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
主持人:周弈婷你我是时代的人质,但也是历史的创造者。欢迎读者来稿 thelivings@163.com
loading...
你我是时代的人质,但也是历史的创造者。欢迎读者来稿 thelivings@163.com
1
2000年,我和贺然进入江西一家公司的信息部上班。这家公司是国内制造业的标杆,领导也有远见,在90年代中期就引进了一套ERP系统——简单来说,ERP系统就是一套大而全的企业管理软件,它依托互联网将企业的各个部门、流程和系统连接在一起,让企业的管理、协调变得更加高效,还降低了成本。普通人在生活中也能接触到这种系统,比如去超市买东西,店员在电脑上操作后,屏幕上会立即蹦出商品最新的价格、折扣和库存,虽然界面上只有几个简单的数字,背后却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在支撑,短短几秒钟的操作,信息流已经在门店电脑和企业服务器之间跑了好几个来回,保证了数据的统一和实时,也实现了流程的自动化。
这种软件在80年代后期才进入中国,一开始只有几家大企业敢吃螃蟹,到了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数字化升级”的呼声也越来越高,ERP行业才逐渐变得炙手可热。
随着业务发展壮大,2002年,我们公司又引进了一套来自德国的ERP系统。该系统被部署在公司机房的服务器里,集中管理着销售、采购、生产、财务、仓储等流程中的数据。它的先进之处在于已经预先将行业最优的业务流程模板建好了,同时又保留了非常大的灵活性。当时乙方派了一批顾问进驻我们公司与我们一起工作。他们会根据我们公司的需求调整大量的参数,进行系统的二次开发,并不断将知识技能传授给我们信息部的员工,保证他们离开后这个系统可以正常运行。
一开始,我对这些顾问充满了好奇,接触下来,发现他们的知识面广博,收入也非常高——实施费用是按顾问人数和服务天数来计算的,当时的行情是单人服务一天至少要4000元。而这套系统实施周期漫长,会持续数月甚至数年,软硬件费用加实施费用,总投入接近千万,项目完成后,企业每年还要花不少钱进行维护。因为投入实在太高,一开始国内只有少数大型国企和行业标杆企业愿意采用。
我和贺然很幸运,刚工作不久就得到了ERP公司的专业培训,日常就是和系统打交道,在实践中学习,迅速成长了起来。
2004年,学得了一些本领的贺然跳槽了,他去了北京的一家小型ERP系统实施公司,做专业实施顾问,薪资待遇比过去提高了好几倍。当时ERP实施顾问在市场上十分稀缺,即使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人才也不多。业内有人统计过,2006年,这个领域的中国籍顾问也就2000人左右,贺然入行的时候,人只会更少。
ERP实施工作比较复杂,这就要求顾问是个多面手。首先得了解基本的企业业务信息和计算机系统知识,既能与业务人员沟通流程,又能将外行提出的需求“翻译”成技术人员能看懂的内容,偶尔缺人的时候,顾问还要能看明白程序代码。这样的工作要求,导致最终能在实施公司应聘成功的人并不多。
2005年,贺然得知公司又要招人,就向老板推荐了我。那时我26岁,当然愿意去北京看更大的世界,赚更多的钱,而那位老板见我也确实有一点经验,为了留住贺然这个高级技术顾问,就乐得做个顺水人情。
这家公司位于北京西二环的一栋写字楼里,老板在15层租了几间房当办公室,公司一共就几十号人。平日里,只有老板、财务和行政待在办公室里面,顾问们是没有工位的——项目总是一个接一个,大家都在各家企业里办公。
3月,我来北京入职,岗位是初级技术顾问,工作职责是帮助甲方实施一套来自德国的知名ERP系统。在贺然的引领下,我开始做人生中的第一个ERP项目。因为是新人,我的工作内容很单纯,每天只要根据业务顾问提供的文档写代码就行了。凭借以前的工作经验,我边学边做,很快就上手了。
入职不久,我就发现项目机会很多,ERP顾问只要能独立干活就很容易实现升职加薪。那时我的月薪是8千元,出差补助每天100多元,打车和住酒店公司也报销,每月的收入基本能到1万出头。在2005年,刚入行能有这个收入,我很满意了。贺然的收入比我高几千元,他也算满意。然而,一些入行多年的业务顾问月薪可以拿到3、4万,甚至更高。
在这一行,实施顾问大致可以分为“业务顾问”和“技术顾问”。在项目中,业务顾问普遍有着更高的智商、情商,更广的知识面和更强的沟通能力,负责与客户沟通业务流程、设计系统功能,而技术顾问主要关注技术的实现,就是听指挥老实干活儿的,即使做到顶级,也很难拿到最高水平的月薪,所以很多技术顾问的职业规划就是有朝一日能转型做业务顾问。
2
2006年,贺然跳槽到一家全球知名的ERP公司,直接升为业务顾问。不久,我也跳去了一家以承接ERP外包业务为主的公司,还是做技术。虽然这家公司也不大,但它给出了比前司高50%的薪水,补助也增加了60%。
这个圈子太小了,刚入职不到1个月,我和贺然几乎同时被派去服务同一家甲方。因为项目体量大,这家大企业找了多家ERP公司合作,我和贺然供职的公司都是其供应商。
一进项目,我就得知客户不允许夫妻双方在同一个部门工作、或分属有利害关系的部门,“担心容易出现利益输送”。可我俩的简历已分别通过客户的审核,办理了正式进组手续,这时突然退出会影响公司的信誉,于是我俩决定隐瞒关系,埋头做事。我们想着:“反正刚入圈子,知道我们关系的人很少,客户有那么多项目组,能分到一起的几率应该不大。”
谁知世上就有那么巧的事,我俩真的被分到同一个项目组。贺然他们公司是外企,负责把控项目的大方向,偏重业务流程设计和系统架构搭建;我们公司小,只能偏重于技术实现。两家公司看起来是平等的合作关系,但实际上我们团队得接受贺然的领导——他是他们团队中唯一懂技术的业务顾问,工作内容与我们团队有一点重叠,我们只能跟随他定的技术方案去做事。
那段时间,每天我和贺然先后走进同一个会议室,绕过一张张堆满笔记本电脑和电源线的凌乱桌子,走向各自的工位。他的桌子离我只有2米远,我们24小时都能看见彼此,但要装作不熟的样子,想想都好笑。
过去,这家甲方企业的中国区业务分散在十几个小系统里,协同起来很困难。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将核心业务全都迁移到ERP系统中,这需要进行大量的业务讨论、流程梳理工作,相对应的技术评估和程序设计任务很繁重,所以每天会议室里热闹异常,场面与菜市场差不多:Fiona正在与Philip交流To-be流程(目标流程),Jessica又和Ashley为blueprint (计划蓝图)范围吵起来了,而Fiona转头又与客户就开发工作量讨价还价,还有经理正在严厉教育新顾问,一派喧闹。
在前公司,我只是一个低级别的技术顾问,不用关心业务。而在这个项目中我要学习业务模块,参与某些业务流程讨论,评估技术可行性,再也不能只顾着“写代码”了。
可以说,是从这个项目开始,我才在这一行真正上路。
那段时间,大家每天睁眼就来公司,晚上9、10点才能下班,累到连话都懒得说。早晚高峰太讨厌,我们宁可挤地铁,站在西二旗地铁站二层往下看,偌大的站台上竟没有一寸是空的,站满了像我们这样背着电脑包的人。
后来,我和贺然避开高峰时段打车,怕被人看见,特意选了一个稍远的地方上下车。但还是有人看出了异样,流言的传播速度惊人,甲方的一个组长在例会后当着我的面故意和同事说笑:“人家刘顾问可不一样,人家上面有人!”
这种误会不能解释,只能装傻,因为比起被人非议,直接承认带来的后果可能更严重。
项目做得人心情苦闷,好在还有一帮同事可以聊天。中午我和大家一起去食堂吃饭,饭后散步,聊各自的经历。我们公司的技术顾问都和我一样来自外地,他们想尽办法或是机缘巧合地进入了这个圈子,有活就干。他们没有英文名,喜欢叫对方“阿宝”、“小王”、“老大”。虽然拿着行业底层的薪水,但在他们看来,自己已经实现了一次跃升。
我和同事小王最聊得来,他是个很乖的大男孩,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因为有慢性鼻炎,说话有些奶声奶气的。他的项目经验没有我多,经常会问我各种问题,我也丝毫不吝惜自己那点经验,每次都像倒豆子般告诉他。
公司还派了一位组长管理我们这十几个人,他整天忙忙碌碌,不仅负责一块开发工作,还要协调各种关系。组长一脸正直,一看就是那种绝不会做出格事的标准好人,虽然他没时间与我们打成一片,但他和其他公司的人关系不错,其中也包括贺然。
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小王开始用意味深长的眼光看我,与我的交流也少了。后来他甚至换了一副面孔,经常对我颐指气使。我与他就某个方案产生了不同意见,他说:“这块工作我是负责人,你就要听我的。”
我们公司负责这个项目的销售经理叫张皓。小王与他的关系肉眼可见地在变密切,而张皓看我的眼神总是很复杂,我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后来,张皓召集顾问们开会,上来就表扬组长:“他就是你们的榜样,人家刚进项目组就给了我一张其他公司情况汇总表,有每家的团队情况和优势,还有核心人员名字和联系方式。这就叫专业!以后,谁能搞来其他公司的情报,我就给谁升职加薪。”
原来,组长不仅是顾问,还是“一线情报员”。我望向组长,他的表情依然那么正直,我却打了个寒颤。张皓的话对小王显然很有激励作用,他听得频频点头。我这才恍然大悟,张皓可能是听闻我与贺然走得近,怀疑我是竞争对手派来的卧底,于是让小王盯着我。
我感觉自己比窦娥还冤,本以为别人最多说我“搏上位”,没成想还上升到两个公司竞争的层面。
供应商有竞争很正常,虽然贺然他们公司实力更雄厚,但我们公司报价更低,还承诺以后人员随叫随到,客户自然更偏向我们。客户那边的经理与张皓称兄道弟,常做些小动作排挤贺然的团队。在项目的关键节点,各团队之间的交流十分频繁,但那位经理什么招呼都没打,就突然通知贺然带着他的组员搬到另一片办公区。那片区域离其他团队都不近,这明摆着是故意打乱他的阵脚,贺然生气但没法发作,他收拾东西时一句话都没说,气氛十分紧张。
这个圈子很难避免明争暗斗,根源就在于项目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ERP项目的总投资动辄千万,甚至上亿,碰上十年难遇的超大项目,众多供应商一定会打得头破血流。而客户对此喜闻乐见,他们在其中翻云覆雨,无非是想把成本压下来,让各家顾问多干活,尽量把项目边界再扩一扩。更大胆的客户,还会安插自己的关系户进项目,最高段位的甚至会利用项目进行职场斗争,排除异己。
3
大型ERP项目就是一个名利场,里面的关系错综复杂,谁不小心犯错就要承受压力。我和贺然都被折磨得够呛,没办法,贺然只好向他的直属领导说明了我们的关系。虽然这不能减少两个公司之间的火药味,但对于被夹在中间的我们来说,至少能缓解一侧的压力。
贺然的那位女领导表示理解,说只要我们不泄露商业机密,就不会干涉,也不会声张。之后,她私下跟几位大顾问说明了情况,避免后续合作出现不愉快。
而我们公司就没那么人性化了,如果我说出实情,要么是被中途调离项目,要么就是张皓逼我去获取贺然他们公司的“情报”。我舍不得放弃自己长期努力的成果,也不想在简历中留下瑕疵,更不想被人架到更难的境地,反复纠结到失眠,我决定背负恶名继续装傻。
大半年后,这个项目终于完成,我们公司的领导还是辗转知道了这个大乌龙。好玩的是,后面他们还想把我派到这个大客户的公司做二期项目,有了前车之鉴,我先确认和贺然的下个项目没有重合,才确认了进项目的日期。
故地重游,全是熟人,不再左右为难的感觉真好。
那天我正在整理电源线,甲方一个爱八卦的小姑娘凑上来问我:“你说说看,你到底是什么时候认识贺然的?”
