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首页 > 新闻中心 > 军事 > 正文

心向光明的作战厅长郭汝瑰(全文)

2007-06-04 15:43:54 来源: 《败因》节选 举报
0
分享到:
T + -

心向光明的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

晚年郭汝瑰
晚年郭汝瑰

郭汝瑰,1907年9月15日出生于四川省铜梁县永嘉乡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之家。

他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的故事却是鲜为人知.他早年曾经是地地道道的共产党员,后因为种种原因失去组织联系;在国民党内,郭汝瑰有“身穿黄马褂〈黄埔军校〉,头戴绿头巾(陆军大学)、“土木系”(国民党军十一师和十八军)半个成员、陈诚的“十三太保之一”等诸多的护身符,是蒋介石的红人,两度出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授陆军中将。

大革命时期,郭汝瑰在其行伍出身的堂兄郭汝栋的帮助下,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训练部(后转入政治部)学习,学得一些基本的军事常识。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军校有著名共产党员肖楚女、恽代英、熊雄等人授课。在他们的革命思想熏陶和影响下,年轻的郭汝瑰读了李达编著的《马克思》、《独秀文存》、以及共产党人办的《向导》等进步书刊,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二天,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军校校务委员会委员的著名四川籍共产党员吴玉章,根据中央抓军队的指示精神,召集郭汝瑰等四川籍学员谈话:“现在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已经公开叛变,很可能进攻武汉,四川军阀杨森有可能配合进攻。你们要尽快回到四川,想尽办法让郭汝栋阻止杨森出川攻打武汉;如阻止无效,可让他待杨森出川后伺机攻其后方,促其崩溃;如也办不到,则一定要郭汝栋不出一兵一卒帮助杨森。”

按照吴玉章的安排,郭汝瑰等人提前毕业,回到四川涪陵做郭汝栋的工作。当时的郭汝栋态度极为圆滑,既不同意阻止杨森出川,也不同意当杨森出川后打击他的后方,只答应不帮杨森出兵进攻武汉。

郭汝瑰虽只得到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答复,但总算没有完全辜负吴玉章的信任和重托。此后,郭汝瑰就留在了郭汝栋部队政治部做宣传工作。他走街串巷,出入学校团社,写文章,作讲演,宣传革命道理,一时间成了涪陵城内无人不知的激进人物。

1928年5月的一天,在郭汝栋部任少校团副的中共地下党员袁镜铭找到郭汝瑰,对他说:“根据你的表现和要求,现在,党同意吸收你参加。你的党小组长就是同团的上等兵邱志坚。”就这样,郭汝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由于新军阀混战,蒋介石又在国民党军中加紧“清党”,郭汝栋听说堂弟是共产党员,为了保全堂弟,他问堂弟是否是共产党员,郭汝瑰回答说不是,郭汝栋于是又劝堂弟登报声明,但遭到郭汝瑰的拒绝。无奈之下,郭汝栋对堂弟说:“你色彩太重,又不愿登报声明,我也保不住你了。这样吧,我送你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一可以学点东西,二可以躲避一下。以后回来,若情况好点,你还可以接着干。”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的郭汝瑰只好同意堂兄的安排,于1930年冬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第二十四期学习。前后学习时间虽然不到一年,但日本军队的军事思想、军事制度、连队教育和练兵精神,使之获益非浅。“九一八”战争的隆隆炮声,惊醒了郭汝瑰想在日本“学点本领”的幻梦。郭汝瑰等一批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为抗议日本侵占东北而愤然放弃学业,毅然于1931年11月返回祖国共赴国难。

回国后的郭汝瑰通过郭汝栋的关系进入了陆军大学第十期学习。在陆军大学的三年,他如饥似渴地把战术、战史、参谋业务、邻邦军备、野战筑城、谍报勤务等必修课学得细致深入,触类旁通。对马术、汽车驾驶、飞机驾驶也有所涉及。同时他还自修日文、德文,从而在日、德两个当时军事强国的战史宝库中吸取了较多营养。

就这样,从1926年至1936年的整整十年,郭汝瑰先后进入黄埔军校、日本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学习,经历了一位青年军人所能受到的全部正规军事教育。

