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并非一帆风顺：一场战斗伤亡近5百

星火燎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稿系列

从四渡赤水到脱出金沙

四渡赤水宣传画，资料图。

1935年，长征中的中央红军进入西南地区。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召开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中共核心领导层，并在会后逐渐成为红军的实际领导者。此后，红军与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国民党军在西南地区周旋。国民党军欲一举置红军于死地，而红军则要在困境中奋力图存，双方之争战，一波三折。最终，红军在金沙江脱出包围圈，扬长而去。对这一段历史，有关的解读可谓汗牛充栋，但现有的解释体系最大的缺陷就是很少听到中共对手方的声音：他们的行动、判断及内在冲突如何影响着红军的命运，许多问题还不能得其详。所以，尽可能通过更多背景、环节和细部的呈现，进一步全面准确认知这段曾经如此惊心动魄的历史，或仍有其相当的空间在。

一、一渡赤水形式对红军不利

1935年遵义会议后红军的第一仗，是土城之战。按照中共的原定计划，红军在会后继续北向，准备进入四川，争取与活动在川陕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此时，经过连年混战，刘湘成为四川盟主，四川控制权已有定于一尊之势。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对其形成巨大威胁，为阻挡红军，刘湘组织“川南剿总”，集重兵于赤水、古蔺、叙永地区，沿江堵截，同时派出精锐部队大举入黔，计划与中央军、黔军配合，于黔境乌江地带围歼红军。

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基本作战方针是以武力打击南京中央军及川黔地方部队，硬碰硬意图明显。根据这一方针，红军向西挺进四川，下旬进至川黔边境的土城一带。此时，入黔“追剿”红军的川军也跟踪而至，中革军委决定在土城集中力量对川军发起突击，迅速干脆消灭对手，为进入川南创造良好条件。28日，红军与川军六个团在土城激烈交锋，战斗持续一天，红军未能达到消灭对手的目的，增援川军还在源源赶到。29日凌晨，中革军委鉴于战斗已难以继续，下令全军西渡赤水河，撤出战场，是为一渡赤水。

红军渡赤水西进后，很快发现形势十分不利。川南泸州一带是四川的繁盛之区，也是川军集中防御地区。红军进入川南，连续遭遇川军截击，处境艰难。中革军委决定，暂缓北渡长江，改在川滇黔边机动作战。1935年2月7日，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要求迅速脱离四川追敌，改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中革军委由此改变原先的渡江计划，准备在川滇黔地区创造新苏区。随后，红军进入扎西地区实施整顿改编。除红一军团外，取消师一级编制，全军编为16个团。

当红军在扎西整编时，虽然四边敌军环绕，却几乎没有受到大的干扰，个中缘由，在于南京中央和西南地方对红军的围堵行动各怀心思。蒋介石以“追剿”红军为名进入西南后，染指西南的欲望日渐强烈，贵州成为其首选的突破口。和云南、四川比，贵州地方势力相对较弱，中央军因利乘便进入贵州后，蒋即开始部署控制贵州。以防堵红军为名，集重兵于贵阳附近，既防止桂系与其争夺贵州，又逐步排挤王家烈对贵州的控制。这一点，陈诚当时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得很清楚：“职意伯陵所率之中央部队，固应努力于追剿，以引起地方部队之观感，而资表率，但贵阳仍不可轻于放弃，似可以后方为名，控置一部作为根据，将来西南之军政上裨益必多。钧座总揽全局，示人以公，或不便出此，可否由职秘密示意伯陵办理。”

南京中央暗藏机心，四川、云南乃至贵州地方势力自也明哲保身。孙渡曾向龙云报告：“目前各方友军，多据城固守，所报匪情，大多未确……如部署未周，轻率猛进，倘为匪所乘，后患堪虞。”而且川滇间又各怀心思。当川军尾随红军入滇时，就遭到滇军的堵截，催其部队“离开滇境”。

由于各方部队按兵不动，红军得以从容计议下一步行动。注意到贵州地方力量相对薄弱，中革军委决定二渡赤水，再返贵州。中革军委发布书告解释红军回师的动机，指出由于川滇军阀的拦阻，红军停止向川西北发展，改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二渡赤水的目的仍是要在西南三省中寻找立脚之地。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先后在太平渡、二郎滩一带渡过赤水河，重新进入贵州。黔北此时只有王家烈的黔军驻守，战斗力不强，红军进入黔北后，势如破竹，26日占领娄山关，次日二占遵义。

