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青年团:元首比生父重要 时有大义灭亲

（原标题：揭希特勒青年团：元首比生父重要 时有大义灭亲）

希特勒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 作者：乔恩·萨维奇

挥舞起你们的旗帜，加入我们德国工人党吧！青年人们，和我们一起反抗旧制度，反抗旧秩序，反抗老一辈。我们是维护自由的最后斗士，和我们一起为社会主义，为自由，为面包而战吧！

——希特勒青年团基尔分会散发的传单，1932年夏

这个预言太准确了。青年人在纳粹的意识形态里占有特殊的地位。希特勒认识到很多生于长于魏玛共和国期间的人不会向纳粹革命妥协他们“内心的存在”，于是不遗余力地向下一代灌输思想，因为他们的价值观还没有形成。正如他在1933年所说，“当一个反对者说，‘我不会站到你那一边的，’我平静地说，‘你的孩子已经属于我们了……你会死去的。但你的后代现在站在一个新的阵营里。不久之后他们除了这个新组织之外什么也不会知道。”

正如纳粹的冲锋队员们强制性地关闭所有政治上的反对渠道一样，希特勒青年团也开始着手对付以前活跃而多样的德国青年运动。刚开始，很多青年运动的领导人们认为有可能和新政权达成妥协。1933年2月27号，各政治领域青年组织的200名代表——纳粹、共产党人、童子军、还有社会主义青年——聚集在柏林的斯特丁内车站（StettinerStation），试图找到一条可行的方法。但是，这一想法很快被当晚国会大厦纵火案（Reichstagfire）引发的镇压扼杀在摇篮里。

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巴尔杜.冯.席腊赫的直接目的在于吸引尽可能多的青少年进入这样一个垄断的系统。很多非政治的青年组织试图通过组建一个新的名叫“伟大德国联盟”（GreaterGermanLeague）的联合组织来抵挡这一动向，但这个组织也在6月瓦解了。只有宗教性质的联盟维持了下去：新教组织于1933年12月合并进希特勒青年团，而由于和教皇碧岳十一世（PopePiusXI）之间的契约，天主教的青年团体虽然处于高压下，还是维持到了1939年。

尽管冯·席腊赫外表阴柔，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很好的组织者。1933年6月，他从希特勒青年团的青年领导人晋升为德国青年的领导人。这一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希特勒青年团变成了德国青少年唯一可以加入的组织，而任何反对这个官方青年组织的行为就是反对国家的行为。同时，要从事例如教师律师之类的职业就必须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而所有的工作也是青年团成员优先。在这样一个普遍失业的国家里，经济需要和政治意识一样强而有力。

加入希特里青年团有很多理由：如果不是简单的想要加入的话，那么原因可能是同龄人和国家的胁迫、经济压力以及对纳粹意识形态的信仰。确实有很多德国青年人加入他们的大部队里：其成员数从1933年初的10.8万人增加到年底的360万。巴尔杜.冯.席腊赫立刻为这个扩展了的组织设计了一种新的结构，男女都是按年龄来编制的：10岁以下的男孩是儿童团团员（Pimpfs），10到14岁的组成少年团（Jungvolk），14到18岁的就是希特勒青年（Hitlerjugend）。而10到14岁的女孩组成少女团（Jungmadel），14到18岁的则编制进德意志少女联合会（BundDeutscherMadel）。

希特勒青年团的管理系统是一个类似金字塔形的等级制度，坐镇顶端的就是冯·席腊赫。他下辖5个大区，再下面是21个分区，每个分区又可以分为6级。最底层的是小组，每组15人，直接对他们的组长负责，组长又对上一级的长官负责。这一系统是更广的纳粹党等级制度的复制品：年轻人从很小的时候就被训练来适应的一个清晰而严酷的秩序。他们长大以后，这种等级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反抗即便不是不可能的话，至少也是难以想象的。

希特勒和冯·席腊赫都希望建臣一个对德国年轻人进行一辈子控制的系统。希特勒把这个国家对分级的狂热以及纳粹对极权主义的追逐嫁接到原贝登堡型童军崇拜的军国主义上。每个新成员都要以上帝之名起誓忠于组织，这样就使得背叛的罪过更加严重。入社仪式过后，新成员要经历2到6个月的试验期，最后要通过一项综合了体育、近距离搏斗、以及党史的考试。

一旦正式加入，希特勒青年就会收到发放的军服，体现了当局对其青年所要求的同一化。基本的男性装束和纳粹冲锋队员的军服很相像：褐色的衬衫、十字的臂章、黑色的短裤、还有军用防水帽。女孩子则穿沉重的行军鞋、白色上衣、蓝色裙子，戴装饰有刻着徽章标志的环状物的棉制围脖。唯一允许的不同在于代表身份的徽章以及根据其所在小组上属的武装力量的不同而变化的权标。