“那可久远了,我们4年前在老家就是同事,来你们公司前已经结婚了。”看她忽闪着惊讶的大眼睛,我有一种痛快的感觉。
其他人也纷纷惊叹:“你们真能保密啊!”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微笑地看着他们。
他们告诉我,一期项目刚结束时,他们的总监就被迫离职了,新总监接替了他。新总监是一位老员工,在公司深耕多年,他一上台就把下面的几个经理全换了,包括那位爱搞小动作的经理。这次内部斗争挺狠的,据说一位女经理是哭着从总监办公室跑出来的。
后来,我在楼道打电话,碰到了这位新总监,他看了我好几眼,眼神复杂,似乎很在意我躲在楼道里跟谁打电话。我心里一阵后怕,但转念又释然了,反正这次没有把柄,我怕什么呢?
这次进项目我也有了新的目标,希望将来可以转型成为业务顾问。
2005年之后,ERP在中国市场的需求增长太快,成熟的顾问供不应求。有的客户把国内外能干活、有档期的顾问弄来了大半,鱼龙混杂下,难免有名不副实的。有些所谓的海外“大拿”顾问,全身名牌,给客户的报价高得离谱,却写不好一份功能说明书。
我明显感觉新项目的管理不如上一期,项目边界不清晰,导致客户总是加需求,但上线日期不能变,因此加班成了常态。系统问题层出不穷,顾问们累成狗,客户公司的员工也不轻松,在开发阶段,系统硬件出现过几次事故,大家一起倒班加班,整个小组几乎住在了办公室里。
自从经历了上个项目,我对组长和小王有了戒心,与他们的交流仅限于工作。客户公司的几个部门里,我最喜欢的是硬件部门的几位工程师,他们专注技术,人很单纯。有两位年轻的工程师总是结伴出现,他们就像搞笑组合,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笑声。其中最特别的是小胖,北京人,肉乎乎的,勤奋又谦虚和气。
除了年轻小伙,硬件部门也有“老人”,老常,40多岁,资历很老,是硬件部门的组长,他忙得要命,整天泡在机房,我去工位找人,一般遇不到他。他的五官和声音在我脑海中比较模糊,只记得他个头不高,身材干瘦,脸上好像有不少深深的褶子。思考系统问题时,他总是露出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一天早晨,我去找小胖讨论问题,他的同事告诉我,当天凌晨他照例熬夜加班,突然晕倒在机房门口,幸好被同事发现及时送医,据说是心脏出了问题,情况还挺凶险。
这么年轻的小伙竟然会出心脏问题?我懵了,回到工位,好几位顾问也在聊小胖的事,大家都很唏嘘。其实小胖并不是唯一身体出问题的年轻人,贺然公司的一位业务顾问还比我小几岁,因为过度劳累,得了急性心肌炎。
身边接连发生这样的事,我的心态有点崩——我熬的夜一点也不少,会不会也出现健康问题呢?我和贺然工作都太忙了,在北京买房后,我们连装修都顾不上,只能甩手丢给父母。这一行压力巨大,残酷无情,却给了我经济上的自由和自信心,我只能一边恨它,一边爱它。
再次见小胖是3个月后,系统就要上线了。他至少瘦了30斤,以前常穿的那件灰色外套,松松垮垮地套在身上,随着他的步子晃晃荡荡。小胖的脸色还有些憔悴,但还是跟大家嘻嘻哈哈的,我跟他打招呼,他照例咧嘴一笑,嘴唇却有些发白。
这次回来,小胖很想参与上线,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但那天之后,我再没看到他。因为身体原因,等待他的只能是转岗或离职。很快,客户的硬件部门就招进了新面孔。
4
几天后,我们组再次熬了一个大夜。到了早晨,我实在熬不住,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醒来时,我感觉自己满脸都是油,贺然的经理看见我,直呼“可怜”。
我那时有点莫名其妙的好强,不太喜欢这种安慰话语:“怎么就可怜了?加班不是正常的吗?”
她说:“你们和那些人不一样。”
我懂她的意思,她说的“那些人”都是项目骨干,其中也包括贺然,他们承担了很大的责任,加班是有意义的,是会被人看见的,而我这种做开发的普通技术顾问其实没必要这么辛苦,反正也没人看得到。
努力了半天,听到这样的大实话,真让人崩溃。很久没时间好好照镜子了,中饭后我跑到卫生间对着镜子端详,惊讶地发现自己皮肤黑黄,满脸油光,黑眼圈明显,下颌线也消失了,心情一下就跌落到了谷底。
可我没空顾影自怜,项目节奏紧张,很快就进入了试运行阶段。
真实业务数据源源不断被输入系统,我们要监控,以最快速度响应和解决问题。偏偏在这个阶段,系统毫无预兆地宕机了,整个会议室异口同声地响起:“啊!”
还有人叫道:“不是吧,业务口正在录入订单啊!”
机房的人赶紧找最新备份,屋漏偏逢连夜雨,数据备份盘因为未知原因无法恢复到最新时间点,这几天的业务数据全部丢失。而那天负责灾难备份的人,正是老常。一整天,系统都是不可用的,中午吃饭时,坐我对面的是客户公司信息部门的老员工,她感慨道:“老常可是老人了,一向稳妥,从来没有出过错,更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再回工位,我们就听说老常上午就被开除了,公司派专人监督他办理手续,一张纸片都不允许他拿走。有人说,公司怀疑他是故意为之。
我不相信,难道真的会有兢兢业业干到40 岁了还当一把“间谍”的人吗?或者说,老常是不是故意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马上得有人为这次事故背锅,这样其他人就安全了。
终于,这个项目成功上线了,最后坚持下来的人除去能力原因,还是要感谢自己的身体底子和运气。总之,各家公司闹腾一场,有人欢喜有人愁:张皓被升为总监,贺然也升了级别,我们组长被派驻到另一家企业去做项目经理,小王也在另一个项目中当了组长,他早已褪去了乖巧的气质,拿起了管理者的架势。
我在心中感叹:“男性在职场中成长起来真是快啊。”
项目刚结束,一家世界知名企业就向我抛来橄榄枝,这家公司提供专业的ERP咨询服务,也是该项目的供应商之一。他们的负责人叫Mike,竟然亲自来挖我们这几个小公司的顾问。
Mike给了我近2万的月薪、全年14薪、翻一倍的出差补助、还有其他补贴、休假和大量的内部培训机会。后来当我得知这家大公司刚与客户达成了一项长期的合作协议后,就逐渐理解了他的做法——这个策略很高明,客户接下来会有好几期项目,是继续延续一期项目的模式。与其重新找一批人培训,还不如直接用熟手,能省好多事。招我们所花的人力成本和这个长期项目的收益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而对客户来说,用我们的好处就更明显了:来自大公司,有保障,对系统非常熟悉,报价还比其他顾问低。
这样一个皆大欢喜的方案,除了被挖了墙脚的张皓,应该没人会反对。但奇怪的是,张皓反而挺高兴,我们的离职手续办理得异常顺利。
5
2008年左右,很多中小型企业都在考虑实施ERP了,而那些很早就实施了这个系统的大企业依然要不断地为业务变更重新投入,这个行业一直缺人。
我刚入职新公司,Mike就丢给我一块难啃的骨头。他要我在这个项目中承担起技术组长的责任,组建新的技术团队。见他如此信任我,我的胸中仿佛燃烧着熊熊火焰,工作起来不知疲倦。
所有技术顾问都需要经过我的面试,首先让我发愁的就是如何处理与前公司的关系——因为前来面试的技术顾问有一大半是老同事,而且张皓还主动向我示好,放低姿态说:“以前没看出你的实力,以后可要你多多关照了。”他一个劲儿地赌咒发誓会好好“感谢”我,但我并没有放在心上。
张皓希望我多招他公司的人,很明显,他和Mike是提前沟通过的。再回看,我们这批人成长起来后,总有一天会不满意公司给的薪酬,留是很难留住的。现在Mike欠了他一个人情,他再招一批新人也能降低人力成本,最关键的是,我们可以作为他的“关系”提供些方便——真是一举三得啊。
我只能给了前公司更多机会,一是确实容易挑出合适的人,二是抹不开面子。Mike对我特别放心,大部分决定都让我自己做,这让一直活在“底层”的我心潮澎湃。人在这种状态下干劲是很足的,我凭借上一个项目的经验,解决了不少难题。
有一次熬夜找方案,回到家里还没想出来,贺然帮我看了看,虽然不能直接给出答案,但提示了我。凌晨2点,我终于找到一个最靠谱的方法,连夜呼叫系统架构组同事,将代码部署上去。等待部署的时候,贺然叫我快休息,但我根本睡不着,直到确定成功,我才把自己扔进被窝。
第二天上午11点,我揉着惺忪睡眼来上班,在电梯里恰巧遇见Mike和其他几位经理。Mike当着大家的面表扬我:“昨天的问题全部解决了!你又摘得一枚奖牌。”几位经理也投来赞许的目光,随声附和着。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身上有了高光。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有了变化,和其他组讨论方案时,面对国外顾问的不合理要求,我也敢大声叫道:“No way!”自己组里几个男顾问偷懒时,我会在旁边和他们一起加班,不做完不让走。当我站立着和人大声“讨价还价”时,隔着两排工位的Mike其实也在听,我好像还看到他露出一丝微笑。
Mike是位非常有管理经验的经理,实际上,整个项目是他在把控,什么时候该开会,会议的输入和输出规范,项目的重要节点,这些都是他的布局,但他能够让人觉得这些并不全是他的功劳,他很擅于在恰当的时候激发人的积极性,并适时给以正向反馈。
那时我就像找到了人生目标,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其余时间都在考虑项目的事情,老妈见我吃饭时食之无味、心神不定的样子,心疼坏了:“唉哟,做这个事情太累了,不要累坏了呀。我是真见识到你们这一行有多累了。”
但人就是很奇怪,当有了成就感后,就会有价值感,就能心甘情愿接受苦累。老妈不知道,不用质疑自己工作的价值,是多么爽的一件事。
当时,我们组内有两位做JAVA的顾问,其中一位挺不错,而另一位只是学员——前公司塞进来的——他刚看完一本JAVA书,几乎没有经验。
招这位学员时,我想等他学够1个月再检验,要是还不能独立做事,就放出项目去。1个月后,这小伙子交出来的东西实在看不过眼,我就告诉了张皓。张皓乞求我再给他一些时间,我再次心软。可小伙待到第三个月,仍没做出像样的东西,工作都是另一个顾问做的。
我要求张皓退换,张皓也不跟我打招呼,竟直接让小伙给我送礼——原来这就是他说的“感谢我”,其实就是慷他人之慨,借花献佛。我是最不会打笑脸人的性格,为了不把关系彻底搞僵,我只得留下了那个小伙子。但我心里总是不舒服,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虽说对项目影响不大,但我毕竟浪费了一个名额,而且我一直感到奇怪:“Mike对张皓这些小动作会一无所知吗?他是默许了吗?”
