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雅科夫·卡茨、阿米尔·鲍伯特：以色列是怎样实现军事强国梦的？）
【文/雅科夫·卡茨、阿米尔·鲍伯特】
1992年，曾担任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的美国空军中将罗恩·卡迪什第一次访问以色列时，深切感受到以色列多种文化的冲击。其中一个让卡迪什中将大开眼界的就是以色列某空军基地飞行员和战士的年轻化程度。在同等岗位上，他们很多人的年龄甚至只有美国和欧洲国家军官的一半。
美军的平均年龄是29岁，而以色列国防军的平均年龄是20岁出头。
这意味着，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军人，以色列初级军官和普通士兵拥有更高的权限，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此外，他们的上级军官也更少，以色列高级军官和作战人员比例为1：9，美国则达到1：5。很多时候，以色列的年轻士兵不得不独自做出一些重要决定。
在以色列，刚参军几年的年轻情报分析员经常可以直接向国防部部长和总理汇报工作。23岁的年轻人就可以成为连长，负责约旦河西岸边界某一段的安全，一旦这一区域有恐怖分子渗透，或出现大规模袭击活动，他们就将被问责。
让年轻人承担责任有利于培养他们的领导力，这种领导力不但能在军队中发挥作用，在他们以后的人生中也一样管用。由于以色列长期处于冲突状态，战士们在年轻时就要经历很多险情，有时不止一次要做生死攸关的决定。
以色列前空军司令和国防部前任总司长大卫·伊夫里告诉我们：“哈佛大学毕业生可能得到了一流的教育，拿到博士学位，但他们学习的都是理论知识。在以色列国防军，战士们得到的是关于人生的博士学位。”
以色列在战士身上的投入很大，他们被视为无价之宝，是全体以色列人的宠儿。以色列社会的确是这样对待他们的战士的。2011年，以色列释放了1000多名囚犯用于交换一名在加沙地带被哈马斯绑架的士兵。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样的交换行动已有多次。
在中东其他国家甚至整个世界都很少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名士兵不仅对他的家人而言很重要，对整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当一名士兵被绑架，每个家庭都会感到非常痛苦，他们明白，他们深爱的亲人也可能是那个被绑架的人。
义务兵役制还对以色列社会产生了另一个影响：军队发挥着熔炉的作用。这一点和以志愿兵役制为基础的西方国家截然不同。在大约10年前的美国，44%的士兵来自乡村地区，41%来自相对落后的南部，将近三分之二的人来自家庭收入低于国家平均水平的县。
在以色列几乎人人都得服兵役，男性服役约3年，女性服役约2年。来自特拉维夫的富家子弟被召到作战部队时，会发现和自己一起训练的不但有来自南部欠发达城市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来自北部的俄罗斯移民，还有来自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宗教人士。国防军不允许社会壁垒的存在。在这里，从没接触过高科技设备的穷孩子可以拥有操作这些设备的机会，在一个没有智能手机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可能突然被训练为网络操作人员。一旦穿上军装，社会经济和种族的标签都不复存在。
熔炉作用也是促进创新的动因之一。只有当人们在一起畅所欲言时才能产生创造力，要实现这一点，他们必须彼此了解，说着同样的语言，有着同样的文化。在以色列，军队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绝佳场所。
2016年3月，戈兰旅的新兵训练
以色列国防军鼓励军官接受跨学科教育。这一理念源于以色列可支配资源的匮乏，这不仅体现为原材料的匮乏，也体现为人才的匮乏。以色列人常开玩笑说，在国外航空公司，每一种螺栓或保险丝都有专家，但在以色列，工程师必须掌握多个领域的技能，同时完成多项任务。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高级军官或军工企业高管都拥有多个领域的学位。一位获得电子学学士学位的军官可能会在硕士阶段学习物理学或公共政策。
“铁穹”防御系统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武器系统，其幕后策划者丹尼·戈尔德就是追求跨学科教育的榜样。在空军服役期间，他利用休假时间拿了两个博士学位，一个是企业管理学，一个是电气工程学。在本书相应章节中，我们会详细介绍为何他需要这两个学位来启动“铁穹”防御系统的研发工作。
国防军对人才培养的投入力度很大，特别注重跨学科教育，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特比昂”（Talpiot）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服役的都是以色列最优秀、最聪明的战士。
“特比昂”一词来自《旧约·雅歌》中的诗句，意为城堡的防御工事。“特比昂”也是目前以色列一支精锐的技术部队，每年有数千人申请加入，但只有大约30人能最终被录取，他们还得同意服役9年，这是一般服役年限的3倍。
这些战士一般拥有很全面的技能，能够胜任精英突击部队中飞行员或武器装备操作员的岗位。“特比昂”拥有人才的优先选择权，只要是它想要的人，一般都能得到，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特比昂”人才培养项目诞生于一场灾难——1973年赎罪日战争。叙利亚和埃及在犹太人神圣的斋日发动进攻，让以色列措手不及。这场战争中，2000多名战士牺牲，数不清的飞机和坦克被摧毁。在那之前以色列一直认为自己拥有军事优势，但灾难过后，这个国家感受到建国25年来从未有过的脆弱和无助。