由于郭汝瑰受过全面的军事教育,1937年5月,国民党国防部正式调任留校任教不到一年的的郭汝瑰担任陈诚的第十八军十四师参谋长。

郭汝瑰到职后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十四师奉命开赴苏州加入陈诚指挥的左翼兵团。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布防在南塘口一带的十四师四十二旅旅长曾粤汉临阵胆怯,时任十四师师长的霍揆彰怕他误事,遂任命郭汝瑰代理旅长一职率部上前线。此后战局越来越险恶,好几次日军都突进到了四十二旅的前线指挥部,形势相当严峻。郭汝瑰决定身先士卒,以鼓舞部队的斗志,为此他给霍揆彰写下遗言:“我八千健儿于兹殆尽矣。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惹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若阵地失,我也就战死疆场,身膏野草,再无见面之期了。他日抗战胜利后,你为世界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我有两枝钢笔,请给我两个弟弟一人一枝,我的那只手表就留给妻子方学兰作纪念。”随后,他亲临前线督战。在他的率领下,全体官兵浴血奋战七天七夜,等到奉命撤退时,全旅八千多人只剩下两千多,而且多是伤员。这一仗,使郭汝瑰成了上海家喻户晓的人物,宋庆龄、何香凝组织的慰问团专程来到四十二旅,特别送给他一件毛衣。

日军攻下南京不久,兵锋直指当时为中国临时首都的武汉。1938年7月,郭汝瑰作为刚升任的五十四军参谋长参加了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主持召开的保卫武汉的作战会议。会上,郭汝瑰公开对陈诚的作战方案提出反对意见,他以南京失守的经验教训对比分析武汉的作战情势,提出了“保卫武汉又不战于武汉”这个新的战略防御方案。他的方案得到了参加会议的中央军和云南部队的一致赞同。陈诚不但没有因为郭汝瑰的唐突而感到不快,反而对他的这个“不重核心而重外围”的方案拍案叫绝,并采纳了他的方案。果然不出郭汝瑰所料,武汉战役从战争的一开始就按他的设想有条不紊地进行。

武汉保卫战显示了郭汝瑰的卓越军事才华。此后,陈诚对郭汝瑰着重栽培。战争一结束,郭汝瑰就升任第二十集团军参谋长,1941年出任暂五师师长,1943年回到由蒋介石钦定的军界精英组成的重庆国防研究院任研究委员。陈诚自以为此举是为“党国”发掘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却做梦也想不到竟在国民党的心脏插上了一把尖刀。

1943年3月,日军突破国民党第六战区四十四军和八十七军的江防阵地,进逼鄂西。正在云南现美军顾问一起组建和训练远征军的陈诚立即飞抵重庆,召集参谋人员和国防研究院的郭汝瑰等人商量对策。在当时大多数人都以为日军的主攻目标是常德产粮区的情况下,郭汝瑰力排众议,认为日军此次重兵出击的目的是仿效德军的闪电钳形攻势,吃掉国民党第六战区主力,并提供了具体作战方案,结果打了日军一个出其不意,全面粉碎了日军的鄂西攻势。鄂西会战结束后,蒋介石和陈诚更加器重郭汝瑰,1944年派他以副武官的身份赴英国考察,1945年3月回车后出任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

就在1945年回国后不久,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郭汝瑰遇到了黄埔军校时期老同学任逖猷的堂弟任廉儒。正是这个任廉儒的出现,改变了郭汝瑰的人生轨迹。

任廉儒与郭汝瑰是于十八年前在涪陵通过任逖猷相识的。后郭汝瑰去了日本,任廉儒则被叛徒出卖,在重庆人和街刘湘的“反省院”里度过了五年的铁窗生涯。出狱后,先后主办《松江日报》、《人民日报》宣传抗日和反对内战。后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毕业后返回重庆,先在川军范绍增部任职,后又在重庆银行界和商业界巨子刘航琛那里工作,同时因得中国红衣主教于斌的赏识,担任天主教机关报《益世报》的经理。他在共产党内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军事情报处的负责人,和董必武保持单线联系。