我为自己的心软、没有原则而深深自责,也第一次对自己的能力短板有了认识。技术知识,我可以努力学习,但在揣测人心、利益交换上,我实在笨拙。
我向贺然诉说烦恼,他笑着安慰我:“这不算什么事。其实招一个闲人不是什么问题,只要客户肯出钱,况且那个学员很可能是免费送的,没人会在乎多他一个。Mike和张皓都不在乎这一个名额,你更没必要在意。你做第一个项目时不也是半个闲人吗?每个人都是边学边干成长起来的。”
我的心结终于解开了,可是贺然怎么就能这么快理解这里面的逻辑,而我却要纠结那么久呢?
6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系统成功上线了,我的履历上添加了鲜亮的一笔——以组长身份做成的完整项目。项目一结束,张皓就换了张面孔,开始处处跟我公事公办。他好像不爽,可能是怪我没有积极帮助那个小伙迅速成长起来。
离开项目后,我开始休年假,在2009年初,Mike打来电话,提出了一个请求:“贺然公司拿下了XX公司的单子,你能否找他问问进展情况,特别是几个重要的事项?”
之前,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过“贺然”这个名字,但他的语气让我察觉到他可能已经关注贺然好久了。我明白他是想通过私人关系打探商业情报,我很为难,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好推说得先去问问。
挂了电话,我内心全是斗争,斗着斗着,我就想明白了另一件事——之前,Mike曾想招贺然入职,但他最终去了别的公司。后来Mike又招经验尚浅的我,也许是一种“曲线救国”,用较小成本撬动较大利益的方法。也就是说,我能进这家大公司并非全靠个人实力,对方更在意我是谁的太太。
我把这个猜想告诉贺然,他没有一点惊讶。
如果我抛弃职业道德,答应Mike,说不定会离阶层跃升进一大步。但我根本做不到,还没答应Mike,我的内心就已经在煎熬了。这种事有一次就一定还有下次,如果长期提供重要情报,那我成什么人了?
贺然也很不适应,他有些迟疑地说:“我肯定不能做这种事,你找个理由回复他吧,就说我其实也不了解那么多。”
我点点头,然后自嘲道:“我和你的关系是Mike招我进来的一个重要条件,但如今没法为他所用,估计我的价值已经贬损一半了。”
贺然不知该如何回答,索性什么都没说。
后来,我婉拒了Mike的请求,他表面上倒是没说什么,但我能听出他有些许失望。我不知道是否要找机会解释,可是做这种解释有意义吗?聪明如Mike,肯定已经看出我不是一个能接受游戏规则的人。
这件事之后,我总隐约感到自己以前在空中待久了,如今慢慢落地的时机大概就要到了。
短暂休假后,Mike就让我以业务顾问的身份进到一个外地项目,客户是一家保险公司。
以前我一直给制造业做事,对保险业务一无所知。一开始,我连他们的业务术语都听不懂,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好在Mike只是派我来跟着学,主要的工作是一个叫老张的业务顾问在做。
转型的机会来得太突然了,我振作精神,很快投入到新项目中。这是这家保险公司的第二期项目,除了我,其他人都已经比较熟悉了。我进组后参加的第一次内部会议,竟然是在项目经理租住的公寓里跟同事们玩三国杀。我也很想破冰,和大家熟络起来,但项目经理从始至终都没拿正眼看过我,我胆怯了。在与其他人都熟悉后,我也一直没能做到跟他顺溜地聊两句。
组里有一位女同事叫Jessica,销售出身,参与了上一期项目。她对系统的了解一般,但我很佩服她对各方应付自如的能力。玩三国杀时,她也很放得开,若是有受伤的男性,Jessica想提示我使用“结姻”技能,就会说:“快和老张睡一觉。”我那时不懂游戏规则,经常反应不过来,而且每次听她这么说,都会有点不好意思。
老张40多岁,以前也没做过保险行业,但凭借他多年业务顾问的实力,要理解保险行业的业务很容易,就像我换一个开发界面一样,虽然外形变了,但内核并没有变化。老张说,在一期项目里,Jessica还是个站在最后一排没人注意的小姑娘,但她特别擅长增进与客户的关系,“现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有时,Jessica要代替项目经理召集我们和其他组一起吃饭,她会站在包间外,和对方的项目经理就一些问题据理力争,那种斩钉截铁的气势令人着迷。我钦佩她的魄力,也明白自己永远做不到这样。
后来,我跟着老张参加会议,实在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在会前仔细斟酌,把给客户提问题的清单改来改去,难道客户会介意我们提问时的措辞?我也不理解,大家每天开会讨论来讨论去,车轱辘话都快让我听吐了,却几个月都不能形成任何结论。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客户做一个决定那么难?
之前我在北京做的那个制造业的项目,老总很有魄力,底下的部门也不敢有太多异议。复杂严密的项目管理让每个人的分工比较明确,我只需要和对方公司的信息部门沟通,根本接触不到真正的业务部门。但现在,这家保险公司的老总举棋不定,我要与业务部门各种难缠的角色沟通,要去研究各色人物的想法,不断在讨论中试探客户,这完全是我的短板。
老张眯起眼,喝了口浓茶,说道:“你上次提问题时触碰到了对方部门的忌讳,所以那人不高兴了。你得换种说法,从其他角度切入。至于你说客户很难做决定,那就是一个极其漫长的故事了,要从咱们和他们最初的合作开始说起。说到底,他们老总和各部门都有自己的想法,谁都希望这个系统上线后是有利于自己的,谁都不希望将来的系统会增加自己部门的工作量,还堵住了自己的那些‘灵活的路’——这个‘灵活’的意思你懂得吧?所以说啊,拍板哪有那么简单。”
我很无奈,即使有人告诉我那个“漫长的故事”,我也无法拿出能促使客户迅速拍板的方案。人心不像技术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它比技术问题难揣摩多了。
Mike的培养方式是放手让我去做,他不会说太多,怕干扰我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也不敢跟他坦白这些困惑,怕他知道真实的我如此幼稚会更加失望。而贺然对这个保险业务完全不了解,也没法给我提供多少帮助,我白天维持着光鲜的表面,夜间内心备受煎熬。
有时会议结束,我觉得自己醍醐灌顶,回家连夜画了几个自以为精巧的流程图。结果第二天就被老张否决了。他说我还没有理解客户的业务,是凭着想象在设计。如此反复几次,我逐渐失去了信心。
半年后,我没留下什么价值就出了项目,那个项目也无疾而终。虽然我不是核心成员,但我总觉得它的失败和我也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听说,Jessica在第三期项目中担起了业务顾问的角色,最终她和大家一起将项目完成。
从前,我一直以为只要自己肯努力,总能变成一个优秀的业务顾问,但这个项目让我认清了自己,也看到了自己的天性。转型失败后,我考虑跟Mike聊一次,但他先主动打电话过来。他没有说项目的事,只聊天,语气一如既往地温和。我惴惴不安,最终还是向他坦白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说以后只想以技术顾问的身份进入新项目。
Mike静静听完,语气还是没变:“你可能是之前的人生太顺了,形成了单纯的性格,把事情和人都想得过于简单。”
我就像被大人发现做了错事的孩子一样,咬着嘴唇。
7
不久之后我怀孕了,Mike敏锐察觉到我的担心,把我放到了北京的一个运维项目中“缓冲”。这个项目是中国分公司与印度分公司合作完成的,虽然印度同事有些官僚作风,但总体氛围还算愉快,而且不需要冲锋陷阵,也不用出差,我很感激Mike的照顾。
前期,技术上几乎没有难度,但在后期碰到了瓶颈,这里面既有顾问与客户的沟通问题,也有中国与印度顾问的合作问题。为此,印度分公司派了一位60多岁的大佬来中国解决问题,他还要和项目组的每个人进行单独面谈。
轮到我走进小会议室,印度大佬非常和善地看着我。他灰白的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身着白色衬衫,配着一条蓝底金色碎花的领带,显得很干练。他对我抛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在这个位置上感到舒服吗?”
是啊,我感到舒服吗?我应该在工作中感到舒服吗?工作就必须是痛苦挣扎,耗尽精力的吗?我可以有别的选择吗?我不懒惰,我很上进,但工作一直在消耗我,不论是健康还是精神,这样的工作有意义吗?难道衡量工作好不好的标准只有薪水吗?人的感受就不重要吗?
那时,贺然已经实现了自己的职业理想——业务顾问年龄大了以后,难以适应频繁的出差,他一直想去甲方做管理人员。他跳槽后如愿做了高级经理,工资小涨,不需要出差,还能同时兼顾工作与生活。而我却仍处在煎熬和割裂之中——这个工作已经让我非常难受了,但我还不想辞职,我不想放弃在世界五百强企业工作的名头,不想放弃高薪、高福利、好前景和精英圈子。我不甘心,不愿现在就承认自己不算精英。
还有一点,我想对得起Mike知遇之恩。他给了我很多机会,让我以技术顾问的身份进入一个个新项目中,不知不觉,我在这家大公司已经快干5年了。
年龄大了后,技术顾问的优势会减少,因为要学的新东西太多,脑力和体力怎么都拼不过年轻人。而我作为女性,生了孩子之后,那种“追赶不上”的感觉只会更加强烈,我也越来越不适应出差的生活,一直是咬牙坚持。
2013年初,我进了一个河北的项目,公司提供了五星级酒店住宿,但我权衡再三,还是想每天打车回家。如果一切顺利,每天早上6点我从家里出发,晚上接近10点可以回家。虽然和孩子也说不上几句话,但内心的亏欠感少了些。同事们都觉得我十分奇葩,因为这样就不算出差了,也没有补助,损失很大。
河北项目做到一半,Mike突然辞职——他找到了很好的下家,过去后会有非常大的跃升,足以让我们仰视。他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去参加一个餐会,说有公司的几位大佬也会到场——他想得很周到,想带大家先拜拜山头,认识一下未来的新领导。
在餐会上,我全程都表现得很消极,只和几位熟人交流,无心建立新的关系。我没有辞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对得起Mike的知遇之恩,但现在他都要离开了,我留下的意义就更小了。
孩子2岁生日那天,晚上9点,我还在河北加班。贺然特意为孩子准点下班回家,他早就给我发了好几条消息,希望我可以早点回去陪孩子度过这个特别的日子,还发来了孩子的视频。小娃娃穿着绿青蛙样式的毛衣,从客厅跑到大卧室,又从大卧室跑到小卧室,嘴里一直叫着“妈妈”。我心里如猫抓一般,真想立刻飞回去。
其实,自从有了孩子之后,贺然不止一次提出让我换个不出差的工作,或干脆回归家庭。他笑着说:“反正我又不是养不起你们。”
但我笑不出来,每次都拒绝。入行时,老板招我是看他的面子,Mike招我也有他的因素,如果我回归家庭,岂不是又成了他的“附属品”?我就是靠着这一点倔强,继续在对我来说没有意义的工作上坚持着。
那天,我以最快速度做完工作,坐上了回家的出租车。真不巧,进京时碰上检查,堵了长长的一路。我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在凌晨12点半了,我扔掉电脑包,径直走入孩子的房间,盯着她的小脸看了半天。
夜里,我突然问贺然:“为什么你工作起来很兴奋?难道你不讨厌那些装腔作势、勾心斗角吗?不讨厌那些无止境的加班吗?”
