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解放前女生为果腹嫁军官

1948年围困长春，首开解放军和平解放大城市的先例。70年尘封，硝烟散尽，网易新媒体联合吉林省档案馆，推出“家书”系列报道，寻找围城内没有寄出家书的老兵和知情者。如果您有关于家书中老兵线索，请联系吉林省档案馆（0431-）88553739 / 88553732。更多家书内容敬请关注网易订阅号“没有寄出的家书”。

纵贯南北的人民大街位于长春市中心，沿线分布着诸多伪满洲国建筑遗迹。

1948年时，这条路还叫中正大街，是新七军与六十军的守备分界线。时任东北“剿总”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的指挥部，便设在中正大街上的伪满中央银行大楼里。如今，这栋大楼被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使用。在与银行一街之隔的不远处，伫立着吉林省档案馆大楼。

长春解放之际，解放军从一架飞机上缴获了大约1500封书信。后来，这些书信，辗转被存放在吉林省档案馆的两百多个档案盒中。

一盒标着“敌伪政治档案案卷”字样的硬皮纸夹，将数十个不同人物的书信随机装订在一起。这不规则地装订，恰也喻示着写信人命运：他们亲历了历史，又被随机分配到历史的角落。时间流逝，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像那些藏在漆黑档案柜里的书信一样，安安静静，落满了灰尘。

在诸多信件中，一张被裁开的航空信封，引起我们注意。1948年5月30日，国军某部“工兵营第三连”的李发甲，将这封满怀思乡之情的家书，寄往云南省昆明市武成路259号。李发甲在信封正面写明是“平安家报”，又在背面写上了“请勿遗失，速速回音”字样。然而，他一定没想到，这封信将一直躺在东北的暗室里，至今不能抵达西南方目的地。

李发甲只是诸多未能将信寄出长春的人之一。翻阅档案中的家书时，不规整的泛黄纸片，逐页从指尖划过。那哗哗的响声，如同历史河流上不时翻腾起来的层层细浪。

围城里的端午

1948年，岁在戊子，第二次国共内战已进行到第三个年头，国共双方正为争夺东北地区控制权奋力搏杀。这年6月11日，留守长春的国民党新一军少尉指导员胡长庚，在围城炮火声中度过了他人生中第22个端午节。那天，胡长庚用预先借来的100万元钱，同几个朋友好好吃了一顿。“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举债过节的胡长庚，在当天日记中喃喃自问：“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死？”

胡长庚1926年生于四川绵阳，曾在当地高级师范学校就读。1944年，他瞒着家人跑到成都入伍，被分到号称“天下第一军”的新一军，在缅北受训。抗战胜利后，胡长庚随新一军回国，旋即投身东北战场。

经过1947年到1948年3月间三次攻势之后，解放军在东北已攻占50余座中小城市，将东北国军分割包围在长春、沈阳及锦州三个孤立地区。与胡长庚一道在围城内过节的，除长春百姓外，还有他的十万名袍泽：主要包括东北“剿总”第一兵团部，及其所属新七军、六十军。与此同时，长春城外，集结着数十万解放军——这场围城战，将一直持续到当年10月下旬方告结束。

佳节思亲，是千载不易的人之常情。端午前一天，供职于国军九三八七部队野战医院的杨廷彦，便在长春城内寝室，给他远在云南开远县的母亲和三娘写信，追忆“儿童时两老给我们弟兄过端午的往事”。当他试图展望西南角远离的家乡时，却被一阵浓密的炮烟遮断了视线。他断定，长春市外隆隆的炮声，已使人们顾不及思念“大节凛然的屈原”。

同样从长春写信寄往云南，端午当天，李如渊的确没闲心去思念屈原。他鼓起勇气，向“宏英小姐”写了第一封信。李如渊含蓄地向对方表露心迹：“迢迢万里的飞鸿，投到故乡的海里，希望如精卫衔的石，也能引出了你的玉。”说完这句话后，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今天是端午节，故乡的龙舟竞渡，热闹无比。但在国防前线，呈现着严肃的景象。烽烟遍野，战云密布，血汗浸透了征衣，炮声震碎了好梦……”

按照习俗，端午节理应加餐庆祝。然在围城中人笔下，鲜少读到节日欢乐气氛；每个人似乎都憋着满腹牢骚，忧心忡忡。

“浩”是国军某部汽车营一位排副，他在信中记述了部队的节饭：“说是肉吧，只是皮和骨头，说它不是吧，还有些老母猪皮，最糟的还有一股臭味，以致平常惯会打冲锋的弟兄们都摇头不吃。”他因此“连一颗米也没曾吃”。