郭汝瑰知道任廉儒是共产党员,于是向他倾诉了这十几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及自己与党失去联系后的痛苦,表达了自己迫切要求与党组织接上联系的愿望。

在任廉儒的安排下,1945年5月和1946年3月,郭汝瑰先后两次与中共南方局负责人之一、中共驻重庆的国民参政员董必武会见,并两次提出了恢复党籍和去延安的要求。

1946年3月,任廉儒向郭汝瑰转达了董必武的意见:“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我们的同志要想打入国民党机要岗位很不容易,你去延安的作用相对较小,你留在国统区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更有利于你组织问题的解决,希望你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最后,任廉儒告诉郭汝瑰:“以后,我们是单线联系,我以天主教作为掩护,不会惹人注意,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郭汝瑰表示坚决服从党的安排,说:“只要党能容纳我,我可以把自己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从此,心向光明的郭汝瑰以“白皮红心”的方式在国民党内部进行一种特殊的战斗。解放军的几次大的军事决策和大战役的胜利,都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的重要情报。

其实,早在与董必武见第一面后,郭汝瑰就开始了他在隐藏战线上的特殊使命。

当时,希特勒德国已经彻底失败,日本也是败局已定,蒋介石开始着手研究如何剪除共产党这个心腹大患。军政部几经策划,拿出了一个方案:首先防止日本投降后,武器装备落入八路军、新四军之手;其次,立即装备胡宗南两个军、傅作义一个军,于日本投降后抢先进入天津、北平、张家口一线,阻止八路军、新四军东进;最后,由西南、华南抽调重兵,由平汉、津浦路北上,进逼华北解放区。这就是由郭汝瑰主编、一共只准打印十三份、且底稿已在军务署办公室主任李文伦少将亲自监督下销毁的《国军战斗序列》。

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在军统、中统特务多如牛毛、军警严密把守的重庆,自己的爱将郭汝瑰却通过任廉儒将这份绝密情报转交给了董必武。因此,在日本战败投降后,正当蒋介石、何应钦、陈诚、顾祝同等人打开《国军战斗序列》,策划对八路军、新四军进攻时,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和延安总参谋部的毛泽东、朱德,也对着同一本《国军战斗序列》盘算着对策。正是因为有了这份情报,中国共产党才果断地向等待国民党军队接收的日本军队发动进攻,这一提前行动使中国共产党得到大量武器装备和地盘,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并在随后的上党战役、平汉战役中挫败了国民党军打通平汉路的计划,为延安总部调兵遣将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946年以后,由于陈诚的保举,郭汝瑰官运享通,一年之内连连升迁,自总参谋部办公厅副厅长到国防部第五厅厅长再到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1948年7月第二次担任此职),后又随顾祝同到徐州担任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进入了国民党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掌握了国民党军队行动的最高核心机密。

1947年5月12日晚,郭汝瑰和陈诚等人被召集到蒋介石官邸研究山东战场情况。就在当天深夜,郭汝瑰向任廉儒详述了蒋介石山东战场的部署情况,并特别强调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一,务必要格外提防。

正是由于郭汝瑰的提前提示,5月16日,陈毅指挥的华东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在孟良崮一举全歼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三万余人,击毙敌师长张灵甫。

连吃败仗的蒋介石改变战略,利用兵力上的优势,提出“不重一城一地之得失,注重歼灭共军有生力量”的战略方针。徐州陆总以主力由西向东,倾巢而出,向华东野战军的主力大举进攻,形势非常严峻。

1947年8月,为了减轻陕北的困难和华东野战军的压力,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发动鲁西南战役,并突然越过陇海路,闯进黄泛区,这一着真是胆大到了极点。原来,刘伯承通过郭汝瑰的情报将国民党军队的整个调动方案了如指掌。刚刚调任徐州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三个月的郭汝瑰,一直对蒋介石隐瞒刘邓大军要向南跃进的战略意图,最后导致了蒋介石判断失误,作出“集中兵力追歼”的错误决策,待他发现刘邓大军已经“窜”出黄泛区直抵沙河之后,已是追悔莫及!刘邓十万大军像一把尖刀一样直插大别山,大有饮马长江、直逼武汉、威胁南京之势,人民解放战争从此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11月初,郭汝瑰来到南京参加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大别山作战会议。会议公布了他按照顾祝同意见草拟的作战计划,蒋介石思忖再三,首肯了这一计划。会后,清剿计划再次被郭汝瑰送出交给党组织。