虽然是同行,但我和贺然最大的区别就是,他热爱工作本身,而我更迷恋光鲜行业带来的虚荣。当初我来北京只想赚钱,根本没想过自己到底是个怎样的人,自己与这个职业的连结是什么。
贺然说:“你又不是不知道刚跳到甲方那会儿我多痛苦。突然从一个快乐的技术大牛变成一个管理几十号人的管理者,整天开会、讨论、扯皮,动不动就要小心别人的算计。我那时整晚整晚睡不着啊,不过我现在已经适应了,而且找到了乐趣所在。我喜欢技术,喜欢ERP,这些就像我血液里的东西。而且拜ERP所赐,我又成了业务方面的专家,我的专业技能和经验就是我的优势,别人要仰仗我。”
我说我也在很努力地学习各种知识,但我并不像他那么喜欢ERP,我喜欢的只是它能带给我的金钱和荣耀。
贺然说:“其实每份职业都会有你不喜欢的东西,但只要工作本身是你喜欢的,你就能从中汲取到能量,这些可以抵挡那些不适。其实我早想劝你别干这个了,你看你每天那么累,心里那么苦,能得到什么?不做这行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啊,难道工作就一定得是每天定时上下班吗?你也可以做自由职业,或者开个小店啊。”
这次,我终于不觉得他是在忽悠我离职做家庭主妇了,他看到了我内心的挣扎和那点没必要的倔强,他理解我,也包容我。
之后,我走进孩子的房间,伸手摸了摸她那肉乎乎的小胖脸。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怕了,如果工作不能让我感受到一点生活的美好,那它就没有意义。
8
河北项目结束时,几万元的打车费用,公司只报销了很小一部分。我没有找项目经理理论,因为那是很难扯清楚的事情,我只想尽快办理离职手续回到孩子和家人的身边,过上正常的生活。
当时公司正好有裁员计划,如果我聪明点,主动找领导申请,以裁员的名义离开可以获得7、8万的赔偿金。同事都以为我一定会要赔偿,看我的眼神都充满钦佩之情,他们觉得我太聪明了,离职的时间点特别正。而且我手里有公司的股票,离职前如果妥善处理,又能获得一笔钱。
但我一心要走,没有心情去折腾这些麻烦事,也不觉得被公司开除是什么光荣的事。我错过了裁员计划,也没有处理股票,那几位同事根本不相信,以为我还有后手,甚至想找我取经。我哭笑不得,只能报之以礼貌的微笑,懒得解释。在这个名利场,人人都只按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行事和揣度他人,而我觉得,人生值得在意的绝不应该仅仅是钱。
办完离职手续,甲方乙方我都没去,我打算彻底退出ERP圈子,我自由了。
彻底告别了这个圈子以后,生活的主导权终于落回我自己手里。我能自如安排各项事情,有动有静,丰富多彩,不会每天过得像部机器。
我看到了北京的朝阳和晚霞,我有时间逛各个公园,看一年四季大自然的变化。最先发生的改变是睡眠,每天早晨我不再从乱七八糟的噩梦中醒来,脸色也难得出现了粉粉的红晕。
当然,并不是说离开那个圈子就能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反,由于规划失误,我错过了考公机会。之后,我又在考研上颇费周折,考了3回才考上。研究生毕业后,由于年龄和经验限制,我没能获得稳定体面的工作。之后做的事情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要说成就那只有一项,就是陪伴了女儿的整个童年,现在我正在抓狂地陪伴她的青春期。
生活中,依然有让我不喜欢的人出现,依然有让我肾上腺素飙升的事情发生,但我内心不会为此过于纠结和怀疑自己,因为我做着喜欢的事,脚踏实地,自洽。这让我能坦然面对这些挫折,一关关地闯过去。
2019年,我已经离职6年了,每年还是会接到几次猎头打来的电话。对方问我要不要去某个ERP项目,我总是礼貌地感谢,然后说自己已经不做这行好多年。
猎头停顿了一下,礼貌地告别,但加了一句:“保持联系!”果然,到了第二年,我还是接到类似的电话——这一行总那么缺人。
一天,我在地铁里看到一男一女,他们穿着职业装,背着电脑包,兴奋地聊着某个ERP项目。这个行业,前景和“钱景”还是那么好,女孩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光,让我感到十分熟悉。我饶有兴致地偷听他们谈话,他们聊到了人工智能,是ERP系统最新的发展方向,未来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地铁到站了,两位年轻人走出了地铁。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看着他们逐渐走远,就像是在和过去的自己道别。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thelivings@vip.163.com,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单篇不少于2000元的稿酬。
投稿文章需保证内容及全部内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人物关系、事件经过、细节发展等所有元素)的真实性,保证作品不存在任何虚构内容。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请输入搜索词:WWW》(2019),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我的家乡是一座贫困县,却有着堪比一线城市的消费。穷人很多,有钱人也不少。不过,有钱人的钱通常来路不明。在这里,堂而皇之捞“偏门”是不可耻的,会被视作“有本事”,有钱就会受到尊重,唯一可耻的“罪”就是贫穷。表哥生于斯成长于斯,同样秉持着这样的价值观。近些年,我从亲戚间零碎的交谈中了解到表哥发了一笔横财,也许和诈骗相关,但究竟是通过什么手段诈骗,我知之甚少。
2019年,我回家乡过春节,饭后无处消遣,组了桌麻将,表哥坐在“东风”位。我们打的是10元、20元、奖6个码的麻将,因为有特殊牌型计番数,一场麻将4小时,打下来输赢小1万,对我来说当真算得上“豪赌”了,表哥却打得意兴阑珊。一旁的亲戚说,表哥从不打这么小的,只打100元、200元、奖10个码以上、一场输赢超过10万的麻将。我大为惊诧。
后来的一次饭局上,酒醉的人逐渐退出房间,最后就剩下我和表哥。我便问了他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那些被骗的人,被骗了几百万,不会闹出人命吗?”
“怎么闹出人命?”
“肯定要追数吧?就算法治社会文明催收,欠了几百万难免不会寻短见吧?”
表哥对我的担忧嗤之以鼻:“人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脆弱,再说了,即使真有哪个想不开,那也没啥好同情的。你以为他们原本赚的不是黑心钱?”
见我不断被勾起的好奇心,加上酒精的催化,表哥就滔滔不绝地说起他这段隐秘的经历。
1
2016年冬天,表哥的手机店因经营不善而关张。他认为实体店铺已经是夕阳产业,没有太过哀怨,揣着货盘折现以及转让店铺得来的15万,马不停蹄地回到家乡,看看能否觅得新商机。
可惜,商机还没冒头,钱便全输在麻将桌上。最后,还是一位牌友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做1个月司机,给2万元报酬。
那个牌友不是本地人,来这座南方小县城做什么,没人知道,他要表哥去哪里做司机也没说,表哥也不问。当晚,表哥从小旅馆提着旅行袋跟着牌友就走,走到县城国道,看见进高速的路口有辆老款的本田雅阁。牌友径直坐到副驾驶,表哥则坐进驾驶座,回头一看,车后座还有两个人。牌友先是指着后座身穿黑色皮衣、年纪大概40岁的女性说:“荷姐,老板娘。”然后又指荷姐旁边的中年男人说:“耀哥,老板。”最后指了指自己:“阿勇。”
表哥这才想起来,虽然已经在牌桌上鏖战了好几个通宵,却从未问过牌友的姓名。
互相介绍完,车内陷入了沉默。没有人说话,表哥初来乍到,也不好问,他虽坐在驾驶座上,却没有车钥匙,4个人就在车子里大眼瞪小眼,没过多久,耀哥甚至开始打起了呼噜。
就在表哥也有些犯困时,荷姐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放下手机后说“开车吧”,阿勇这才把车钥匙递给表哥。表哥启动汽车,将汽车驶入高速路,而后一路直行。他问目的地在哪,荷姐只叫他先开到省外,到了省外找个落脚的地方,再说接下来的打算。
表哥也懒得多嘴多想,直到车子驶出省界时,才后知后觉地想到一个问题——刚才车子停在国道上,原来的司机去哪了?转念他又想,也许是他们3个人中的哪个人开的车,只不过从今天开始换他做司机罢了。
车子持续行驶10个小时,又跨越了一个省,进入福建地界,荷姐终于发话了:“下高速,先去三明。”
当时天刚亮不久,因为那段时间天天通宵打麻将,表哥还算熬得住,把车子稳稳当当地停在了一家宾馆的停车场。荷姐去前台开了两间房,表哥想,应该他和阿勇一间,“老板”、“老板娘”一间房。谁知道抵达楼层后,走在前面的阿勇和耀哥直接进了一间房并且关上了门,荷姐则进了另一间房,房门还是打开的。表哥稍稍犹豫后进了房间,看到是两张床后松了口气。荷姐已经在洗澡,他躺在床上等,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表哥睡醒后,天已经黑了,房间里没人。他走到对面敲敲门,没人回应,就又回到房间,看到电视旁边有个盒饭,打开没动过,就吃了起来。饭是冷的,估计那3个人应该离开顶多4个小时——时间再长,饭粒就干了。表哥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吃完只能干坐着等。
直到半夜,那3个人才回来,表哥看到耀哥和阿勇的脸色都不太好。
荷姐一屁股坐在对床上,劈头盖脸地问:“阿善是吧?姐问你,想不想赚大钱?”
表哥被问得一愣,下意识地回答:“当然想,怎么赚?”
这时耀哥插话:“他最多拿半份,车也占半份。”
阿勇不乐意了:“一辆破车凭什么占半份?每个月已经给你1万补贴了。”
“那你倒是找个破车来,你敢吗?”
表哥听得奇怪,“找辆破车来”和“敢不敢”有什么关系?