“浩”还揭露负责采购食物的特务长，说他不与大家一起吃饭，而买了鸡、肉和大米在自家过节，并暗示他可能中饱私囊。其实，在围城中采购食物，也颇具危险性：端午节后次日，新一军汽车修理厂的程印昌，在与战友同赴郊区“购粮及蔬菜副食”时，遭“无饭食之乞丐暴民”袭击，被打成脑震荡。程印昌住进医院，一直延宕了十来天方才痊愈。

即便同在围城中，仍有人比多数人过得好。一位叫“幸儿”的女子，在端午当天，向她远在湖南益阳的母亲姚淑仪如是禀报：“因此地粽子不太好吃，故此我包了几十个能够我们自己几个人吃的。”她丈夫老张，大概是一位高阶军官，最近也因军部伙食变差，每天非得回家吃一两餐饭。

当老张与“幸儿”夫妇在计较吃得好不好时，城内更多人正为没粮可吃而发愁。正如“幸儿”所说：“此地生活困苦得很，一般老百姓真有不少吃树叶与豆饼，……我们在此艰难中幸未受到影响。现在公家有空运粮食来，加之我们囤了很多粮食，最近还卖去一部分……”不过，“幸儿”也有烦心事：她从报上获悉湖南发洪水，担心家乡受灾，又牵挂母亲安危，正预备寄钱回去。

同样来自湖南的“梓湘”，在端午当天接到父亲来信，获悉自家因洪水而“家败人亡，侄儿夭折，母亲去世，嫂怀四月孕婴长眠”。“梓湘”悲痛不已，“唯有以泪洗愁”。身陷异地围城的他，只好作诗抒怀：“端阳佳节，炮火连天，震撼大地，乱世荒年！北地忆亲，悲痛缠绵，何时乱平？泣诉坟前！仰天寄语，游子心煎！何慰天灵？抑报九泉！”

断线风筝般暴涨的粮价

在胡长庚看来，被重重围困的长春，俨然已是“死城”。长期军事围困导致物资匮乏，城内军民犹如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六十军青训队的朱肇武，在信中记录了描摹当时长春世相的短诗：“抬纵粮价实可杀，饿得贫民两眼花；饥民糟糠难入口，谁家能离豆腐渣。”

在围城中人笔下，关于缺粮及物价飙升情形的记录触目皆是。易永兴在5月29日写道：“老百姓都是吃树叶子……食米均卖四万多元一斤（合法币四十多万）。”到6月30日，“文闽”在一封寄往四川岳池县的信里说：物价“一月来已涨约六十倍。六千一斤的高粱米现在卖到三十万元一斤（流通券）。其他物价也是一样，豆渣、榆树皮粉也得七万一斤，人民食此物者占半数。”到7月9日，“每斤树叶卖五六千元，高粱糠、豆腐渣、豆饼均称上等贵品，一般民众面黄肌瘦，骨如柴梗……”

6月13日，“汝标”在信中提及城内百姓谋食方式：“小孩子组织童盗团抢吃各种食物，一抢到就往口里塞”，“老百姓都集体到公园空地上采摘一种‘榆树’的嫩菜，及其他草根用来果腹。”类似情形持续甚久：据1948年7月23日《吉林日报》报道，长春市内公园，草都被吃光了，且树枝都是光秃秃的，“宛如一幅冬景”。即便如此，“间或还有些西装革履的先生们也爬在少数的几棵树顶上采摘残枝剩叶”。

当时在长春城内一所学校任教的李其颖事后回忆：“交换市场上看不到成袋子的粮食交易，有的是三两斤的交换品和三五个窝窝头的私下贩卖。在这交换市场上的粮价，像断了线的风筝，蹦着高地天天暴涨。”

据1948年8月1日《中央日报》报道，不到两个月时间里，每斤高粱米价格从1700元左右涨至350万元。另据国民政府央行长春分行统计，当年7月23日至8月26日，一个月时间，每斤高粱米的价格（按东北流通券本票计），已从160万元飙升至3000万元。

战局是影响物价变化的首要原因。据胡长庚5月31日记载，“来20架飞机投粮，米能下跌5000元，来2发八路的炮弹，米便复涨15000元。”此外，游资炒作也不容忽视。6月28日，因城内军队不采购粮食，致长春高粱米价钱从31万元跌至22万元（一斤）。游资因此转向金钞市场，当日黑市黄金价格升至9千万元一两。

面对如此情境，胡长庚不禁慨叹：“现在的世界，真是钱粮世界啊！”

相比于一般百姓，军人至少还有粮可吃。在6月1日的信中，李永泉向广东中山县的六叔婆禀报：军中主食已变为三成大豆配七成高粱米，烧出的饭“好像锅底的颜色，吃了很多同事肚子痛。”到6月底，军队伙食已变为“高粱米、黄豆各一半，吃的人们都拉肚。”