每天数小时的运动、身体锻炼、以及军事训练就是希特勒青年的生活重心。俄里卡.曼恩（ErikaMann）在其作品《野蛮人的学校》（SchoolforBarbarians）里引用了1933年一本小手册上所记的希特勒青年的课程表，包括像“投掷炸弹”之类的“和平运动”。丹尼尔·格林警告说“一代人正在公然地进行自我准备。不用强制性地服兵役，他们觉得通过在路上行军、背负行装、假装前进进行遭遇战、在练习场上匍匐、敲打旧锅子来通知城市居民空袭来了等等方式来扮演士兵是很有趣的。”

军事的教化开始得很早。正如一个学员记得的那样，“我们在德语课上大部分的阅读材料是关于世界战争的文学作品。但是我们出于自身的考虑还是把它们都看下来了。”他记得这些书大部分是关于“前线的同志情”和行动中英雄式的死亡，但是也有变化：“青年运动英雄；‘两个世界间’敏感的流浪者；‘兽性的布尔什维主义部落’的无情斗士；或者人类的蔑视者；技术装备精良的武士；《钢铁风暴》（StormsofSteel）里贵族掠夺式的20世纪英雄。”

纳粹在那些要求机械学习和盲目服从的课程里加入了一轮常规的运动项目。这背后的基本理论在希特勒1927年的宣言《我的奋斗》（MeinKampf）里说得很清楚：“民意国家要调整其教育项目，不仅仅要重视知识的教化，首要的是彻底增强国民体质。与此相比智力水平的发展是第二位的。但是这里要再次强调的是，必须优先发展刚强的意志和决心，另外要时刻准备着承担责任。”

这一理想最完美的体现是在雷妮·瑞芬斯丹（LeniRiefenstahl）所拍的描写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电影《奥林匹克：美丽的节日》（Olympiad：FestderSch？nheit）里。在一幕幕令人吃惊的场景里，一排又一排完全一样的金发年轻人穿着灵活的运动装，耀眼地站在阳光下，成百地展示他们同样夺目结实的身体。对德国年轻人的体质教育开始于他们10岁的时候，那时候有潜力的“少年”会经历一个为期6个月的试用期，在这期间要通过诸如12秒内跑完60米以及36小时徒步行军等困难的体能测试。这还仅仅只是开始。

在服兵役的过程中传奇也产生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兰格马克战役。由于铭记“服从命令是最重要的、自我牺牲是终极理想”等等观点，纳粹教育出的年轻人就在此战役中迫不及待地造就了一个传奇。当局者强调盛大神秘而华丽的场景，以及所谓的“意志的胜利”，这些由它成功创造出的一种结合行军、歌曲、音乐、灯光、表演、以及强烈的辩术转化成来世超动力的奇观就能得到证实。

这些手段也被用在为新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男女少年儿童团团员举行的常规欢迎仪式上。这些重要的标志着儿童期以及个性终结的仪式经常是在4月20日希特勒生日那天举行，地点一般选在恢宏的大厅或者装饰有火炬、横幅、蜡烛以及德国英雄照片的城堡里。10岁的孩子们在那里宣誓：“我志愿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始终满怀爱意和忠诚完成职责，协助元首——所以上帝保佑我吧！”

这就是希特勒关于新一类的德国超人的设想，从儿童时期起就在纳粹严酷的熔炉里进行锻造。“我想再一次在那些年轻人的眼睛里看到骄傲的光芒和捕食猛兽的独立性。”他在1933年说，“我的年轻人们必须强壮而英俊。我会让他们经受体能的全面训练。我计划拥有身强力壮的青年人——这是第一位的也是最主要的事情。由此我将根除人类千百年来的驯化史。然后在我面前我就能拥有纯洁、高贵而又自然的材料。有了他们我就能创造新秩序。”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拖垮魏玛一代的怀疑、软弱、自我沉沦等等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对希特勒来说，德国的所有年轻人都必须“和皮革一样坚韧，和猎狗一样灵活，和克虏伯钢铁一样坚强。”这些词语被政权中激情的青年拥护者们当作真理来记诵。梅丽塔·玛舒曼知道“要求我们的‘坚强’是‘接受惩罚’时表现出的坚强。我认为我们在面对困境、惩罚和苦痛的时候都得学会坚强。”热爱德国是最重要的，正是在这种热爱中年轻的纳粹分子“希望使自己变得‘坚韧，灵活而坚强。’”

玛舒曼一有可能就离开学校加入了德意志少女联合会的新闻宣传部。“我想以政治教化民众，当然，以清楚的民族社会党人路线。”她是少数几个享有特权的人中的一个：在纳粹的意识形态里，女性和男性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最理想的是从事家政工作、生孩子以及干田间地头的农活。少女团和德意志少女联合会的结构和活动都很落后。对于女孩来说，没有任何特殊的或者精英的组织——所有的女孩都差不多，就是用来做服务工作和生育下一代的。