荷姐没有理会俩人的争吵,接着对表哥说:“赚的钱,分8份,本来耀哥拿2份,阿勇拿2份,现在他们各拿半份出来给你。你放心,比一个月拿2万只多不少。”
“怎么赚?”表哥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题。
“怎么赚不用你管,听安排做事就行。我是东北人,不容易租房,明天你去租个别墅,别墅不好找,至少也要复式豪宅,第一个月租金直接给现金,押金找借口拖欠着。”荷姐从手提包里拿出2万元整,放在床头柜上,说,“天一亮,先去办张假身份证,租房用假身份证。剩下的钱你留着。”
耀哥和阿勇虽然没再说话,脸上神情仍然不忿,看表哥的眼神充满敌意——毕竟,荷姐嘴巴一碰,分走的是他俩的钱,荷姐没有任何损失。荷姐对他们的情绪并没放在心上,只吩咐他们回房间去。等到他俩离开了房间,荷姐才发出一声不屑的冷哼。
买卖怎么做,表哥确实不清楚,但荷姐出手的阔绰,他是看得明明白白,况且,实打实的2万现金就摆在眼前了。也许是白天睡太久了,也许是心情有些激动,表哥躺在床上睁眼到天亮。隔壁的荷姐鼾声如雷,他想着与其听着堪比一个装修工程队的鼾声难以入眠,不如起床出门办事,便起了身。离开前,他在宾馆的柜子里找到只笔,在随手拾起的“找公关小姐”的小卡片上留言:我去租房了,下午5点回来。
来到大街上,表哥专往公厕、网吧、小巷里钻,记下一堆电话,然后找了个吃肉丸的店,一边吃早饭一边打电话。没过太久,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问表哥要了身份证,他对着身份证拍了张照片,传了出去,然后也叫了碗鱼丸汤喝了起来。
鱼丸汤喝完,年轻人放下碗说:“1000。”
表哥将提前数好的10张钞票递了过去。
年轻人从兜里掏出一个洗浴中心的号码手牌,交给表哥,就离开了。
“不会是骗子吧。”表哥心想,办假证有这么快吗?就给个手牌,万一里面啥也没有,到时候找谁去呢?真要是骗子,这1000块钱要怎么跟荷姐交代?
直到打开洗浴中心洗浴间的储物柜时,表哥心里的疑虑才打消——柜子里果然有一张假身份证,除了头像是自己的,其余信息都是假的。
2
表哥就用这张假身份信息租下一栋三层的别墅,凭借干净的外貌和南方口音顺利地将押金拖到次月补交。给出首月租金9000元拿到别墅钥匙后,表哥回到宾馆,耀哥和阿勇不在,荷姐得知租好房,收拾行李便要过去。到了别墅,荷姐让表哥打开后备箱,吩咐他将后备厢里的1箱“文玩”摆件、1箱茅台和XO搬进客厅。
别墅拎包入住,家私家电一应俱全,加上文玩和名酒的布置,增添不少常住的生活气息。没一会儿,耀哥和阿勇也来了,分别从裤兜里掏出几张名片扔到茶桌上。4个人坐在茶桌前,荷姐拿起名片看,表哥瞅了眼,都是些装修队或者建材店的名片。
“约过来喝茶吧。”荷姐放下名片,又吩咐表哥,“车子开到宾馆停车场,最近不要用,这几天出入都打车。”
随后,荷姐又吩咐说:“阿勇明天你带阿善去扫楼。”。
表哥按照吩咐将汽车停到宾馆停车场,再打车回到别墅时,天已经黑了。表哥昨晚没睡,晚上不到8点就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阿勇摇醒了他。
简单洗漱过后,表哥跟着阿勇上了一辆出租车。荷姐口中说的“扫楼”究竟是什么意思,要做什么,表哥不知道,也不打算问。他心里已经猜得七七八八——自己大概是进了一个诈骗团伙,对于这种情形,多看少问才是明智之选。
下了车,他们来到一个小区大门。小区看起来是个新小区,粗略看去有十来栋楼,阿勇指着右边,对表哥说:“你从那边开始扫,我从另一边,扫完咱们回到这个大门集合。”表哥还没有开口问怎么扫,阿勇已经从兜里拿出两包中华香烟塞到表哥手里:“见到施工的,就进去派派烟,套近乎,就说老板娘有一套毛坯别墅要装修,你们刚来这里做生意,不熟悉环境,最关键的是,你要聊聊六合彩。”
“六合彩?”
“对,就说老板娘喜欢玩六合彩,玩很大,最近没有玩了,因为没地方下注。”
“聊完呢?”
“聊完你留个电话就走,留我的电话号码,再去下一个施工的楼房重复一遍。”
表哥此刻已经笃定这百分百是个诈骗团伙,但是具体怎么骗?骗谁?对他来说还是雾里看花,毫无头绪。他眼下只好按照吩咐做事,静待事情的发展。
扫完这个小区,他们又打车去了另一个新小区,两个小区扫下来,天也黑了。表哥问接下来干嘛,回别墅去吗?阿勇说,先不回去,荷姐在别墅里接待客人,你找地方玩去吧,去推个油打个麻将,消磨消磨时间,至少凌晨2点再回。
表哥这才明白,难怪前阵子阿勇天天晚上和他打麻将到半夜,看来也是和今天一样的情况。阿勇上了出租车,不知道去哪儿。表哥无事可做,看见不远处有个棋牌室,便钻了进去。
凌晨2点半,表哥回到别墅,阿勇还没回来,耀哥和荷姐都在。荷姐一边抽烟一边将记下来的人名地址分配,耀哥分了3个人名,表哥分了2个人名。
荷姐说:“阿善,明天不用去扫楼了,去摸清楚这2个人什么实力。”
“他们是干嘛的?”表哥问。
“抄码的。”耀哥替荷姐回答——所谓“抄码”,指的是替六合彩“大庄家”接散单的下线,他们接到下注转给大庄家,从中抽取提成,输赢和他们没有关系,提成只和下注金额挂钩。
“怎样才算‘有实力’?”表哥又问。
“吃得下100万,就算‘有实力’。”荷姐轻轻吐出100万的字眼,就像说100块钱那样漫不经心。
此时,表哥已经大致掌握了这种诈骗的脉络——以荷姐为首的这几人,利用别墅豪宅的衬托,伪装成初来乍到的生意人,又用装修工程为“饵”,勾引趋之若鹜的包工头老板推荐“抄码人”——但是要怎么从这些抄码人身上诈骗金钱呢?表哥还不清楚。
第二天中午,表哥去到其中一个名字所在的地址。那是间美容院,里面全是女人,他不好贸然进去,于是在门口徘徊,转了得有2个小时,最终断了继续摸索的想法——这段时间里,他连个下注的人都没看到,美容院的老板娘一直趴在收银台上睡午觉,没有任何“动作”,想来是“没有实力”。
表哥转头去到第二个名字所在的地址,位置很偏僻,是一间铁皮搭起来的小卖部,看门面特别寒碜,但是门口的破沙发上坐着好几个人,人手一份六合彩报纸,正热火朝天地讨论一首诗的谜底,坚信下一期开奖的数字就藏在这首诗中。小卖部的老板也在一旁参与讨论,但给出的实质上的建议并不多,多的是掺杂着粗口的中码消息,每条一夜暴富的消息都像强心剂一般注入这些赌友的身体。
表哥忽然听到,有个说下注了50万,中了500万。
“中500万?这么厉害,中‘特码’了吗?”表哥加入到这群人中间。
“中的‘生肖’。”老板打量着表哥,似乎在猜测眼前这位陌生人的来路。
表哥也观察着老板,从外表来看,这位老板40岁上下,斯斯文文,不像是抄码的,更像是坐办公室的。
“不是本地人吧?”老板递来一根烟。
表哥接过点燃,按照昨晚耀哥教的说法回答:“我是司机,跟老板过来的,老板打算在这边做点生意。”
“你也买码?”
“我偶尔玩玩,50、100的买几个‘特码’,我老板娘玩得大,每期不落。”
“玩多大?”
“100万。”
老板盯着表哥看了好一会儿,笑了:“你可以叫你老板娘来我这里买。”
表哥心中一喜,看来自己运气不错,刚入行就碰着大鱼了。他还没说话,老板又说:“你老板娘下多少,我给你1个点的提成,怎么样?”
表哥答应了下来,如果可以两头赚当然更好。
3
凌晨2点,表哥回到别墅。这一次人齐了,荷姐、耀哥和阿勇都在。先是阿勇给了荷姐几个名字和地址,然后是耀哥——他负责调查的3个名字之中,没有一条大鱼,全是小打小闹,每期赌资不过几万。
表哥信心满满地拿起笔,在本子上圈出小卖部老板的名字说:“这个人有实力,100万吃得下。”
没有得到预料中的肯定,荷姐接过笔,将小卖部老板的名字划掉:“明天把剩下抄码人摸清楚,明晚那期六合彩就要开始买了。”
荷姐交代完就上楼睡觉了。表哥不明白为什么要将小卖部老板的名字划掉,他知道不能问。
最终,他们筛选出8个抄码人,都是没有接过大额赌注的小档口。荷姐让耀哥、阿勇、表哥分别去下1000元的“生肖”,一共下了8000元,8个生肖,猜中的概率是2/3。第一期运气不错,奖没有旁落,8家之中,荷姐对7家赔钱,对1家赢钱。赢钱的那家让荷姐去取奖金,荷姐借口忙,让那个人将奖金送到别墅来。表哥想,荷姐这么做,一来是想借别墅豪宅给自己镀金,二来是“透露”住址好换取抄码人的信任。
那个抄码人来到别墅后,表哥认出她就是那家美容院的老板娘。在茶桌坐下后,她便不停地打量别墅内豪华的装潢以及文玩名酒。荷姐当场拿出1万元,连同中“生肖”的1万元奖金,提前下注下一期的20个“特码”,每个特码下注1000元。
到了第二期开奖当天,荷姐继续对上一期未中奖的6家下注1000元“生肖”,这一次是通过电话下注的,其中3家因为收不到现金拒绝,另外3家接单。到了晚上,开奖结果揭开,3个“生肖”和20个“特码”无一押中,23000元打了水漂。不过荷姐倒是无所谓,继续打电话让抄码人来别墅拿钱。
荷姐逐步增大下注的金额,并且让抄码人习惯了通过电话先下注、开奖后再来别墅清账的方式,买到了第六期,荷姐“电话下注”的金额已经达到了30万。这30万的赌注分散下在那4位抄码人的档口,下的都是同样的20个“特码”。
当天早上,荷姐吩咐表哥去宾馆取车,然后将车开到高速路口入口处。赶在开奖结果揭晓前,荷姐、耀哥、阿勇以及那两箱“文玩”、名酒已经坐在车上了。表哥此刻明白了,当初为什么这辆汽车会停在高速入口,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时间越接近开奖,表哥越紧张,其他人倒是神情自然。表哥通过后视镜观察着荷姐,荷姐闭目养神,偶尔掏出手机看一眼。
终于开奖结果揭晓,荷姐说:“回去吧。”
“回哪里?”表哥有些搞不清状况。
“回别墅,中了。”
回去的路上,表哥握住方向盘的掌心满是汗,他这会儿算是弄明白荷姐是怎么赚钱的了——其实一点也不高明,就是空手套白狼,在抄码人那里多多下注,增加中奖概率。车子就停在高速路口,中奖了回头,没中奖跑路。转念一想,表哥又觉得相当高明,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犯罪,只有没被人发现的犯罪,套用在这个骗局里,为什么荷姐从北骗到南,至今没出事,还不是因为受害人压根儿就不会选择报警?报警的话,不说抓不抓得到荷姐,警察先把他们抓进去了。所以,即使他们知道被骗了,也只能选择吃哑巴亏。
“哎哟,恭喜恭喜,荷姐眼光独到,连红3期了啊。”美容院的老板娘估计是提成拿了不少,人也春风满面,提着一袋子的钱,进别墅来先把马屁拍响。