但在这样的非常时期，长春城内曾兴起一次结婚潮。6月6日，服役于新七军六十一师的胡俊彦，与17岁的北平姑娘刘桂芝，在重庆饭店参加了长春市第八届“集团结婚典礼”。时任第一兵团部政训处长杨某，已年近60岁，也娶了个17岁的少女。一位军人写道：“只要有高粱米吃，结婚是特别的容易，尤其是学校的女学生，你可以任意选择，并且她们也无任何选择，条件主要是问问你每月的收入和多少高粱米而已。”

6月17日中午，一发从城外射来的炮弹，打在胡长庚旁边房子上，“从屋瓦而下，折大梁、过天花板，并洞穿楼板而爆炸”。胡幸免于难，毫发未损，当晚“沽酒2两、豆子半斤以资祝福”。

在围城中，常有东西从天而降：有时落下的是军粮，有时则是炸弹。但对被砸中者而言，落下来的粮食，也等于炸弹。时为第一兵团司令部警卫连长的刘震坤，曾亲眼目睹一位三轮车夫被空中落下的米袋子砸死。车夫的妻儿祈求用这袋米换些东西安葬死者，结果，长春警备司令部纠察队，硬是把米抢了回去。从书信等史料看，类似粮食砸死人的事情，并不少见。

虽被围困，围城中军人仍需要娱乐活动供消遣。据胡长庚日记，6月2日，他陪大姐去看了一场《霓裳恨》；6月6日，看《美洲探险记》和《良宵花弄月》各一场。7月11日，胡长庚又与一两千人挤在没风扇的中山纪念堂，看了薛黎演的《牛郎织女》。而为了听李香兰唱的《卖糖歌》，梁振奋前后看过至少六次《万世流芳》电影。

在百无聊赖中，胡长庚“希望八路军来打长春”，“打下了我们走，打不下，我们可以出去抢粮食。我不希望老被人家围困着，要死不活的。”

家书抵万金

时隔一甲子，重读围城中人所写书信，依然能感受到写信者当时的处境和心情。作为家中男丁，围城内的许多将士，虽身陷重围，依然没忘记自己对于家庭的责任。其中不少人在信中谈及汇款回家的事情。

“文闽”预备寄1亿元法币回老家，他说：“此数目现在弟是毫无所谓，不过在物价很低的家乡里至少是可以作一点事情。要是不兑换，在本月或十天内我也可能把它用光。”新七军少校何恩波在6月初又向家中汇款3000万法币。他在信中鼓励弟弟用心学习，并明言，家中的一亿元活动资金，“主要用途还是在你的学习方面”。

有人在汇款时遗失或被骗。“军强”便在与家人通信中获悉，自己此前托朋友帮忙寄给父母的几笔款项，均被这位朋友私吞。

在新一军汽车修理厂服役的吴铁民，曾先后两次向广州家中汇款，共计八百万元。但父亲在给他的信里说，只收到了三百万元。对此，他倒比较豁达：“损失了一点金钱又有什么要紧呢？”相较于钱，还有更让他烦心的事：未婚妻陆珍埋怨他迟迟不肯回家完婚，且怀疑他在长春另有爱人。他只好努力为自己辩白，称军中“生活甚苦，百物腾贵，喝一碗白粥也要二万元，儿对于长春没有留恋之处。”

不止吴铁民一个人曾被疑不忠。服务于长春军运办公处的孟化方，亦被妻子怀疑“与王文敏有关系”。他向身在北平的妻子保证：“她没有一样比得上你”，“我决不会去找别的女人，秋妹放心吧！”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有余款可寄回家。陆桂荣便如实告诉远在广西宜山县的母亲：“此次写这信回来，是没有汇钱。”不过，为给母亲留纪念，他在信内夹了一张面值5000元的东北流通券，还夹了一张“共匪票”，说明“上面印有毛泽东的像，是五百元的，源自于八路军。”

汇钱并不是唯一表示牵挂与责任的方式。在中国家庭，兄长一般还要承担教育弟妹的职责。6月24日，“明礼”在寄往台湾凤山的信中，直言弟弟“才学固浅，经验亦缺”，并勉励他学习孙立人将军，肯“从最下层做起”，切勿好高慕远。他还告诫弟弟：“美色是一件最不重要的事情”。

在牵挂家人之外，为自己谋划后路也属人之常情。6月23日，崔清勋在写给侄儿“志桂”的信里，预先交代，等他汇款到账后，“立刻给我买麦粉存之，待有机会给我点土地，以洼地为佳。”他还叮嘱：“收到款时千万不要存之或借外人。”