红军轻松二渡赤水，令蒋介石颇为恼火，但也从中窥到消灭红军的良机。从蒋介石一面言，他既要乘“追剿”红军之机，将力量渗透进西南地区，并逼迫地方部队为“追剿”前驱；同时又深知仅靠地方部队不可能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中央军的加入仍然必不可少。所以，2月10日，他电告薛岳不可一味避战，指出：“军阀土匪如任其自杀，必有一伤，且必为军阀惨败无疑，结果徒增大匪势，恐中央亦无力收拾矣。故中央军此时万不可稍存观望，虽遭人疑忌，亦应努力为之。否则，亦坐以待匪之次第剪除耳。”蒋介石既有力量倾轧的私心，又要承担、体现中央的责任和高度，其间的拿捏、把握，颇费心机。

身为“追剿”部队前敌总指挥，薛岳和蒋介石想法不尽相同。薛非蒋介石亲信，曾在广东参加多次反蒋战争，第五次“围剿”时始获蒋征召，从西线进攻中央苏区。中央红军西进后，薛部以其兵力靠西的位置，顺理成章地被蒋介石安排为“追剿”的主力，薛以其出身广东的身份，和两广、西南打交道有蒋介石其他部将不具备的优势。但是，正因为薛与蒋若即若离，所以，他对于蒋介石抢夺地盘、保存实力的一面积极执行、领会很快，对“追剿”红军则相对被动、意存观望。而且，国民党军长途追踪红军入黔，虽未与红军直接发生大的战斗，但沿途逃亡甚众，军事上确也有整编的需要。以此，中央军主力迟迟滞留于乌江一带，黔北空虚。2月24日，蒋介石致电薛岳、周浑元，严令其全力追击红军，不得再事延误。在蒋介石严词督促下，国民党中央军逐渐改变入黔后的长期迟滞不进，对红军保持更紧迫的追击姿态。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就近指挥战事。

二、二渡赤水一场战斗伤亡近500人

二渡赤水后，为尽可能减少对立面，红军对建立川滇黔地区根据地的计划作出微调，将中心缩小为黔北地区。这样，因不威胁川、滇两省，川滇方面“进剿”压力可望缓解，黔军又不足以构成威胁，影响计划实施唯一的关键就在蒋介石的中央军。所以，3月上中旬，红军将打击重点放在中央军方面，双方的较量进入白热化阶段。

3月5日，朱德下达《各军团集中鸭溪的作战部署》电令，要求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和干部团在鸭溪地区集中，准备在遵义、仁怀道上突击国民党中央军入黔主力周浑元部。红军集中兵力啃硬骨头，战略目标当然是想通过击敌成功以站住脚跟。但是，当次日红军面对国民党军时，毛泽东判断国民党军准备充分，决定放弃原定的作战意图。此后数日，红军都在战与不战间抉择，努力寻找更有利的作战时机。

当红军在黔北瞻顾徘徊时，蒋介石察觉这对国民党军而言，应该是彻底打击红军的机会，因此改变第五次“围剿”以来采取的谨慎战法，指示所部：“要多定各路各方之各种方案，及时不失时机，以后追剿切不可待兵力集中再攻，……切勿再如过去以牛捕鼠之法，今后须用以鼠咬牛之法。”蒋介石要求“追剿”部队主动出击，红军方面这时也在力求消灭“追剿”部队。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决定：红军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控制赤水河上游作为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为主要作战目标，对川、滇敌人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应与之决战，求得消灭其一部。15日，红军集中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几乎全部主力部队向仁怀以南鲁班场周浑元部发起进攻，这是红军经近半个月的反复调动对手、始终未能觅得良机后落实其原定计划的一战。战斗持续了一整天，红军奋勇作战，对国民党军阵地展开攻击，但周浑元部在鲁班场早有准备，利用碉堡和工事就地固守，红军的攻击难以奏效，当夜红军撤出战斗。为避免攻坚不下遭遇反击，16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我野战军决……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是为红军三渡赤水。

