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洛闻：美国再想打“香港牌”，没戏了

（原标题：常洛闻：美国再想打“香港牌”，没戏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常洛闻】

美国一直期望改变中国，认为能够通过宗教、贸易、社会发展成就、文化输出来将中国改造为更熟悉、更可控的状态，其实无论美国乐意与否，这种改变和渗透都是双向的，从1972年两国建立邦交开始，在中国人认识了可口可乐、好莱坞之后，中国在不断地学习的同时，也在影响着美国。

到今天，美国的很多理论和方法已经失去了神秘感和优越性，竞争也似乎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公平——以一种中国和美国都从来没有预想到的高速度，甚至美国白宫幕僚都能够用流利的中文和中国式的思路来批判中国。

在这种没有人能够预见的情况面前，美国的领导者有些不知所措——尽管他们不愿意承认。对于香港的定位，和对香港情况的考虑，是这种不知所措的一部分，而且有可能是最糟糕的一部分。

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进行的社会主义实验，内容是如何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相互敌视的意识形态在同一个文明国家中和谐共存，理想情况下，这个过程将惠及内地、香港、和所有以香港为运行地的商业组织，无论这些组织的国别背景和政治倾向。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5月21日在受访时表示：“我在这里奉劝香港的反对派，不要低估中央处理香港问题的决心”（视频截图）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希望摸索出一个超越民族、地域、宗教的国家模型，将文明国家的凝聚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来支持经济的高速发展，甚至愿意保留香港的缓冲地带作用，努力维持香港的一些灰色空间，使得和中国共产党保持一定距离的人也能在香港安居乐业——这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生存之道，也是自邓小平以降，北京与香港的相处之道。

港交所过去十年的快速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随着中美关系紧张加剧，越来越多的美国中概股公司正考虑到香港二次上市，这也说明了灰色地带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但是红线在于，中国共产党所能容忍的实验内容不包括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排练。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能够容忍政权的存续受到实质威胁。如同美国通过“爱国者法案”监视恐怖主义活动，中国共产党的反应是一个执政党的生存本能。

尽管白宫一直试图和情报世界拉开距离，但若干年前，洪博培客串的“茉莉花革命”在北京尴尬演出，已经说明了华盛顿大规模种植“革命领袖”的成功率并不高，中国共产党也仍然保有对香港街头运动的可控能力。香港自发的“民主运动”从2014年，对占领华尔街的努力模仿开始，一直到2020年，越来越激烈的手段，和不断高涨的民粹主义情绪似乎令北京十分头疼，但并没有锻炼出足够影响香港主流社会的运动领袖，也没有为美国企业和美国侨民带来实际利益，更不足以令北京在贸易谈判桌前向美国叩头。这些社会动荡反而使得中国内地没有经历过战争和政治运动的年轻人更有理由相信北京对于稳定和繁荣的定义，长远来看，是美国重大的战略损失。

相较之下，两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延伸，从二战结束延续至今的复杂历史问题，使得台湾和北京互相用导弹对准对方，称对方为亟待推翻的“伪政权”——这种互不承认是双方共同的所谓“合法性来源”，台湾的不安全感，是美国利益相关方眼中选票、国际支持、同盟价值、军火销售的重要驱动。内地与香港的关系则完全不同。把香港变成中美关系，甚至中美竞争的延伸无法为白宫带来选票，也无法为军火商带来钞票。一个紧靠内陆，受中国中央政府管辖，除了金融乏善可陈的阉割版新加坡无法为美国提供如台湾一般丰富的筹码。

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在保有巨大权力的同时，也必须承担巨大的责任。

2019年11月中旬，《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绝不允许任何人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所以党内如果就某个议题形成共识，无形的思想会迅速落实为有形的文件，并在不断重复强调后付诸实施。无论领导8000多万党员的人如何更替，都必须在执行的同时，理解和服从这套逻辑。就香港的国家安全立法而言，习近平过去几次公开演说提到香港时，都对情况进行了直接的评论，评论中已经明确了发展利益与主权、安全同等重要的地位，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内容与5月份人大会议宣读的议程更是几乎完全一样，足见中央政府在2019年年底就已经完成了内部的评价和准备，并准备好为解决相关问题付出一定的代价。

香港的政治人物从未真正理解共产党下定决心的方式，他们喜欢在小问题发生时，就做出引人注目的评价和无法兑现的威胁，一旦北京认真对待并还以颜色，他们又会觉得北京小题大做令他们受伤。而在北京真的就重要的问题重复同一个表述的时候，香港的政客们却经常因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理解不了北京的信号。

虽然这让他们具有了简单廉价易控制的优点，但也使香港的政界越来越令人失望——他们从不去了解北京，却总觉得自己能够在与北京的斗争中占到便宜。在这样一群人的支持下，一个街头充斥着暴力，经贸上不再受到北京青睐的香港，到底能够为美国带来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