郭汝瑰在徐州陆总参谋长任上还做了另一件大事,就是把中共打入敌人内部、已是国民党中将的张克侠调任为徐州城防司令。张克侠本是郭汝瑰陆大十期的同学,时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驻徐州,但手中没有多少实权。郭汝瑰到徐州后,两人来往甚密。有一次,张克侠来司令部汇报工作,向郭汝瑰抱怨冯治安占着司令的位置,不委他以实权,希望郭汝瑰能帮助他摆脱这种不咸不淡的状况,以便直接掌握部队。郭汝瑰听后表示将尽力而为。这时任廉儒传达了董必武的指示,要他“设法调张克侠任徐州城防司令”。于是,郭汝瑰以蒋介石“在徐州以稳第一”的旨意作为“尚方宝剑”,乘机向顾祝同举荐了张克侠担任徐州城防司令。

正是郭汝瑰布下的这个“棋子”,在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48年11月10日,张克侠、何基沣等在万年闸率部起义成功,从而为蒋介石开放了台儿庄至微山湖的运河防线,使徐州的东北大门洞开,让解放军得以直捣徐州,并切断了黄百韬兵团撤守徐州的退路,为蒋介石的徐蚌战略决战率先敲响了丧钟,从而加速了淮海战役的进程。

从1945年重新与党联系上开始,郭汝瑰抛弃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以“白皮红心”的方式在国民党的心脏部门进行特殊的战斗达四年之久,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大量的重要情报,其中包括: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国民党军在大别山的调度计划、解围兖州计划、解围长春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1948年11月底国民党军江防计划、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为人民解放军迅速打跨国民党军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这些情报,常常是蒋介石苦心制定的绝密作战计划还没有付诸实施,就已到了延安总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后,国民党败局已定,郭汝瑰认为自己在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的任务已经完成,于是再次通过任廉儒家向党组织表示希望到解放区的愿望。

任廉儒请示党组织后,专程赶到南京转告郭汝瑰:“汝瑰同志,你的愿望党非常赞同,但经过再三研究,认为你到解放区去,不如设法掌握一支军队到大西南去。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解放军渡江和扫平江南都不会遭受很强的抵抗。但是西南地势险要,又与越南、缅甸等国相邻,蒋介石必巩固西南作最后挣扎。到时那里肯定会有一场恶战,你在关键时刻率部起义,以瓦解国民党军队,影响作战进程,其作用和影响将会比现在去解放区大得多。”

根据党的指示,1948年12月24日,郭汝瑰趁何应钦离职、徐永昌就任国防部长的机会,递上引咎辞职的报告,请求辞去第三厅厅长之职。

之后,郭汝瑰多次找顾祝同要求关照他聘任一个军的军长。开始顾祝同对此很不理解,诚恳地劝告他说,目前国民党军事节节失利,当军长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很多人惟恐避之不及,你这明明是自讨苦吃嘛。郭汝瑰恳切陈词:“正因为时局危殆,才要求去带兵,此所谓时穷节乃现,这些年说自己坏话的人不少,总以为当参谋长只会纸上谈兵,不能直接带兵打仗。现在是临危受命,置生死于度外,才不负党国的希望,才不负总长的栽培。”郭汝瑰的一席话说得顾祝同心悦诚服,表示要替他向蒋介石说说看。

后来几经周折,蒋介石在下野前夕,任命郭汝瑰为七十二军军长,并命令他尽快重建这支部队,立即开往四川。七十二军原属邱清泉第二兵团,淮海战役中大部被歼,突围中跑出官兵千余人,这是一支蒋价石的嫡系部队,故蒋决定重建之。

郭汝瑰接到任命后,立即赶到上海华山路川盐银行办事处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任廉儒。任谦如紧握着他的手说:“汝瑰同志,你接受党新的任务,从蒋家王朝的心脏里杀出来,祝你早日成功。”

