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何隽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曾言：“向朝鲜派遣军队意味着关于遏制共产主义的建议脱离了理论领域一跃成为直接的预算问题。”朝鲜战争的爆发对美国而言，并非局限于一点一线，而是拓展到了提高整个资本主义阵营防御能力的大面上。1950年8月，美国国会先是拨款130亿美元用于全球性的防御“侵略”，在短短的几周之后，这一数字又被迅速追加至300亿。9月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确立了今后四至五年的国家安全政策。随着这一政策的正式出台，美国国防开支与日俱增，为二战前的47倍，并大力发展战略空军与核遏制力，军力迅速膨胀。
尽管如此，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并没有取得理想中的胜利，这也给在战后洋洋得意的军方敲响了警钟。面对全球性的对峙局面，深感力量有限的美国不得不接受“有限战争”的概念。过去，美国政府认为朝鲜战争仅是美苏决战的导火索，其结果必将产生两种完全相反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事实上，这场战争却让美国人意识到并非每一场来自不同格局的战争都会引发世界大战，有限战争成为了一种可能，这自然也为后来的越战乃至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埋下了伏笔。最重要的是，这场战争的结果使美国政府深感自身力量的薄弱，并且决策者们也意识到单纯的军事手段已不再是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灵丹妙药。
在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政治角力下，“冷战”的温度在1950年接近于沸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决战似乎将要一触即发，美国政坛的反共舆论也甚嚣尘上。美国国会的鹰派参议员麦卡锡开始大声鼓噪渲染“红色恐怖”，将这场反共运动推向了高潮，一时间席卷了整个美国，渗透到了文艺、科学、教育等各个领域。辛辛那提的红色棒球队因为队名里有“红色”两个字而被迫改名，甚至就连演员在奥斯卡获奖感言中都少不了要对苏联问题说上两句，表个态，甚至参加美国小姐选举的姑娘都要被问及对马克思的看法。那么，这场因朝鲜战争而横空而行的美式“斗批改”运动究竟是怎样的呢？
“国务院里一大半都是亲共分子”
1953年4月1日，麦卡锡（左一）在听证会上质问加州阿卡塔市市长肖恩· 布鲁诺（右一）。布鲁诺在17岁时曾加入共产党，如今被指控为同情共产主义分子
要说麦卡锡主义，就不能不先说说麦卡锡这个人。
1908年11月14日，麦卡锡出生于威斯康星州阿普尔顿城的一个小农场家庭，在家中排行第五。长大后，由于信仰天主教，他选择了在州内的马凯特大学就读。毕业后，他开始从事律师行业。1939年，他得到了担任威斯康星州第七区巡回法院法官的机会，从而以“该区历史上最年轻的法官”身份跻身于体制内部。1942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战后，凭着出色的口才和鲜明的立场，他成功地当选美国共和党国会参议员。
二战结束后，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日益恶化，执政长达12年之久的民主党遭遇了空前的信任危机，面对轴心国威胁而形成的两党战时联盟也土崩瓦解。由于政府对局势的错误判断以及外交政策的左右摇摆，美国在远东处于被动的防御态势。社会主义阵营咄咄逼人地在全球展开政治攻势，如柏林危机、捷克二月事件等，而美国作为资本主义阵营的老大在气势上也完全处于下风。共和党将美国的失败归咎于民主党政府对共产主义的软弱和妥协，认为国务院内部渗入了大量共产党间谍及亲苏分子，并指责这些人与亲共的学界人士一道成了苏联的带路党。
朝鲜战争爆发后，南韩政权岌岌可危，背负着“失去了中国”罪名的民主党再度被搁在了风口浪尖上。此时，共和党的机会来了，麦卡锡的机会来了。