“托你的福。”荷姐拿出一沓1万元钞票,递给美容院老板娘,“一起高兴高兴。”
“这怎么好意思。”美容院老板娘嘴上说着不好意思,手上收钱的动作一点没慢。
“钱啊输赢啊都是小事情,我单纯喜欢玩六合彩,凭的是真本事,赌别的没意思。”荷姐喝了口茶,可能是演富婆太久,入戏了,这话说出来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美容院老板娘把最新的六合彩报纸放下,恭维说:“还是你有研究,下一期我得跟着你买了。”
荷姐是真的有研究,平时她就在别墅里钻研六合彩报纸,虽然铁了心做“无本买卖”,但越晚跑路“赚”的钱越多,耀哥和阿勇也研究报纸,3个人经常因为买哪20个“特码”而争论。表哥不相信报纸——如果出报纸的人提前知道号码,那自己下注远比卖报纸赚得多了。
这次“三明之旅”跑出了一条“小长龙”,他们一直下注到第八期才“爆雷”。那期开奖结果刚出来不久,表哥已经驾驶车子在高速路上飞驰了——电话卡拆下来扔在半路上,等到抄码人发现联系不上荷姐时再去到别墅讨钱,已是人走楼空。
算了算账,扣除成本开支、前期垫付的小规模赌资,这趟“三明之旅”一共纯“赚”80多万,按照约定分配,短短不到1个月时间,10万多元已经进入表哥的腰包。表哥粗算,如果每一趟的收益差不多,那一年下来,他跟着荷姐能分到100万以上,远比他做过的任何生意要暴利,并且几乎不存在亏损的风险。
跟了荷姐半年,表哥感到时机成熟了,便说自己胆小,脱离了荷姐团伙——他并非真正胆小,而是不愿意居于人下,回老家之后,他就开始单干了。
4
离开荷姐后,表哥很快也组建了个团队,亲自带了半年,等到成员熟悉了诈骗流程以后,他就回到家乡招募新团队。重复几次操作过后,他有了信得过的心腹,自己干脆坐镇后方。团队使用的车都是向亲戚借来的,每一辆借来的车可分得一份收益。表哥分账算得上公允,因此几乎不费多少力气就得到了许多支持。
到2019年,表哥手下的诈骗集团已经初具规模,最高峰时拥有10个团伙流窜各地作案,席卷大江南北,敛财数千万,停在高速路入口的车辆来无影去无踪,缥缈得仿佛都市传说。因为团伙中的人也都获利颇多,让表哥在家乡的“地位”随传言水涨船高,很多人挤破头皮想要参与进来,跟随他分一杯羹。
那年春节,在我们打麻将的间隙,小小的麻将房内陆陆续续来了3拨人,都是由1个年轻人带着1个中年妇女的“组合”。年轻人当先介绍自己,是表哥某某长辈的某某晚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然后介绍中年妇女“本分可靠脑袋灵活且胆子大”。
在表哥下属的组织团伙中,核心人物都是由中年妇女扮演的“老板娘”,年轻人则是安插在团伙中的“针”,负责管理钱财以及监视成员,预防他们跳槽单干,表哥作为“老板”,为他们提供汽车和垫付资金开销。这些年轻人想要加入表哥的诈骗集团,投名状就是带来1位“优秀”的“老板娘”,正因如此,表哥才可以无所事事地在麻将桌上消磨时间——毕竟,有数位“老板娘”夜以继日替他赚钱,还有若干年轻人充当免费“星探”,为他挖掘人群中潜在的摇钱树。
那天来的人中,只有1位中年妇女得到了表哥的认可,表哥打开手提包,从里面拿出把丰田车钥匙,扔给了带她来的那个年轻人。年轻人接过车钥匙,激动不已,一边后退一边不停说:“谢谢善哥,谢谢善哥!”对他而言,得到这把车钥匙,意味着踏上了一条至少年入百万的捷径,在普遍工资只有1000元的县城,100万是曾经的他们不敢想象的数字。
牌局进行半程,表哥的女朋友来到麻将房接替了位置。我知道,表哥要去隔壁麻将房打大的了。表哥女朋友不太年轻,浓妆艳抹,之所以我不称她“表嫂”,是因为真正的表嫂此刻远在数百公里外,独自抚养着8岁的儿子。
表哥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自从他回到家乡,这些年里,夫妻就再没有见过面。有一年春节,表哥回到沿海城市的家中,表嫂提前得到消息,年三十晚宁愿在单位加班也不愿意回家,白天也是错开表哥在家的时间回来吃上几口冷饭。即便如此,他们仍不离婚。表哥每个月给表嫂固定转过去的5000元抚养费,成了他们彼此仅剩的交流。
那次饭局的最后,表哥喝多了。
“前阵子,我手下有个团队去了趟泉州,听说美容院的老板娘失踪了,有人说她跑路了,有人说她死了。你知道,我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表哥喝下一杯店家自酿的米酒,接着说,“我根本不在乎那娘们的死活,我只在乎我的团队白跑一趟泉州,耽误事儿又亏钱。”
“有一种人活得最累,好又好得不干净,坏又坏得不彻底,表弟,不要做这种人,这是表哥作为过来人给你的忠告。”
表哥在说完这句话后就倒了,我给他叫了代驾,扶他上车,一路送他回到他在县城租住的小单间。楼道狭窄,灯坏了,木门上的红漆大片脱落斑驳,门把手都是歪的。小单间只有10多平米,除了双层铁架床别无他物,枕头被褥又冷又硬,楼下KTV嘶吼的歌声透过夜雨透过窗,扎在耳膜上。
想来表哥每天睡到晚上,在楼下吃一份10元钱的猪杂汤泡饭,就去麻将馆鏖战到隔天中午,没有豪车,没有名牌服饰,更没有所谓奢靡的物质需求。究竟是什么驱动着他通过不法手段攫取巨额财富,又是什么支撑着他的精神世界?
我不知道。
疫情突如其来,表哥的诈骗集团也未能幸免于难——封控让停在高速路入口的车子进退失据,健康码使得捏造的身份无所遁形。
当然,按照表哥的话来说:“任何行业都会衰退,诈骗也不例外。”
在疫情发生前,诈骗的收益已是颓势尽显,其中的原因,一部分来自于诸如“荷姐”等同行相继落网,一部分来自于许多城市已经被不同的团伙用相同的作案手法诈骗过太多次了。
在2019年11月,表哥手下的一个团伙流窜到某地作案时,被上过当的“庄家”下套抓住了,整个团队的人被关在一个地方轮番折磨,放出来后也不敢报警,只能带伤跑路了。
在灰色地带游走的人都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既然一开始就吃准了对方不敢报警,那对方同样用非法手段报复时,自己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吞。当然,即使不被抓住,收益的急速下跌也让表哥手底下不断减员,很快,诈骗集团随之崩塌。
原本我以为表哥这些年通过诈骗应该攒下了不少财富,结果却大出所料——这些年,他曾试图将违法所得洗白成合法收入,投资了不少生意,无一例外都亏得干干净净。除此以外,单在麻将桌上,短短几年,他就输了1000来万——说是“输”并不恰当,实际上,全是他撒出去的真金白银换来的欠条。这些欠款,表哥不敢去追讨,因为几乎都是家乡有头有脸的人物。
表哥仍然租住在逼仄空荡的小单间,睡醒仍然到楼下吃一份10元钱的猪杂汤泡饭,浓妆艳抹的女朋友离开了他,棋牌室内不再出现他的身影。他常常去找一位叫涛叔的长辈闲叙饮茶,说着近些日子县城里风头正劲的人物。多半时间是表哥一个人在说,涛叔因中风口齿不灵,在旁边听着。年轻时,表哥跟过涛叔一段日子,那时涛叔掌控着县城最大的黑恶势力,涛叔与他派出所所长父亲的矛盾向来是大街小巷热议的话题。涛叔后来金盆洗手,将大半辈子攒下的钱扔进了股市,一样赔得干干净净。
每次离开,表哥都会给涛叔留下200元。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thelivings@vip.163.com,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单篇不少于2000元的稿酬。
投稿文章需保证内容及全部内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人物关系、事件经过、细节发展等所有元素)的真实性,保证作品不存在任何虚构内容。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漫长的季节》(2023),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1
2010年5月,我在上海科技委进行项目深基坑专项方案专家评审时,突然接到了项目经理老钟的电话,问我是否有空去跟他的朋友碰碰面。
老钟曾跟我提起过,他的这个朋友在上海经营着一家建筑公司,公司的总工程师年岁已高,又患有尿毒症,准备病退,他朋友正在寻找能够接手的总工人选。他得到消息,就推荐我过去看看。
那段时间我正好过得不太顺心——因为公司的“无效加班”变得非常多,员工们似乎都在表演加班给老板看,甚至在春节放假期间也要安排值班。而值班的人无事可做,唯一的任务就是等着集团里同样没有事情可做的值班人员来检查值班情况。本就不多的个人时间被这些乏味、无聊的事情占用,让我萌生了跳槽的念头。
会后,我按地址赶了过去,现场已经有六七个人了,除了老钟,我谁都不认识。但很明显,大家都在围着一个中年男子聊天——他应该就是那家建筑公司的老板了。这人40岁上下,浓密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眼睛不大,但很亮。一身灰色西装搭配白衬衫,身材管理得也还不错,显得挺干练。
这是一次交流,也是一场面试,我坐下跟他们聊了聊,说了自己过往的工作经历和内容。跟我以往接触的那些做工程的老板们不太一样,这个老板不是暴发户,他谈吐颇有些章法,思路也清晰,还会不时地夹杂一些我听不太懂的英文词汇。他的父亲——大老板——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当时就坐在老钟旁边的沙发上,我用余光扫过去,感觉他人长得比较黑,面容还有些憔悴。
不久之后,小老板起身约我到隔壁会议室单独交流,大老板拿出了手机,给他们公司负责成都项目的胡经理打电话——建筑施工圈子有时很小,刚才他在旁听,知道我曾在胡经理手下做过事,显然是想从侧面了解一下我的情况。胡经理是我大学毕业后去的第一家公司的技术负责人,没大我几岁,当初一起工作时我们相处得很愉快,事后得知,他自然没少帮我美言。
会议室里,小老板向我介绍了他们公司的基本情况,说公司除了国内施工总承包项目外,在加拿大也有房地产开发项目。聊着聊着,他突然抛出了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看待家族企业的?”
