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秋，萨韦列夫上校抵华数天之后，涅杰林元帅被任命为苏联国防部负责特种装备和火箭技术的代表，并从1959年12月起领导建立了战略导弹部队。萨韦列夫上校从莫斯科获得的援华权力仅限于ＳＳ－2和ＳＳ－1导弹，这种导弹的总设计师是谢尔盖·科罗廖夫，他是负责设计第一个人造宇宙飞船的富有实践经验的著名学者。
在北京的“导弹小组”由苏霍多尔斯基少校率领，他是卡普斯京亚尔火箭试验地的测试工程师。该小组人员主要负责向此工业项目介绍军事代表，并将建立在中国东北的试验基地转往戈壁滩。萨韦列夫上校对小组的工作进行总指导。
中国方面对苏联专家的专业技术培训工作评价很高。“苏联用新的、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我们的军队。还帮助我们掌握这些武器，苏军司令部派出了一名最好的导弹专家来华”，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欢迎萨韦列夫先生的宴会上说。
中国人认真研究了苏联火箭专家的经验，包括部队建制方面的经验；他们研究火箭各部分的使用次序，一个师及其所属部队的战斗序列，了解部队驻地的选择问题。苏联专家建议以一个团为建制单位。中国人接受了此项建议，并于一年的时间内在中国组建了20个配备ＳＳ－2和ＳＳ－1导弹的团。
总的看来，在评价苏联援助中国建立导弹部队的问题时，似乎有必要考虑到两种重要的情况：第一，苏联无意帮助中国建立或部署现代化的进攻性火箭系统。第二，在华苏联火箭系统的建立受到两国总的政治关系的影响。当这种关系结束时，两国之间在这个领域的合作也即告终止。
5、在发展核能领域中的合作
这项合作在双方关系中占有特殊的位置。1956年3月26日，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11个）扩大了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中的合作，于莫斯科附近的小城杜布纳建立了联合核研究所。
作为该研究所的发起国，所里的建设费用和日常开销，绝大部分由苏联（47.25％）和中国（20％）承担。原俄罗斯科学院核研究所、电和物理实验室都被纳入到这个新研究所中。上述实验室拥有巨大的原子核研究加速装置，世界上最大的同步回旋加速器等。稍早一些时候，1955年4月27日，苏中两国政府签订了一个协定，拟由苏联帮助中国进行核物理研究及以和平利用为目的的核试验。计划不仅要在1955－56年帮助中国设计和建造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而且还要无偿提供有关原子反应堆和加速器的科学技术资料，帮助装配原子反应堆并使之正常工作。合作很快即见成效。1958年9月27日，在距北京不远的地方，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功率1万千瓦）和2400万电子伏特回旋加速器建成启用。(注：1955年4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原子核物理研究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协定规定由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功率为7000千瓦的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2兆电子伏特的回旋加速器。在苏联专家协助下进行选点工作，确定以北京某地为一堆一器的建设基地。1958年6月，一堆一器建成。参见《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20页。)中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在建成典礼上讲话，强调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投入使用，适应了工农业生产高速发展的需要，并将有利于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然而，苏联并不准备把制造核武器的技术传授给中国。
6、双方核合作中的问题
这些问题在双方军事合作中占有重要位置，但它们还不是主要的问题。莫斯科准备与中国共同使用那些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及其他装置。
Ａ、中国急于获得核武器及苏联对这一问题的态度
即使今天，我们仍在争论中国对核武器问题所持的态度，以及这个国家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想研究核武器的真正动机。然而，中国明白，要完成这一领域的研究项目，没有苏联的帮助，虽然不是不可能，但却会很困难。这或许就是很多当时的有关材料无法使用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60和70年代，学者们分析中国战略部署的唯一方法就是研究中国的公开声明和来自西方情报部门的有价值的报告。
苏联领导集团似乎最终也未弄清楚中国为什么需要核武器。中国领导人回避就不使用这些武器问题作出明确声明，而代之以一些含糊的解释。时至50年代，中国人民还有1949年革命胜利时的喜悦感。中国领导人不能不考虑到这个事实，并相应地作出适当的声明。
在50年代，莫斯科注意到了这些声明，但通常是回避对此作出任何反应。但到后来，在50和60年代，中苏之间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激烈之时，莫斯科开始在宣传中利用这些声明来披露中国领导人的哲学和思想认识。我们可以摘引毛在1956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来作为一个有趣的例证。这些话被刊登在苏联1977年5月的大众传媒上。毛说：战争，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不害怕战争。如果发生战争，就有人民被杀害……我认为原子弹并不比大刀更可怕。即使在这场战争中人类有一半丧生，也没有关系，只要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活着，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苏联领导人感受到了中国当时存在的这种情绪，使他们对将核武器研制技术转让给北京持否定态度，因为这项技术将会给北京以制造自己的原子弹的机会。
Ｂ、双方核合作的最初阶段和对随后而来的限制问题的看法
在今天看来，似乎有这样几个阶段，其中有的阶段很重要。