1950年2月9日，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惠林市的一个共和党妇女俱乐部发表了一篇纪念林肯的演说，声称“搞冷战，敌人既在外面，也在国务院内，国务院里有一大半都是间谍分子”，将美国在冷战的被动局面归咎于国务院内亲共的“当权派”身上。他一边挥舞着文件夹，一边说道：“我手上有一份205人的清单，这些人都是谋图颠覆政体的共产党人。尽管我们的国务卿知道这些人的身份，但他们仍在草拟和制定着我们的对外政策。”这次演说犹如一枚炸弹，在美国朝野上下引发了一场震动。
政府要求麦卡锡对此做出详细解释以及向公众展示证据，杜鲁门更是认为麦卡锡完全在信口雌黄，他对麦卡锡回复道“此时此刻，我确信威斯康星州的民众是难过的，因为代表着他们的人竟然是如此的没有责任心”。在参议院民主党核心会议的要求下，由民主党参议员泰丁斯牵头组织调查委员会，对麦卡锡的指控做出详细调查，结果却并未找出有力的证据。这也引来了共和党方面的不满与反弹，麦卡锡由此也一夜成名，而这件事却对美国的朝鲜战争决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首先，在赤裸裸的外交事实面前，背负着“把中国与波兰出卖给俄国”骂名的民主党在与共和党的口水仗中完全处于被动的局面，政府的外交斡旋空间由是被严重挤压，造成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制造条件也要上”的窘境；其次，国务院内的知华派几乎全部被调离，如昔日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欧文·拉铁摩尔以及费正清、谢伟思等人纷纷离开对华决策圈子，这也直接导致了对朝鲜局势以及中国出兵可能的误判。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民主党不得不谨言慎行。在朝鲜问题的决策上，共和党已然占据了相当的话语权。
麦卡锡影响了美国的朝战决策
战争爆发伊始，恰逢美国中期选举，杜鲁门希望通过前线的胜利来鼓舞低迷的民主党士气，从而拉抬选情。但是，这根救命稻草也并不是那么好抓的。正当民主党政府为仁川登陆的胜利而松了口气时，麦卡锡锋头一转，将目标指向了这场战争的源头，声称“正是因为民主党对华政策的失败才为朝鲜战争设置了舞台，民主党出卖了美国”。随着朝鲜战场上的你来我往，麦卡锡主义也开始泛滥了起来。
麦卡锡主义的逻辑是：所有不同意麦卡锡的人就是共产党，就是阴谋颠覆美国的民主政体。麦卡锡主义的幽魂不仅游荡在美国国务院内，还渗入到了文艺、科学等各个领域。仅在1951年就以“叛国罪”判处5332人死刑，同时共有62351人被判处20年以上的徒刑。一时间，美国社会人心惶惶，谈红色变。
恐惧导致攻击。在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下，美国上下俨然形成了一场“斗批改”运动，许多著名人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如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被指摘从事“非美活动”，倾向于共产党，美国原子弹之父、曼哈顿计划负责人奥本海默也因被认为存在与共产党合作的迹象而被解除职务，不允许继续接触军事机密。当时纽约一家报纸的一名秘书因为她老板曾是共产党人，而她本人又听过关于黑人历史的讲座，就被警方传讯；国务院的一名女职员甚至都没有听说过马克思其人，就被当作了共产党嫌疑人。很多普通人因为麦卡锡的指控失去了工作，有1人甚至在压力下自杀。在这场政治运动中，人们被煽动相互检举揭发，不爱国甚至都成了一项可以被调查的罪名。作为聚集了思想精英的殿堂，大学自然也免不了面对这种威胁性的审查。
当时正领导美国太空火箭研究，在加州理工学院当教授的钱学森向移民局提出了入籍申请。在麦卡锡掀起的忠诚调查飓风中，钱学森被发现曾与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士有过接触往来。这下子，钱学森的入籍申请不仅被驳回，反而被吊销了机密工作许可，被排除在机密工作圈之外，并于1950年8月30日被收押在特米诺岛的监狱中。之后虽被释放，但他却被严格限制在基础学科的教学研究领域。后来经过中美双方长达五年的交涉，拥有美国空军上校军衔的钱学森被当局释放，用以交换在朝鲜战争中被俘虏的美国飞行员。
马克·吐温的著作成了“危险品”
那么，这场政治飓风是否是完全的无中生有呢？其实也不尽然。
