府形成威慑，令其废除1939 年5 月与柏林签署的《钢铁条约》，退出这场战争。

可是，拿下西西里岛后，下一步该怎么办？没有进一步的计划，没有大战略，决策者们甚至没有就如何指挥集结于地中海地区的盟国部队达成共识。为此，“三叉戟”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丘吉尔一直抱有野心，企图在意大利腹地发动一场战役。4 月初，他恳请罗斯福不要仅仅将目光局限于西西里，认为西西里“对我们的军队来说，是个最小的、轻而易举就能拿下的目标”。而击败意大利“将孤立德国人，令他们不寒而栗，意味着其灭亡的开始”。感觉到美国人不太情愿后，丘吉尔于5 月2 日提醒哈里·霍普金斯，盟国友谊的“表面下隐藏着严重的分歧”，并在私下里告诉国王乔治六世，他决定在“三叉戟”会议上提出“先解决亚洲”的建议，因为有许多人都要求美国对东京施以更大力度的打击。

“我们远道而来，并非只有僵化的思维和死板的计划，”从古罗克启程后，丘吉尔为“三叉戟”会议准备开场白时说道。他的灵感被“雷明顿”无声打字机转换成文字，出现在唐宁街10 号专用纸张上，其中包括“1 号目标：令意大利退出战争”以及“绝不能忘记，德军185 个师正在对付俄国人……而我们目前还尚未和任何敌军有过接触”。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在8 月底前拿下西西里岛，到展开‘波列罗行动’（从英国出发，跨越海峡进攻西欧的行动）之前，有七八个月时间，那些参与行动的英美部队该做些什么？我们不能在俄国人承受着完全不成比例的重压之时，让我们的军队无所事事”。他的无礼中带有一丝恳求，长达45 个月的战争已令英国到达了极限。随着全民动员结束，12% 的英国人都在军队中服役，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并且需要跨越海峡，向“欧洲壁垒”发起冲锋的话，人力将严重短缺。英国在战争中阵亡的人数已超过10 万，数千人失踪，2 万名商船船员遭受了损失，另外还有4.5 万人死于德军空袭。

而美国就是救星。几年前，美军还那么稚嫩而脆弱，而现在的兵力已超过600 万，由1 000 名将军、7 000 名上校和34.3 万名中尉率领。从1941 年年中到现在，陆军航空队的人数增长了35 倍，陆军工程兵的规模也扩充了40 倍。“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海军只有8 艘航母，而到1943 年底，竟拥有了50 艘大小不一的航空母舰。美国还将制造更多的货船，其总数量将超过英国整支商船队。制造一艘“自由轮”，从铺设龙骨到交付只需要50 天。也许丘吉尔在到来前提醒过罗斯福，就在当天，后者公开宣布了“美国的飞机产量”，美国于1943 年一年共生产8.6 万架飞机，“已超过其他所有国家产量的总和”。另外，美国还向其盟国提供了价值480 亿美元的战争物资，其中2/3都流入了英国。

在美军参战的前18 个月里，表现出的特点是经验不足、人数匮乏和玩忽职守。这支军队需要一个漫长的熟悉过程，这非常必要，而且现在还仍然处于这一过程当中：从弱者中挑选出强者，从无用者中挑选出有用者，另外，一如既往，从倒霉蛋中挑选出幸运儿。《纽约时报》资深军事记者汉森·鲍德温在战场上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旅途后，在本周二早上的头版上总结道：“美军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领导，迄今为止，陆军还尚未造就足够多能够率领部队的称职军官。”至于普通士兵，鲍德温说，他们“没有坚韧的精神和足够的决心，只把部分心思放在打仗上——只是一部分”。

但在后方，美国工业基地的生产能力几乎被充分调动起来，这个国家正从和平走上战争之途。1942 年2 月10 日，最后一辆汽车从美国生产线上驶下，到1943 年，取而代之的将是3 万辆坦克。生产线以每小时超过3 辆的速度昼夜不停地运转着，一年的坦克产量便超过德国从1939 至1945 年的总产量。原本生产钢琴和手风琴的鲁道夫·沃利策公司开始生产指南针和除冰器；国际银器公司不再生产餐具，转为制造勃朗宁自动步枪；唇膏、打字机和轮毂罩制造商分别开始生产子弹、机枪和钢盔。各个领域的企业都在转产，这一年，美国还生产了600 万支步枪、9.8 万具火箭筒、64.8 万辆卡车、3 300 万套军用汗衫和6 100 万双羊毛袜等等各种军用物资。

战争像一种无孔不入的液体，渗进每一间厨房、每一个衣橱和每一个药品柜。糖、轮胎和汽油率先实行配给，随之而来的就是从鞋子到咖啡等等几乎所有的一切。“用完”、“穿坏”、“凑合凑合”、“没有也罢”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作为按钮的新材料，塑料替代了黄铜，锌制硬币取代了铜板。为了每年能节省5 000 万吨羊毛，政府宣布取缔背心、袖口、贴袋和阔翻领。裙子变短了，百褶裙消失了，一条要求将女式泳衣布料减少10% 的法令催生了比基尼的出现。战时生产委员会签发的L-85号条例不仅规定将天然纤维列入配给物资，还严格限制了织物的颜色，仅限于“荣誉金”、“英勇红”和“无畏蓝”。

德国战俘也许能在“西尔斯·罗巴克”订购窗帘，但商品目录上已经没有了萨克斯、铜水壶和犁。发夹的短缺迫使美发师不得不用牙签凑合，而丝袜也被诸如“维尔瓦腿膜液体丝袜”这类“丝袜妆”替代。在全国范围内，车辆限速每小时35 英里，被称为“胜利的速度”。政府还发起了收集牙膏皮的运动—— 60 个牙膏皮中所含的锡足以焊接一架B-17 轰炸机上所有缆——16 个月就收集了2 亿个。海报上呼吁“用废料埋葬一个日本鬼子”，精心制作的图表告诉美国人，10 个旧桶便能提供足够制造一门迫击炮的钢，10 个旧炉子等于一辆侦察车，252 台割草机可以生产一门高射炮。

但是，只有在正确战略的指导下，所有被回收的割草机和牙膏皮，所有军舰、飞机和羊毛袜，被投入正确的战役，才能帮助美军取得胜利。而这样的战略目前尚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