之前我在两家家族企业工作过,都算是上海地产民营企业里实力比较靠前的了。尽管如此,我对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还是负面印象更多,但碍于当天的场合,我没有把话说得很直白:“‘家族式’管理企业的方式,客观地说是有利有弊吧。如果能做到能力与岗位相匹配,那家族人员进入企业是有利于管理层稳定的。”
弊端我没有说,我想,他既然能问出这个问题,那就应该是知道家族企业的弊端在哪里的,毕竟,那些弊端就像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
这次碰面后没多久,这个小老板就托人转告我,欢迎我加入他们的公司。他许诺给我的岗位薪酬比我预想的要高一些,还明确了我每周的休息时间。除了这些,他还说可以给我配车,并表示,如果条件合适,会送我去读EMBA。
毕业十几年来,我都是在民营企业工作,虽然私人老板的能力有高低之分,但“画饼”功夫普遍都不错,他随口那么一说,我也就是随耳那么一听,并没有当真。
2011年我入职时,大老板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再操持公司的日常管理了,虽然他也就60多岁,但一双大手绵软无力,我跟他握手时,感觉像在握一团棉花。每次他回国和家人聚餐时,总要叫我一起去吃饭,他觉得“既然请人家来了,就别让人家觉得他冷冷清清的”。我不太好意思,但也不好推辞。多数情况下,他就坐在那里笑呵呵地看着我们吃,自己却很少动筷——因为生病,他能吃的东西几乎没有,曾经“海量”的他,连一口含酒精的饮品都不能沾了。
后来我跟公司里的老员工们熟悉起来,从他们的口中得知了大老板的故事。
据说,大老板的父亲曾是某滨海小城的地下党负责人,他1岁多的时候,父亲潜回来看他,被亲戚告了密,在反抗抓捕的过程中被枪杀于家门口。他的母亲命运多舛,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经历了多次丧偶和改嫁,亲生子女和继子女加起来人数颇多,最终形成了一个极庞大且关系复杂的家族。
建国后,大老板凭借烈士子女的身份得到了民政部门的照顾,从粮食中专毕业后就进入了老家的一个集体企业上班。文革时他做了“造反派”,动荡结束,受了处分,这就意味着正常的升迁通道几乎全部对他关闭了。生性要强的他不甘心一辈子屈居人下,便打算另谋出路。到了80年代,他辞职下海经商,先是在老家找活儿干,后来带着1个司机、1个财务、1个工程预算兼管理人员,4人开着辆二手普桑来到上海创业。起初是挂靠在老家某建筑集团公司下面,承接点建筑安装工程业务,逐渐打开市场后,他就自己注册了公司。恰逢上海某郊区建委下面的一个“三产”建筑公司因“政企分开”的改革原则要出售,他看中这家公司证照、资质齐全,还小有名气,于是四处筹资买了下来,之后便开始承包工程……说起来也稀奇,那个年代起家的建筑老板大多是手艺人出身,大多做过瓦工、木工什么的,大老板却没学过任何一门手艺,却能从事建筑工程管理工作。
后来,一个跟随了大老板30多年的老伙计告诉我,大老板最大本事其实是“弄人”。他脾气火爆,会在凌晨3、4点就到工地,检查一圈后,5点就踢管理人员的宿舍门,叫他们起来开会。这种会通常都是“批斗会”,他几乎从头骂到尾,然后骂骂咧咧地离开。工地管理出现了问题,项目经理得受罚,除了罚款,大老板还要求项目经理去打扫工地上的公共厕所。我跟那批老资历的项目经理喝酒闲谈,经常听他们讲起这段往事,还揶揄对方当年扫了1个多月厕所,而自己管理项目“从头到尾就没去扫过厕所”。
大老板虽然暴躁,但也有容人的肚量,比如前任总工曾是甲方的工程负责人,因为工作的事跟大老板拍桌子、骂娘。但大老板觉得他可用,最终把他笼络住,并拉到了自己的公司。
当然,大老板也不是一味地打压式管理,就在员工几近崩溃的时候,他会找方法圆回来,打一巴掌再给个甜枣。他心里有一本账,清楚地知道哪些人对他是“有用的”,不管在施工过程中跟业主方怎样死缠烂打,对那些曾帮助过他的人,他向来投桃报李,出手大方,也因此积攒下了不少人脉。
对那些尽力帮他争取到利益的员工,他在薪资待遇上也从不吝啬。确实,跟着他干,许多人一年到头神经都紧绷着,但到了年底,拿着高出同行一大截的工资还有额外的红包,所以来年还会选择继续跟他干下去。
可能是因为“严师出高徒”,跟着大老板创业的那批项目经理,除了赚到实惠,也学到了经验。后来他们陆续独立出去做包工头,都做得风生水起,甚至原来给大老板开车的“驾驶班”,也陆续走出去几个司机做起了工程。
在这种高压的管理模式之下,公司的工程交付结果是比较理想的。在90年代,公司就拿到了中国建筑最高奖“鲁班奖”,在上海的所有工程都拿到过“白玉兰”奖,江苏的工程则都拿到“扬子杯”。同行们对大老板评价不一,个人性格方面好像没谁说好,但公司做的活儿没谁说差。
从90年代开始,中国的建筑业迎来了十几年的蓬勃发展期,大老板的公司也发展得比较顺遂,到了2008年前后,大老板举家移民加拿大。据说他在加拿大的住处对面是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开发的一个地产项目,他受此启发,也在加拿大开始做起了房产开发项目,目标客户是移居过去的中国人。
很难想象,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的他,是怎么在那边从零开始的。
2
随着第一个项目在国外获得成功,大老板的身体也垮掉了,去医院检查,已经是肺癌晚期,不管是否愿意,他都得“交棒”给儿子了。小老板的学习能力不错,尤其是在国内外两边跑的这段经历让他的视野变得开阔,相比父亲,他的交际能力更强,也更自信。
2012年,小老板不甘心在国内只做施工总承包这类的下游业务,开始尝试自己做房地产开发,他落地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山东某地的海景房。我对此很不理解——当时我家的信箱里经常会被人插上“乳山海景房”之类的楼盘销售广告,上面写着“中国人均海岸线长度只有1.3厘米”。我感觉这是一个明显饱和的市场,现在进入,能有多少机会呢?
果然,这个项目开盘后去化寥寥,最终变成了耸立在“黄金海岸”边的又一座钢筋水泥墓碑。领导层决策失误,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回想小老板主持项目决策会议时,往往是先把自己的想法滔滔不绝地和盘托出——这就相当于“定了调”,后面参会者就很难再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就算有人真的说出了不同想法,如果与小老板的思路不一致,他马上就会表现得很不高兴。
把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这对一个家族企业的掌舵人来说是个大忌。
小老板不是“创一代”,没经历过什么风雨,他父亲还在世时,遇到重大事项,他还有个可以商量的人。可随着父亲病逝,掌管公司财政大权的母亲年事已高,他的言行就越来越缺少约束。尤其在他读完两个EMBA课程后,务虚不务实的做派就越发凸显。渐渐地,他身边附和他的人变多了,他在自己打造的“信息茧房”里听不到其他的声音。
家族企业的弊端很多,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公私界限模糊,员工会把老板“惯坏”。有些同事的做法就挺让人费解,比如一些正常的差旅费用不去报销,因为“感觉没必要”。老板出国期间,有的同事会每周上门去给老板的住所打扫卫生,美其名曰“是在感恩”。还有些事情,都无法放到台面上来说。在我看来,这不像是员工,更像“家奴”。
反之,有时家族企业的老板也会把员工“惯坏”。有的同事每月拿着公司的油贴补助,一旦有个大事小情,还去拿公司的公车私用。有人在无锡的项目上工作,不住公司提供的公寓,而是每天乘高铁在无锡和上海之间通勤。小老板不在国内的时候,有些人甚至都难得在公司露面,他们在外面是否有一片“自留地”都很难说清。就算是老板的自家人,亲戚,也一样如此。他们一边负责工程的安全工作,一边又暗箱操作,承包工地上的塔吊、人货电梯等租借业务……
这些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事情,好像除了小老板,公司里的人都知道。
开局不利,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小老板继续深耕山东本地市场的决心。
2013年,他在山东某海滨城市的新城区拿地,想进行住宅小区开发建设。仿佛是为了一雪前耻,这个项目的建设标准不低,规划设计请的还是国际某知名建筑事务所,为了完成项目里的一个高标准的篮球场设计,公司甚至专门带着当地行政主管部门人员去美国看NBA比赛。
我驱车前往新城区查看项目,一路看到了许多烂尾楼,都是那两年“地产热”留下的产物。本地人消费能力有限,对各项配套设施远未成熟的新城区缺乏兴趣,作为一个季节性旅游特征非常明显的海滨城市,也鲜有游客会在此置业。公司委派负责该项目的同事见到我,说自己长期驻守此地,就在我们的项目附近租了一套房生活,结果8月份旅游旺季一过,他就成了那个小区里唯一的住户了。一到晚上,小区里的几十栋楼,漆黑一片,真的恐怖。后来他主动找门卫大爷聊天,搞好关系,为的就是让大爷记得这个小区里还有一个人。“否则,我万一出点儿啥意外,死在那里都没人知道!”
就是这样一个供远大于求的市场,小老板还是义无反顾地扎了进去。
几年下来,大老板管理公司时的那种狠抓质量、进度和高压氛围消失殆尽。项目管理松松垮垮,工程利润也就越来越低。
小老板不得不开始转嫁成本——就是采用不合理的压价、克扣、拖欠材料款、劳务报酬等方式,将成本压力转嫁给下游的材料供应商或劳务分包队伍。结果就是公司的商誉越来越差,愿意与我们合作的规范商家越来越少,剩下的一些分包商为了保证自己的利润,就以次充好,不诚信经营。项目后期事故不断,又对工程质量造成“反噬”,从而进入一种恶性循环。
小老板常常不在国内,每次回国也都是行色匆匆,待上个把月就返回加拿大。我并不觉得那边有比国内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解决,可能他更享受那边舒缓的工作节奏,更为契约化的工作方式,也可能就是单纯地想要逃避什么——原来大老板建立的人脉圈子,他或疏远或背离,甚至因为没有投桃报李的利益输送,最终闹得不欢而散。他说自己“不想跪着挣钱”,但没有了这些人脉支持,公司的新业务后继乏力,施工总承包的业务也日渐萎缩,现金流开始出现了间歇性的断流状态。
2013年5月,某项目三期开工时,我们公司已经拿不出项目前期施工需要“垫资”的钱了。小老板先是决定放弃这个项目地下工程部分,忍痛割爱让给另一个标段的总包去做——这是该项目利润最高的分部工程,前期“垫资”额度也更大。
但即便我们公司只做地上部分,小老板还是拿不出那笔“垫资”的费用,无奈之下,他召集项目部及公司各个部门负责人商议,最终决定采用“项目集资”的方式进行筹款,员工可以自愿参股,未来按照比例进行利润分成。
这个模式跟当时房地产公司推行的“项目合伙人”模式颇为类似,因为员工的收益与项目的利润挂钩,大家的责任心和工作态度都大有改进。但这个模式有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公司老板要讲诚信,当项目盈利后,该拿出的钱绝不能含糊,打折扣,否则就会失去人心。
小老板恰好就犯了这个错误,事后,他不仅没有及时兑现承诺,甚至还有意做低项目利润。而参与这个项目集资的人,许多都是他的亲属或是在公司干了多年的骨干,这对公司凝聚力的破坏性是巨大的。
3
运营得举步维艰的公司,在2016年却迎来了一个转机。
经小老板的朋友介绍,公司争取到了一个与一家世界500强外资企业合作的机会。房地产在这家外资企业的主业面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早年他们在无锡拿了一个地块,没有开发,这些年随着地块所在区域的规划调整,开发建设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
这个项目的开发体量对于那几年突然冒出来的“地产新贵”们或许不值得一提,但对于我们公司来说,已经是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对方是真的不差钱、不计较,他们在国内寻找合作方,打算合资组建项目公司,给出 30% 股份,让合作方来操盘——也就是说,总共近40万平方米的住宅小区要分几期开发、销售,价格确定,建设标准……都由小股东来确定。当然,这些也要提前通报大股东。
前期,小老板与对方老板接洽,我作为工程技术人员没有直接参与,不太清楚详情。总之,小老板在商谈的过程中发挥正常,最后成功地傍上了大款。同事们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在背后啧啧称奇:“他们怎么会看上我们这种经营状态已经岌岌可危的公司?”