有些人可能是在以写遗书的心态写家信。新七军六十一师野战学院的“三等正军学”王荣生，已有两年未给家里写信。如今，身陷围城，他深感“这封信是没有法子再不写了”。然而，患病月余的他，叙述颇为仓促，直到临近结尾，才想起向父母禀报自己妻子的姓名、籍贯及年龄。他也透露，最近常因生活窘迫与妻子打闹。

有些人家里，还有一些难题等待他们出面处理。国军某部一位特务长从家书中获知，他家乡的保长为敲诈钱财，竟说他“从军是假”，并以此为由逼他父母“出谷若干石”。气愤之余，他专门修书一封致保长，痛斥其“上危害国家信誉，下残害人民”。

这位特务长的遭遇并非孤例。川籍士兵“洪信”，家中“四兄弟已有三兄弟当兵”，但当地保甲还非要逼迫他“家中唯一奉养母亲的大哥也抽去当兵”。忍无可忍的洪信，写信向家中索要乡长和保长姓名，准备给他们写公函抗议。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6月27日，国军将士遗孀张凤英在信中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张凤英与丈夫“纯良”在东北成婚，截止写信时，她尚未见过公婆。她向公婆汇报了亡夫生前的情形：为攒钱寄回家，纯良节衣缩食，“每天只食高粱米”，连喝酒抽烟的嗜好也一并丢弃。张凤英夫妇将三分之二积蓄寄回家中，结果，家人却没收到这笔钱。紧接着，丈夫患病去世，独留这苦命女子在孤城，她也只能靠做点买卖或替人做工维持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身为围城内最高军事指挥官，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在军务繁冗之际，不忘致信远在浙江的故旧罗漫空，以“编制极狭，无法可设”为由婉拒对方的谋职请求。

无法逃离的城市

较诸其他人，关棱如在写信时心情一定要好很多：服务于国民党六十军暂编二十一师的关棱如，在师长陇耀家过端午节，被招待一整天，还从陇耀处获赠三百万元钱。更让他高兴的是，他已得师长特批，准备“南归”休长假。他在信中兴奋地谈及南归计划：“以目前估计，除了交通问题之外，简直毫无难题。”

想要逃离围城的，远不止关棱如一人。其中，的确有人能如愿离开。5月22日，阮云丽和张兵琦乘飞机逃离长春。胡长庚感慨：“还是女人有办法，长得好看一点就有干爹、干老子帮忙。”

胡长庚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些成功逃离长春的案例：6月20日，“谭队长的未婚妻已乘机抵达上海”；6月21日，“Mr梁一批步行了十二天”后，也抵达沈阳。7月16日，一名被俘后放回的“刘副团长”，从长春出发赴沈阳；7月20日，胡长庚收到刘副团长发回长春的平安电报，说“沿途至为顺利”。

然而，更多人却欲走不得，只好困在围城中坐以待毙。在胡长庚日记中，就数次提及这类情形：6月13日之前，胡长庚的大姐，一直在机场等了许多天，都走不成。因为“飞机一来八路就用高射炮乱打，以至全不敢安全着陆”；6月27日，“有很多徒步赴沈的人走不了又退了回来”；7月1日，“苗太太”也告诉胡长庚，说“她和她母亲、孩子这次走路没走成”……

身陷如此境地，胡长庚也一心想尽快逃离。6月9日，他一宿没睡好，思前想后，暗下决心：“以后只要再有熟人步行到沈（阳），就是拼着性命也得回去”。6月20日，他又写道：“只要能回家，就死了，我也满足了。”6月26日，他终于下定决心要走。

此后，胡长庚又数次祈求神明指路。7月17日，他在孝子坟抽到一支“纯阳道祖林签”，卜问能否走成，签云：“顺水行舟定好归”，他喜不自禁地“跳了起来”，并立刻卖掉自行车筹备路费。当月22日和25日，他又两次抽签卜问走路凶吉，皆抽得“好签”。7月25日，他规划好了三条从长春至沈阳的不同线路，写在日记本上。到7月27日，他已将东西通通卖光，换得1亿零500万元。万事俱备，只欠动身。

不过，目前公布的胡长庚日记，截至当年7月28日便戛然而止。他究竟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离开长春，尚不清楚。

据网友“士心”撰文回忆，1958年，胡长庚被打成“右派”后，他妻子携5岁大的女儿与其离婚。胡长庚后来被押去修成昆铁路，1960年，因劳动过重口粮不足而饿死——他虽活着走出了战争年代的“死城”长春，却没能挺过和平年代的“运动”。

我们不清楚，关棱如是否果真如愿南归休假，我们也不清楚，他后来处境如何？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围城内绝大多数将士与百姓，一直在城内挨到当年10月中下旬，才得以走出长春城。不过，在他们之中有些人的信件，迄今尚未离开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