七十二军的筹建工作进展很顺利。郭汝瑰以他在国民党军中的威信,很快就重建了军部,并从上海、南京、镇江等地收容了原七十二军余部千余人,配备了各师团干部。1949年2月4日,郭汝瑰带领军部主要干部,由上海飞往重庆。在重庆,他又利用多种关系和各种方法扩充自己的部队,不足两个月的时间,七十二军又有了三个师又一个团的兵力,成为了四川的机动主力军。

5月,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命令七十二军移驻内江、泸州、宜宾一带。这一调动正合郭汝瑰心愿,因为以七十二军四个师(这时又成立了教导师),互为犄角之势驻守沱江和长江江防,东可以直逼重庆,西可以威胁成都。且处于宋希濂的川鄂防线和胡宗南的川陕防线的的核心部位,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加上宜宾处于四川西南角,对起义十分有利。为保持这一有利位置,郭汝瑰千方百计避免七十二军被调往他处。

与此同时,郭汝瑰通过陈诚派系的罗广文鼎力相助和西南长官公署内的陆大同学的支持,使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正式任命他为“叙泸警备司令”,取得了川南四个专区一个市、三十三个县的地方行政权力。这就使曾想把七十二军纳入自己防区的胡宗南,再也无法调动身兼地方行政要职的郭汝瑰了。

为了保证起义顺利成功,郭汝瑰对七十二军的人事问题进行了妥善安置,把主要的带兵军官都变成了自己的摩仿和心腹。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2日,解放军先头部队到达泸州城外。万事俱备,只欠“与解放军代表商量起义的具体细节”这个东风了。但是,由于电话线路不通,起义接洽工作没能顺利展开。在这关键时刻,郭汝瑰当机立断,把所辖部队全部撤出泸州,通往宜宾,并撤除沱江、长江的江防,敞开泸州的大门,让解放军长驱直截了当入。

就在这时,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在解放军十八兵团张国华部的紧追下,带着残部由南川、綦江退到宜宾的高店场一带,准备渡江进宜宾城,并派了参谋长彭励前来商量。面对这一棘手的难题,郭汝瑰思之再三,宁可冒提前暴露身份的危险,也不能让宋希濂的一兵一卒进入正在酝酿起义的宜宾城。于是,郭汝瑰一面让部队用机枪封锁江面,一面盛情接待来访的彭励,委托他捎话给宋希濂:“大敌当前,部队本来就已不好掌握,你们的队伍过江就会把我的部队搅乱,只好请宋主任绕道西撤,我尽力在此阻击几天。”宋希濂无奈,只好绕路而行。

送走宋希濂,郭汝瑰意识到起义迫在眉睫,必须尽快与解放军的代表联系上,以免夜长梦多。他把这一神圣使命交给军参谋长徐孔嘉,要他连夜赶往泸州。在与解放军代表商量好接洽的具体细节后,12月10日,郭汝瑰召集全军团以上军官会议,公布了《起义告官兵书》,向全国发出了起义通电,并通知所管辖的区域同时起义。起义的通电一公布,远在台湾的蒋介石气得浑身发抖,捶胸顿足,连声骂道:“娘希匹,郭汝瑰……”

第二天,郭汝瑰率所部一万三千余人在宜宾起义,将解放军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领的大军迎入宜宾城,使宜宾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此举,使成都失去了最后的一个屏障,截断了胡宗南集团由四川逃往云南、缅甸的通路,从战略上粉碎了蒋介石“扼守长江,确保叙泸、巩固川南,川西决战”的迷梦。随后,邓锡侯、刘文辉相继起义,为整个西南的解放铺平了道路。

听到郭汝瑰起义的消息,跟随傅作义起义的参谋长郭宗汾激动地说:“快了,快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都起义了!”他不知道的是,郭汝瑰这位国民党的嫡系将领,早就在为人民工作了。

