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工队老兵:最重要的不是杀敌 是争取人心

刘光军

刘光军 （1918年- ）广东韶关人，1938年到延安进入抗日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抗大”总校政治部保卫部工作，留在太行山的“抗大”六分校任大队特派员。1946年，任刘、邓野战军第三纵队九旅保卫科长。1977年，担任上海仪表局副局长。1983年离休。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因为身体原因，我未能前往北京参加纪念活动，但我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赠了一台老式照相机，这是我在抗战中从日伪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作为抗战的亲历者，忆起种种往事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我家世居广东韶关，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当时家乡人民都非常气愤，说“日本仔”实在欺人太甚，许多爱国青年纷纷从戎报国。我的大哥刘梦晖与三哥刘如心都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兄妹五人决定前往延安抗日大学学习，参加革命抗日救国。父亲对我们非常支持，他说：“没有国，哪有家？你们兄妹去打日本鬼子报效国家，好得很！但是这次前往延安路途遥远，要照顾好两个十四、五岁的妹妹。”就这样，在1938年，我与大哥、三哥和两个妹妹一起，身背家乡竹筒做的水壶，踏上了奔赴延安的道路。

我们时而搭车，时而步行，有时还要翻山越岭。当时大城市经常遭遇日军轰炸，我们只好设法绕路前行，走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三哥刘如心抵达延安后不久即被派往英国深造，我和其他三兄妹均留在延安抗日大学学习，二哥毕业后加入国民革命军投身正面战场。至此，我们兄妹六人，在不同的党派、不同的部队、不同的战线打击日本侵略者。

1939年我从“抗大”毕业，留校担任保卫干事。同年，因为日军步步进犯，“抗大”总校迁出延安，驻扎在比邻太行山的邢台地区。在“抗大”根据地附近，有两个日军的据点，经常开展“扫荡”，而“抗大”师生均没有武器，为保障“抗大”安全，“抗大”领导组织了最精干的人员，配发最好的武器，组成了便衣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收集情报，在敌军开展“扫荡”前通知学校撤离，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敌后武工队”。我担任邢东地区武工队副队长，直接负责指挥武工队小组在这一敌后地区的行动。

在影视作品中，武工队队员经常与日伪军短兵相接。但在现实中，这样的情况极少出现。日军的炮楼非常坚固，周围还有注水的壕沟，强攻必然得不偿失。因此武工队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上阵杀敌，是在敌占区争取人心，获得重要的物资与情报，配合主力部队开展作战行动，维持敌后交通线的畅通。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是山东、江南地区根据地来抗大学习的主要通道，虽然没有战火纷飞，但同样至关重要。

我们活动的邢东地区是对敌斗争最为激烈的区域，当地的日军主要负责守备铁路，在沿线设立了许多炮楼作为据点。我们除了要搜集情报外，还要在敌占区筹集军粮，解决根据地粮食紧缺的问题，所以必须获得群众的支持，把原本送给日军的军粮争取过来。在当时的敌占区，日军的兵力也比较有限，只能重点守备铁路沿线，而且到了晚上就退回炮楼，因此晚上就成了我们的天下。

在武工队的宣传动员下，当地群众的抗日热情得到了激发，偷偷将粮食送给八路军，许多不愿意当“汉奸”的伪保长也纷纷与抗日政府合作，白天与日军周旋，晚上就给八路军送粮送情报。

在抗大武工队的努力下，粮食等物资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八路军根据地，而敌人对“抗大”驻地的“扫荡”行动，也均以扑空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