希特勒青年团任何分支中的生活都是残酷的：没完没了的警戒满足了青少年们行动的需求。理想就是充实一天当中的任何一刻。不管是体能训练、文化作业、社会指导，或者甚至是强制性的在一个非正式的场景中讨论政党目标的“家庭傍晚”，一切都是在竞赛。这种无尽比赛的结果就是个人内心生活的减少。冯.席腊赫以每一年的既定项目来命名这一年的政策也增加了控制感：1934年，第一年，称作“训练年”。

这个组织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青年人是由青年人来领导的。1932年纳粹超过三分之二的青年领导人都只有20来岁。年轻人们在希特勒青年团中每天的生活都是由同龄人而非等级中的长者来领导，这样他们在这个新政权里就占据了中心的重要地位。他们不仅仅是即将到来的帝国的活力种子，而且是社会系统里的中心支柱。正如冯·席腊赫不厌其烦地一再重复的那样，民族社会党是“青年人的政党”。

代间的关系一举颠倒了。青年人现在处于支配地位，而且用“一种冷淡的傲慢”来表达他们的优越性。在希特勒夺取政权以后，这种傲慢对新的政权来说是有用的：既然“青年人的时刻”已经来临，很多希特勒青年大起胆子回敬“自由资本主义的伪善”。他们以一种“啤酒瓶战役”的方式扰乱学校生活、打破给他们低分的老师的窗户、协助初级中级教育中都发生的清洗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运动。

由于仇视理性、怀疑知识，纳粹教育的方针很简单。每个年轻人都被反复灌输对元首的个人崇拜以及“人民共同体”推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政策，认为雅利安人种是“文化的缔造者”，而仇恨犹太人，因为他们是“文化的毁灭者”。纳粹的意识形态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管是诠释右倾思想的诗歌，还是关于犹太人是异族的数学问题。像传经、艺术以及大部分科学之类的课程被取消，男女之间的区别被无情地强调。

在这一重新编排的清楚政策下，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变得混乱了。梅丽塔·玛舒曼不得不秘密地加入德意志少女联合会，因为她的父母不同意。持异议的或者慎重的父母可能还是会暂时阻止孩子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但是总体来说加入这个团体才是大势所趋。如果父母不让孩子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他们可能会被罚款甚至面临监禁。一些孩子甚至被带离其父母身边，因为这些父母“政治上不可靠”——这是一个包括帮助犹太人在内的罪名。

这就造就了一个镜像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孩子取代父母居于控制地位。积极的青少年告发父母的情况时常发生。一个名叫瓦尔特.赫斯（WalterHess）的希特勒青年团年轻领袖因为直接向国家秘密警察组织揭发其父亲而声名远扬并得到晋升。作为一个前共产党人，海赫.赫斯（HerrHess）称元首为“嗜血的疯子”，并且批评儿子参加纳粹活动的行为。当天晚上他就被捕了，死于达豪集中营（Dachau）。希特勒青年团的告密者们不断地报告发生在学校、工作和家里的对话。猜疑变成了家庭生活的基调。

对付不参加青年团的人另外一个强大的武器就是排斥，这个方法简单可行，因为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必须一直穿着制服。落后分子受到同龄人的捉弄、老师的侮辱，成年了的话还要被处罚款：例如，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身份对教师和一切行政性质的工作来说都是强制性的。这些人的父母也不会得到晋升。更顽强抵抗的一些人由希特勒青年团专属的警察力量来对付，所谓的专属警察力量就是建于1934年7月来监管青少年违法、犯罪和无纪律行为的巡逻队（theStreifendienst）。

这一结构的中心就是元首本人，对很多人来说他取代了生父的地位。1934年的纽伦堡集会，青年人在一种狂热的氛围里举行了游行。希特勒抓住这个机会重申了青年人在其新世界秩序里的地位：“我们需要的是不软弱、如燧石般坚硬的人，我们希望你们从少年时就能学着克服困难和逆境。在我们的人民之间没有阶级之分或者阶级差别，你们必须斩断阶级差别的意识在你们中间扎根的机会。我们对未来德国的一切期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

希特勒与他选定的孩子之间的认同是相互而完全的。这种认同得到冯·席腊赫的鼓励，体现在如“你的名字，我的元首，是青年人的幸福；你的名字，我的元首，对我们来说就是永垂不朽的生命”之类的口号里。希特勒的神性在一股强烈的青年宣传潮流里得以强化：希特勒青年团的广播和杂志通过销售纳粹党的小玩意以及元首本人的半身像瞄准了任何年龄层，而元首半身像几乎成了孩子卧室里无处不在的固定装置。对于够幸运的人来说，真正遇到这个伟大领袖的机会还是很多的。（《青春无羁：狂飙时代的社会运动（1875-1945）》，[英]乔恩·萨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