对郭汝瑰和中共的极端秘密联系,杜聿明早有觉察,早在华东指挥作战时,他就得到密报,说郭汝瑰可能和解放军有联系,所以他曾在顾祝同面前表示反对郭汝瑰再次担任作战厅厅长一职,顾祝同不以为然:“你不要疑神疑鬼,郭汝瑰跟我来徐州一年多,非常忠实,事情办得很好。”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时,郭汝瑰随顾祝同前往徐州督战,两个人曾责怪杜聿明不积极救援黄伯韬,杜聿明有难言之隐,他不愿意当着郭汝瑰的面说出自己救援腹案,遂单独找到顾祝同讲了内心的想法,并请他不要同郭谈这个方案。战役发展到第三阶段,蒋介石于12月28日主持会议商讨徐州守军如何行动的问题。当郭汝瑰在“敌我态势图”前陈述徐州守军应向东南方向撤退时,杜聿明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表示异议。然而,他又不公开自己的计划,而是在小会议室同蒋介石、顾祝同密谈。计划得到蒋、顾的同意后,杜聿明在徐州指挥30万人急速向西南方向突围,企图南下会合黄维一起南撤。撤退途中,蒋介石指令国防部电令杜聿明率部掉回头来继续向解放军攻击,这显然是贻误战机的决策。杜聿明长叹不已,他后来回忆说:“我接到这一电令后,知道蒋介石所以又改变了主意,是被郭汝瑰所左右了。”

杜聿明曾直接向蒋介石明述他怀疑郭汝槐是共产党。蒋惊讶地问杜聿明有何根据,杜说我自己已经是比较清廉的官了,可郭小鬼(骂郭汝槐)更是清廉的让人难以理解:他一不好女色,二不贪财,甚至连自己家里的沙发都是打上补丁的!”蒋由于对郭过于信任,在杜聿明走后大骂杜说:“难道我堂堂国民政府的官员都要到处去捞银子才不是共产党,笑话!”

杜聿明也曾当着郭汝槐的面大骂:“你郭小鬼定是共谍,发的命令都是把我们往共军包围圈里赶!”郭为了脱身,反指国防部少将作战处长刘斐有“共谍”之嫌。后来不了了之。建国后政协开会,郭刘重逢,才知道刘斐真是货真价实的“共谍”,只是分属不同的系统。郭直属人民解放军军总部,刘则属华野敌工部。有此二人在国民党军作战指挥中枢“卧底”,国军焉能不败。据说后来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军诸将,始终对此二人耿耿于怀。特赦后这伙人也入了政协,与郭刘“共事”,但见面之时无不怒目相向。后来这些国民党战犯们写《国民党将领淮海战役亲历记》,仍是恨恨不已,不时流露不服之气。

对此,杜聿明和郭汝瑰的一番谈话很耐人寻味。当时,两人同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杜聿明用手指着郭汝瑰激动地说:“郭汝瑰啊郭汝瑰,我们吃败仗都吃在你手里!”郭汝瑰笑着回答:“各为其主嘛。”

更有甚者,杜聿明病逝前,身为政协委员的郭汝瑰去探望。杜聿明抓住郭汝瑰的手说:“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当时是不是共产党?”郭汝瑰断断续续地说:“光亭(杜聿明)啊,我们是属于政见不同……”。杜聿明临死也没搞清楚郭汝瑰的“政见不同”是指的是不同的政党还是不同的政治观点?

宜宾起义后,郭汝瑰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踏上了新的征程,先后担任了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务。1980年4月,郭汝瑰被重新吸收为中共党员。并正式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兵团级离休干部。

1997年10月23日,刚刚完成《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史》和回忆录的郭汝瑰因车祸与世长辞,享年九十岁。中央军委在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赞颂他的一生是“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一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美国一家报纸曾不无幽默地发表一篇题为《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败已先分》的文章,其中讲道:“郭汝瑰以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身份,为国府‘运筹帷幄’之中,却让中共决胜千里之外,真是匪夷所思,一大讽刺。”

虫虫 本文来源:《败因》节选 作者:武更斌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分享到:
跟贴0
参与0
发贴
为您推荐
  • 推荐
  • 娱乐
  • 体育
  • 财经
  • 时尚
  • 科技
  • 军事
  • 汽车
+ 加载更多新闻
×

"上大学才懂,多读书是多数人捷径"

热点新闻

态度原创

精彩推荐
海淘品牌
阅读下一篇

返回网易首页 返回新闻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