战后，美国联邦调查局进行了一项名为“韦诺纳”的反侦察任务，旨在调查苏联间谍在美通讯情况。经过一份密码手册，中情局破解了前苏联间谍的通讯录，查清了泄露原子弹技术的源头，认定并逮捕了向苏联提供机密情报的朱利叶斯·卢森堡和埃塞尔·卢森堡。而正是由于美国失去了对原子弹的垄断地位，所以在朝鲜战争上显得措置失当而进退失据。在如此情势之下，麦卡锡将矛头对准了这两位被指控的原子弹间谍，并最终促成了死刑的执行。在这一案件的推波助澜下，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
1951年，由于在政策上产生分歧，杜鲁门宣布撤换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在共和党的支持下，麦卡锡在国务院发表了长篇演说，以“叛徒”的字眼称呼马歇尔。同时，他又让助手编写了一本名为《美国从胜利后退：乔治·马歇尔的故事》的小册子。在这一连串的指责下，为战后秩序重建而呕心沥血的马歇尔被迫辞职，回到弗吉尼亚的农庄养老。
1953年，麦卡锡发起了445件初步质询以及157次调查，并派助手清查美国驻外使馆的图书收藏目录，将白劳德、史沫特莱等75个美国作家的书籍列为禁书，甚至连马克·吐温的著作也被列入了“危险品”的名单。更为可笑的是，连一本介绍苏联芭蕾舞的书也因为提到了“苏联”而被麦卡锡主义分子焚烧，甚至连有关中世纪英国绿林好汉罗宾汉的书也被划入清洗之列，原因是“罗宾汉劫富济贫，这可是共产党的路线”。
在冷战气氛和媒体宣传双重作用的发酵之下，麦卡锡成了美国政坛最耀眼的一颗明星，仿佛化身为 “民主制度”的救世主，就连英国首相艾德礼都发出疑问“美国外交权力核心的掌控者，究竟是美国总统还是麦卡锡？”终于，在镁光灯的照耀下，他膨胀了。在他的眼里，反对他就是反对美国，就是反对自由民主的制度。
就在这一年，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第34任总统。但是，麦卡锡却并未把这位在反法西斯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的五星上将放在眼里，依然以“在野批评家”的形象对政府大放厥词，这自然就引起了共和党的不满，昔日的“反共斗士”已经成了一个难以甩脱的大麻烦。此时，倾向于共和党的媒体也不再为麦卡锡拉抬声势，反而开始对他有所指责。于是，他宣布与共和党决裂。1953年7月27日，参战各方正式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
美国远东政策变得僵硬
上帝要谁灭亡，必先让谁疯狂。在1954年4月22日到6月17日的陆军－麦卡锡听证会上，麦卡锡指控美国陆军中有人包庇并怂恿共产党分子，再度引发了轩然大波，而这一行为直接触怒了军方。陆军部立刻发起了反击，向外界公布了麦卡锡的种种违法和越权行为，昔日的政坛明星一败涂地而变得声名狼藉。11月，麦卡锡被免去了非美调查委员会主席一职。同年的12月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谴责麦卡锡的决议，对其言行做了结论性的定性。
1957年5月2日，麦卡锡因急性肝炎死于一所海军医院。有人说他是蛊惑民心的法西斯主义者，也有人说他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捍卫者。功过毁誉，兴许也只能由历史来评说了。
朝鲜战争对美国政治军事的影响着实是深远持久的，由大洋彼岸的“红色恐怖”而引发的“白色恐怖”席卷了整个美国，人人都感到朝不保夕。麦卡锡虽然倒台了，但冷战思维却并未由此而受到削弱，而美国的远东政策也日益变得僵硬。从此之后，美国借《巴特尔法案》开始对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长期的经济封锁，其在欧洲的政策也由部分遏制转向普遍遏制。尽管艾森豪威尔政府依然把远东问题作为一项基本的外交政策，但手法上已与民主党政府大为不同，转而以施加强大压力和强硬政策为主，由最初的“避免承担过多的军事义务”转向“结束对远东的忽视，解放那些被奴役的人民”，并且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地位，甚至以拒交联合国会费相要挟。当然，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其对中国的独立地位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这也足以解释为何在严峻的冷战背景之下，由1955年发端的中美双方在日内瓦和华沙的双边大使级磋商能持续二十多年，也正是这细水长流的磋商为中美两国的彻底和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