鲁班场一战，红军除红九军团担任预备队，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及干部团共14个团几乎全部投入战斗，国民党军应战部队达12个团。红军此役未能实现打击和消灭对手的作战目标，付出较大伤亡，林彪、聂荣臻17日向总部报告的损失是：伤亡共489人，内亡团参谋长及团参谋、营长各一。连长3人，排长6人；伤营长1人，连长4人，排长10人。国民党方面战报称，红军“以全力攻我阵地，既不得逞，遂于十六日拂晓前，向仁怀、茅台方向逃窜……遗留伤兵达一千一百余名”。

对于红军方面而言，鲁班场之战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战斗。事实上，战前彭德怀、杨尚昆就曾提出：“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对我不利，无攻破周浑元可能。似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寻求机动。”在高层普遍希望与国民党军主力作一较量的心态下，彭、杨的建议未得采纳。所幸红军倾力而攻，全身而退，进攻和撤退处于主动，一切尚在可控状态。这次战斗更重要的一个结果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由此开始面对现实，逐渐放弃先前消灭国民党追剿部队、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转而寻求摆脱国民党军追兵、突破国民党军包围的战略目标，而在崇山峻岭的西南地区，在国民党军实力并不十分充足的状况下，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远远比前者来得轻松。红军长征中的好戏，实际是由这次战斗后，才慢慢拉开了帷幕。

3月16日下午，红军在茅台附近的渡口三渡赤水，再次向川南、古蔺、叙水方向前进，作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对此，蒋介石的反应是要求在赤水河东岸竭力堵截，防止红军再次东渡或南下。蒋介石最担心的其实是红军南下，关注重点放在如何堵截红军再渡赤水上。应该说，蒋介石的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大体也是基于经验和常识的判断，因为红军既不能打破中央军的“追剿”，西进四川又面临着川军的强力堵截，剩下的路只能是向南求得生机。

虽然蒋介石猜中了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但是中共当然不那么容易对付，接下来，中共在四渡赤水中充分运用了兵不厌诈这一古老兵法。3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命令：“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二十一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红军并没有像蒋介石预计的径直向南渡过赤水河，而是回身东向，迅速在三渡赤水靠北方向四渡赤水，使蒋介石一时间难以作出准确判断。

红军四渡赤水后，寻机南进，27日，到达枫香坝、白腊坎、鸭溪附近地区。为迷惑蒋介石，红军故布疑兵，令红九军团“在马鬃岭西北路上摆露天红标语，路侧放烟火扮炊烟，散消息，伪装我军主力”，造成将寻求中央军主力决战的假象。主力则由鸭溪、白腊坎之间突破封锁线，向乌江边疾进。

对红军的行动方向，蒋介石和周浑元起初都判断，红军“必与我军在谭厂与鸭溪间地区决战，如其能先击破我中央军，则其以后行动，即可自由，否则亦必求突破此地区一点南窜”。但是，红军在长干山、枫香坝一带放出的疑兵，显然使蒋介石发生了误判，没有及时捕捉到红军主力，使红军得以顺利南下，渡过乌江。

三、四渡赤水蒋介石日记中承认受骗

红军四渡赤水，转兵南下，意味着开始灵活对待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一旦抛开既有的思维定式，在崇山峻岭的西南地区，红军的活动空间将大大拓展，以南京中央军入黔有限兵力，在黔北尚不能将红军堵截住，当红军运动起来后，更是勉为其难。所以，长征中红军真正的连环好戏是从第四次渡赤水开始的，而此后的蒋介石则捉襟见肘、穷于应付。

3月28日，红军在鸭溪、白腊坎之间突破封锁线，随即迅速南下向乌江边疾进。31日，分别在大塘口、江口、梯子岩等渡口架浮桥渡过乌江。红军渡过乌江后，南进息烽，与国民党军在贵阳以北的息烽对峙。红军在此停留，南北东西尽可选择，尤令蒋介石捉摸不定。在3月31日红军南渡乌江当天，蒋介石就作出红军向东、向西的两种判断，致周浑元电称：“预料匪窜方向，必经开阳紫江东窜。”稍后致贺耀组电则称红军将由“息烽向西南偷”。红军行动方向突然变得飘忽不定，令蒋伤透脑筋，在日记中感叹：“对当面之匪自觉运用之心，已至其极矣。”