虽然最终守住了领土，但这场战争给以色列人内心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它提醒以色列，单纯依靠创新策略不足以保持军事优势，以色列需要的是技术优势。但如何才能获得技术优势？
战争结束后不久，时任空军技术部负责人的阿哈龙·贝斯哈拉契米上校接到希伯来大学物理学教授沙尔·雅兹夫的电话。同年早些时候，两人在阿哈龙·贝斯哈拉契米到希伯来大学参观雅兹夫研发的高功率激光时见过面。当时苏联人和美国人都在开展激光方面的研究，贝斯哈拉契米认为以色列国防军也应该在类似项目上进行投资，至于如何应用到军事领域可以留到以后考虑。
雅兹夫在电话中说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当面商量，并会带一个朋友来。几天后，他带着另一位物理学家菲力克斯·多森来到贝斯哈拉契米的办公室。在贝斯哈拉契米看来，这次会面有一种穿越到圣经时代见到摩西和亚伦的感觉。和摩西一样，多森不善言谈，需要雅兹夫在一旁帮他表达自己的观点。
雅兹夫说，多森写了一份报告，建议设立一个名为“特比昂”的项目。这个项目只针对以色列的天才们。这些战士将经历为期40个月的培训（时间远远长于国防军其他新兵），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但要拿到物理学、数学或计算机科学的学位，还要同精锐伞兵部队一起完成作战训练。
在培训后期，学员将到军队不同单位挂职，40个月后，他们最终将被分配到一个特定单位，主要是空军和情报部队。
贝斯哈拉契米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他也为以色列在上一场战争中的表现感到忧心忡忡，希望能够提高以色列国防军的科技能力。他答应向上级汇报这一建议。
“特比昂”项目的关注点很特别，它的目的并不是教授单一技能，而是让参与者接受跨学科教育，熟悉以色列国防军科技能力的各个方面，使他们能够打破组织上和科技上的局限，提出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但并非每个人都对这个想法感兴趣，空军和军事情报机构的军官很快就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希望最优秀的新兵成为飞行员和战场指挥官。在总参谋部，贝斯哈拉契米最常听到的回答就是：“把他们放在其他地方纯属浪费人才。”他在空军的地位有限，因此无能为力，只能等待时机。
几年后，贝斯哈拉契米被提拔为以色列国防军研究与发展机构的负责人，成为总参谋部的关键人物之一，可以随时见总参谋长拉斐尔·埃坦。在一次周例会上，贝斯哈拉契米介绍了成立“特比昂”项目的想法，并完全说服了埃坦。这位总参谋长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再开会进行论证。不到3个月，“特比昂”项目就进入试验阶段。
贝斯哈拉契米很快发现这个项目非常成功。成立几年后，总理主持了一次专门讨论该项目的安全内阁特别会议。在会上，一些将军抱怨“特比昂”毕业生在军队各部门的分配不够均衡，自己所在的部门分得太少。几乎每个单位，包括以色列间谍机构，都希望获得更多的“特比恩”（“特比昂”毕业生）。这次会议的气氛非常紧张，后来总理不得不做出决定，规定“特比昂”毕业生必须分配到全国各个安全机构，包括警察系统。直到现在，平均下来，每个“特比昂”毕业生都会有5个单位进行竞争。
贝斯哈拉契米告诉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看到，要想取得突破，并不需要太多人，需要的只是正确的人，并让他们接受正确的训练。”
这个项目拥有无数成功的案例，其中大多数案例都属于机密范畴。一位“特比昂”毕业生用电能取代化学能将炮弹的速度提高10倍。
另一位“特比昂”毕业生当初在收到医学院的录取信后毅然放弃，选择参军入伍，进入该项目。他为直升机飞行员发明了一种新型座椅。20世纪80年代末，他在服役时发现，许多飞行员都有腰疼的毛病。因此他重新设计了座椅，将其安装在直升机模拟器上，并在座椅靠背上打了个洞，在中间放置一支笔抵住飞行员的后背，然后用高速相机记录下直升机震动对飞行员腰背部的影响，最后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对座椅进行了改进。
在加沙地带，许多激进主义者在边境朝以色列方向挖地道。对此，有一位“特比昂”毕业生在研发跨国界地道侦测系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特比昂”的项目规模很小，成立40年来只培养了大约1000名毕业生，但其对军队和国家的影响却非常大。许多毕业生成为以色列学术界和科技界的精英，在科技公司或在其他公司中担任重要职务，不少公司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
同样毕业于“特比昂”、后来成为以色列国家网络局局长的埃瓦塔尔·马塔尼亚说：“在世界其他地方绝没有这样的项目。一名‘特比恩’就能单枪匹马让一个单位发生革命性变化，如果有2—3个‘特比昂’毕业生，那就更厉害了。”
我们相信以色列成功的秘密不仅在于以上提到的这些方面，在深层次上还源于以色列的国民特性。
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像以色列这样长期经历激烈的冲突。敌人近在咫尺，当边境线上的极端组织频繁向你家和学校发射火箭弹，或派自杀式爆炸袭击者来到你所乘坐的公交车时，容不得你有半点大意。
面对这样的现实，安全事务绝非儿戏。不少以色列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安宁后会莫名其妙地感到紧张。他们说，这太不现实了，这一定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本文摘自《独霸中东：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观察者网经浙江人民出版社授权转载。
本文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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