第一，50年代中期，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已转入社会主义体制，苏联援助它发展它们自己的核计划不会损害苏联本国的利益。大约与此同时，中国作出了一系列决定，这些决定证实了中国要研制这种炸弹的意图。当中国已经有了一项核能计划并开始实施时，苏联很快即向它提供了一个原子弹样品（1957年）。(注：根据1957年10月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但事后苏方却以种种借口拖延不给。1959年6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提出暂缓按协定向中国提供上物品和资料，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参见《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32页。)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核武器，中国把这一计划作为头等重要的问题。
第二，50年代末期，中国试图用苏联核武器的威慑力来增加自己的政治分量。这点在1958年5月中国外长陈毅的讲话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他强调说，中国打算拥有自己的核武器。苏联在1958年9－10月间的台湾海峡危机中支持中国，并宣称它将不允许美国或日本进攻中国。同时，苏联也让北京知道，它不打算支持中国借苏联核武器的援助来实现其对台湾海峡的政治目的。
台湾海峡危机结束之后，莫斯科对援助中国制造核武器问题的态度流露出一种不幸的迹象。鉴于中国的经济实力还很薄弱，莫斯科知道，即便在中国搞出起自己的核武器之后，它也仍需多年才能形成一种足够的打击力量，例如，能够幸免于敌人的第一次核打击。正是由于此原因，莫斯科认为，中国拥有核武器，从政治角度看，将有助于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方面的转化。
第三，60年代初期。在这一阶段，苏中政治关系已经趋于冷淡，莫斯科认为没必要再帮助中国发展它的核计划了。不过这并未严重影响到中国的这一计划，因为中国专家已经弄清了苏联和美国是如何解决那些理论技术问题的，并着手解决工程问题了。
根据查尔斯•霍尔诺的论述，苏联提供的反应堆（装置在北京附近）是中国1958年时仅有的核装置，到1960年底，中国已能从5公斤的钚里提取足够的浓缩铀，约为制造一颗原子弹所需的量。霍尔诺先生认为，中国在燃料供应上要依赖苏联生产的浓缩铀这一点，是中国开始寻找自己的浓缩铀资源的原因。所以，霍尔诺认为，中国在1964年10月完成第一次核试验期间所使用的浓缩铀，是由建在甘肃兰州的铀浓缩厂生产的，几乎没有苏联的帮助。
中苏核合作中止之后，1964年10月中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事实，部分为周恩来的下述谈话所证实。1970年5月，周恩来在会见一名美国记者时谈到中国原子弹爆炸之事，他说：感谢苏联撤走专家的行动，中国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了。
Ｃ、苏联决定中止与中国核合作的原因：至少有三个原因。
其一，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想失去自己的核垄断地位。由于意识形态的相同，莫斯科开创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由政治性偏袒而致分化的先例。另外，在中国与苏联决裂，及其拥有核武器的事实已被知晓之后，这个国家的方针开始主要倾向于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然后是南斯拉夫。
其二，或许，尽管没有公开说，苏联害怕中国为建立自己“全面霸权”的前景所诱惑，利用其拥有核武器的事实，先对小国，而后是其他国家进行核讹诈。
其三，如果对中国的核技术转让使之制造出它自己的原子弹，那么对苏联的国家安全来说，则前景堪忧。
莫斯科试图将中国对苏联及其卫星国进行伤害的危险，减小到最低限度。
结论：对合作的政治评价
50年代苏中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相当密切，尽管其过程没有公开报道。对苏联来说，这种合作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完全可以说，苏联在中国建成的的211个工业企业，构成了中国经济及国防建设的基础，但耗用了苏联自己相当大一部分经济潜力。战后，在苏联的技术援助下，中国建立了265个企业，已有256个投产，其中的243个（91.6%）是工业企业。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中国国家计委副主任顾卓新这样说，至1957年底，有537个大型工业企业部分或全部投入生产。
莫斯科统计，苏联援华企事业建设项目的出口总值为9409亿卢布，其中所提供的设备的出口值总计达8394亿卢布，技术援助的出口值为1015亿。(57)在1959年，出口价格1个卢布约等于国内价格10个卢布。这即意味着，在华工业企业建设的费用总计约达100亿卢布。考虑到1959年苏联的国民总收入约为1.3万亿卢布，(58)这些建设费用也即约占苏联年国民收入的7.7％。
可以从另一角度看这些数字。1960年，苏联当局做出一项决定，开始为公民修建每套价值35万卢布的小公寓。这样，苏联在中国工业企业建设中投入的资金能够修建268万个公寓。这对解决住房问题会是一个重要贡献，而这个问题即使到现在，90年代中期也仍未解决。
上述提到约占苏联对华发送设备的一半，包括建成军事企业所需的设备。苏联专家说，50年代末，国防费用约占中国国家预算的四分之一（26.1%）--26.9亿元中的7，042亿元。(59)这是最大的开支项目。
在中苏关系冷却时期（60－70年代），苏联传媒声称，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不可能生存。中国则相反，贬低援助的重要性。对同一问题持两种这样极端的观点，几乎无法改善两国的关系。实际上进一步导致了分裂。作为一个原则，作者在中国和苏联发表论文时，回避把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命题。至少这种合作是双方受益的：苏联为它在远东的盟国创建了工业实力，而中国则增强了自己的国防力量。两国实际上是在60年代初终止军事合作的。另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在合作结束时，中国从中得到了很多，并没有被“困住”。
本文来源：网易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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