红军前锋进至距贵阳百里之遥的扎佐后，如蒋所想，摆出东进的姿态，这是相当灵活的一着。红军南渡乌江后，国民党军以贵阳为中心迅速集结，集中了李韫珩、郭思演、唐云山、梁华盛、欧震等多个师及滇军孙渡部，逼向息烽一带的红军。此时，北面和西面国民党军实力强盛，东边则相对空虚，东进阻力极小。所以，当中央红军表现出东进之势时，蒋介石虽不太相信红军真的会向东进兵，但又不得不防患于未然，紧急作出部署：命令薛岳兵团和湘军何键部在余庆、石阡等地布防；令桂军一个军进至清水江以东的平越、牛场防堵；令已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第三、第一纵队和第五十三师分三路向东追击。

当蒋介石催兵东进时，红军却果断掉头，迅速西进再向南进军。对于中共而言，无论是长征出发前共产国际的指示，还是中共中央内部的决定，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向西北方向发展，均为红军长征的既定目标，其间虽有阶段性的目标制定，但总体趋向从未改变。向东发展显然和中共这一既定方针相距太远，因此中共的短暂向东更多可以理解为佯动而不是真正的去向，尤其是达到吸引国民党军向东目的后，更是如此。

4月7日，中革军委发出命令：“我野战军决以遭遇敌人，佯攻贵阳、龙里态势，从贵阳、龙里中间向南疾进。”为限制国民党军行动，红军以一部向贵阳城下进发，摆出攻击贵阳的姿态；同时指令留在黔西北的红九军团向黔西大定、毕节方向佯动。这些动作旨在将国民党军主力抑留于贵阳附近，红军主力则从贵阳东边南下，以急行军方式向滇黔边境挺进。

由于红军疑兵的影响，蒋介石对于红军的行动方向，预判完全错误。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判断：“匪图由龙里与贵阳之间向南再折西窜。”红军入黔以来，始终表现出强烈的西向意图，使蒋产生了红军向西运动的思维定式，防守重点放在黔西方向。直到4月11日，当红军主力已进至黔南的紫云等地，蒋介石方才恍然大悟，在日记中承认上当受骗。从红军强渡乌江后的行动可以看出，这一阶段中共方面可谓尽得先机，而蒋介石则处处受制，蒋介石和中共在西南的交锋，实际上随着红军的入滇大体已告一段落。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此段经过的记述，大陆几乎所有史书都有调动滇军的说法，即红军在贵阳一带的行动，是为将云南部队从滇境调出，以利红军入滇行动顺利。证之事实，这样的说法似无足够根据。滇军进入贵州参加“追剿”红军的是孙渡纵队，当红军由黔北南下时，孙渡尾追红军最力，几乎同时与红军回到滇边。而当红军入滇后，滇军追击距离也非常贴近，28日，中革军委的电报中提到：滇敌先头已追至我曲靖以西约二十里，五军团后方方向亦发现枪声。可见尾追滇军行动速度相当迅捷。所谓4月初的行动使滇军调出云南并造成云南空虚的状态，实属无源之水。

红军入滇后，行动异常顺利，此中关键，更多的并不在于滇军的外调，而在于作为地方实力派的龙云，在判断红军只是过境后，采取了保境方针，以让红军出境为自己最大利益，所以，红军在云南几乎是以急行军方式挺进。5月上旬，红军跨过昆明北境，直抵滇北的金沙江畔，由皎平渡等地顺利渡过金沙江，红军自进入西南以来和国民党军长期的缠斗终于告一段落，国民党军的“追剿”铩羽而归。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大加感叹：“朱毛残匪全部渡过金沙江，而我军各部迟滞呆笨，被其玩弄欺诈，殊为一生用兵莫大之耻辱。”

1935年国共在西南地区的“追剿”与反“追剿”，高潮迭出、精彩纷呈。对于中共而言，这一时期每一战略行动几乎都生死攸关、间不容发。最终中共成功穿越了其发展史上最为艰险的困境，为后来的史书提供了一段经典的传奇。这样的传奇，不是演义小说中的神机妙算、灵光乍现，而是实实在在一步一个脚印的探求，其间包含的智慧、汗水及曲折、辛酸，足令后辈读史者，为之击节叹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