合作后,我在一些场合接触过那家外资企业的老板。他已经70多岁,不善言辞,甚至有些木讷,在年会上的讲话让人不知所云,是活在自己的一套逻辑中的那种人。至于他是如何认可我们老板、并对我们公司产生信任的,不得而知,只能说“奇葩遇奇葩,总能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不过他选择与我们公司合作,有一点是绝对正确的——我们是施工企业出身,可以在工程打造这个环节全力配合项目进度节点。所以后面的工程进展总体顺遂,双方都比较满意。
这个项目获益颇丰,出乎合作双方的意料。记得最初做销售策划时,因为项目周边几乎没有任何生活配套设施,而且马路对面就是家电工厂,我们都非常担心首次开盘的销售情况。当时小老板在工作例会上发动员工们购买,还给出了6800-7500元/平方米的内部优惠价格,可我们还是犹犹豫豫的。他就有些发急:“赶紧买啊,肯定赚!”
这话有些耳熟,山东那个已经陷入“死盘”状态的项目,起初他也是这么说的。
可是在2016年,全国房地产在政策催动下又迎来一波大涨,长三角的南京和苏州房价急速飙升,行政主管部门先后出台了严厉的限售、限购政策。跟南京和苏州相比,无锡本就是价格洼地,所以并没有很严格的楼市调控政策,于是一大批投资客便来到无锡寻找机会。
在投资和自住两类购房者的加持下,这个项目在推广阶段的蓄客情况就远好于预期,首次开盘的价格直接定在了10500元/平米,还是开盘即售罄,供不应求。我们作为内部人员,在开盘价的基础上最高只能拿到9.3折的优惠,最初拟定的“6800-7500元/平方米”的优惠价格,小老板只字不提了。等二、三期项目建好后,价格最高涨到了1.4-1.5万元/平方米,不过现在二手房价格又回落到了1万,且有价无市。
小老板投入不大,却赚得盆满钵满,一扫过去几年的阴霾。不可否认,跟我们公司传统的施工总承包业务相比,这样的地产开发项目赚得的利润确实可以以一当十。如今复盘,公司之所以能在这个项目上大赚特赚,除了实实在在吃到了政策红利,还有一个原因是那家外资企业在这个项目上派驻的工作人员是失职的。我们是小股东操盘,却在左右着项目走向,合作方似乎只有一个财务总监在质疑我们的一些财务行为。但无奈,他身边都是些“胳膊肘向外拐”的猪队友,他本人性格又有些执拗,最后倒让他变得两边不是人。
这种好运气是很难复制的,小老板却不这样认为,他的心态似乎有些膨胀了,觉得这个项目之所以能大获成功,是因为他天才的投资眼光和精准操盘的结果。
都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那年年底,小老板高调地回到老家,在那个滨海小城办了一次年终总结大会,还把许多已经离开公司的老员工也请了回来,让他们一起见证这个高光时刻。这些老员工绝大多数都是跟着大老板一起打拼过的,小老板似乎是想用声势浩大的排场向他们证明,自己子承父业,完全可以挑起这副重担,并且也已经带领公司“转型成功”了。
年会那天,小老板站在台上讲话,开头一段显然是精心准备过的,之后他又恢复到了平日那种“意识流”的讲话风格。我坐在台下,感觉他说了很多,又好像啥也没说,只记得他信心满满,野心勃勃的样子。
到了表演节目的环节,他罕见地硬要拉上我们材料部的经理,也是他的大学同学,合唱了一首Beyond乐队的《海阔天空》。
4
口袋里有了闲钱后,小老板想继续转型,在新的产业方向布局。
小老板的第一站选在了日本。2018年,他带着公司几个部门的负责人去日本京都开年会,顺带一起去看京都和大阪的两个地块。
那次出差,小老板选的都是一些很有特色的住宿和餐饮。在京都的一天晚上,我们去了一家专门烧制河豚的店。这家店已经开了80多年,店主却认为这不值一提,因为在京都,百年老店比比皆是,河豚店传到他手里仅是第三代而已。
聊天中得知,店主是从京都大学毕业的,原本在一家企业做管理人员,但随着他父亲年岁已高,他作为长子就按照当地“子承父业”的传统,辞职,并接手了这家店。这家店在当地算是小有名气,经营状况也不错,但规模所限,远谈不上发大财。但店家或许就是有那么一个执念,要把这样一份家业代代传下去。
每次出行的时候,小老板几乎都走在我们这一行人的最前面,他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甚至有一次直接带我们上错了新干线。晚上回到酒店,大家都很疲惫,他还意犹未尽,又拉着我们继续吃夜宵、喝酒,畅谈对未来的设想——他打算在京都和大阪投资民宿项目,赌的是2020年在东京召开的奥运会带来的游客潮,抓一波旅游红利。
日本作为国内出境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每年从香港、台湾和上海赴日的游客已经占到日本游客的一半还多。这个市场不小,想想确实可以有一番作为。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到了2019年末,疫情爆发了,东京奥运会也推迟一年举行。到了2021年奥运会举办时,日本仍处在疫情之中,不要说游客了,街上连行人都寥寥,日本民宿项目算是凉了。
因为资金压力大,最后小老板不得不把京都的另外一个优质地块转手,虽然他万般不舍,但也无计可施。
从2019开始,小老板决定彻底拓展各种新业务领域,于是公司传统的施工总承包业务停滞了,国内也没有新项目开工。可以说,建筑施工总承包这个让他父亲起家的老本行,基本被他放弃了。
也是在这一年,他开始在加拿大大片地收购葡萄园和造酒庄,在国内的山东蓬莱和宁夏银川贺兰山东麓承包了种植土地,打算在国内也打造红葡萄酒酒庄。这些酒庄的硬件建设标准都很高,使得大量的资金沉淀其中,而红酒是需要长期投资的业务,现金流回就显得遥遥无期了。
我不知道小老板为何会选择做葡萄酒生意,直到有一次,他跟我说起了他的一儿一女。他的女儿从美国某藤校毕业,已经留在美国做建筑师了,他的儿子还在加拿大读大学。
他说:“我从我老爸那里继承了建筑公司,算是接班。但现在看来,我的女儿、儿子都不可能来接手我的房地产、建筑工程业务了。我原本还希望女儿来做,但她明确拒绝了,说只想做个‘快乐的建筑师’。至于儿子,在国外出生长大,完全不能适应国内房地产、建筑这套玩法。”
我揣测,小老板另辟各种新业务,或许是想给子女留下各种备用的领域。
虽然亏钱、失败,但他的尝试远远没有停止。他还做过服装品牌代理业务,把加拿大的某运动系服装引入国内,由他的一位“红颜知己”负责运营。起点也颇高,一开始就将专卖店设在上海南京路大丸百货和苏州诚品书店这样的地方,以保证其“调性”。但几年下来,服装业务似乎还在,门店则逐年萎缩,以至于现在还有哪几个门店开张,我都无法确定。
5
2021年春节之后,小老板的老家有个颇具规模的建筑集团公司发文,让各个分公司建言献策,共同探寻建筑业未来的出路,并着重讨论了“建二代”问题。
一直以来,建筑业都是那个滨海小城的支柱产业,规模超万亿,但“企业家人才”却是严重缺乏。有人粗略统计过,在那里,30至40岁的建筑企业负责人占比仅为5%,30岁以下基本空白。过去一直是用工荒,一线作业的工人不够用,现在建筑行业连年轻的老板都不够用了。
当然,现在这家建筑集团公司也不用再考虑后继无人的问题了——2022年12月底,他们因为1.63亿票据逾期引发的连锁债务反应,一个年产值800亿左右规模的建企航母就这样轰然沉没了。如果说这家建筑集团公司是建筑业民企浮沉的一个样本,那我们公司可能只是这个样本上的一个小切片。
我在公司任职12年,见证了这个建筑家族企业的浮浮沉沉,也见证了大、小老板两代人之间完成了一种再自然不过的家族传承。或许,创业者真的对子女的期望最大,因为他们不但把子女看作继承者,还把他们视为自己所创事业的一部分。
大老板在世时曾自豪地表示,他与儿子之间的交接是平顺的,在滨海小城的建筑圈子里是成功的。
近几年,房地产行业暴雷不断,“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事也常常发生,一批建筑施工企业因为无法拿到工程款被拖下水,陷入了债务泥潭。而我们公司因为这几年没有新开工项目,算是躲过此劫,小老板认为这是自己的“躺平”策略获得的成功,少输当赢嘛。
可实际上,我们公司在国内的各项业务奄奄一息,加拿大开发项目也开始遇到资金困难。加拿大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整体利润并不高,无法跟国内房地产业相比。那边资金使用都是专款专用账户,在严格的监管之下,就没有多少可以“加杠杆”的空间。
雪上加霜的是,近几年美国为了抑制国内的高通胀数次加息,加拿大加息步调也与其保持高度一致。这对我们公司来说影响很大,因为加拿大的项目也是靠贷款维系资金周转的,原本尚属低息的贷款现在已然翻倍,大大提高了公司的资金使用成本。
为了保证这些项目的持续运行,小老板开始动用国内公司的流动资金为加拿大那边“输血”。但考虑到中加两国的汇率,总感觉力所不逮。小老板又动了不少脑筋控制那边的采购成本,比如从2022年开始,原本都是在加拿大本地采购的木叠合梁、铝合金门窗等工程材料,开始尝试在国内采购再出口。2023年春节后,甚至开始在国内招聘一线工人进行“劳务输出”。
但从我半年多接触下来的情况看,这样做难度很大。除了加拿大政府在诸多方面做了很高的贸易壁垒外,公司目前的资金状况也难以操作。小老板把国内公司的流动资金输送殆尽后,开始变卖资产,他名下的办公楼、住宅、厂房、设备基地、钢管木方料甚至车辆都在变现的范围之内。最近的三四年,这些变卖家底的钱已经是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了。
小老板看衰国内的经济发展前景,这个转变,在他读完两个EMBA课程后尤甚。有时跟他出差,他会翻出一些国内学者、公知、官员移民后在那边讲国内政经的视频给我看,要我看到某些“真相”。
我的眼界有限,确实无法理解为何上海的房子就不如加拿大的葡萄园更有保值、升值空间。
2023年3月的一天,我刚到公司,就接到远在加拿大的小老板的微信语音通话。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不其然,小老板竟然开口向我借钱!
他电话里解释说,公司有一笔“转贷”的钱马上到期,原计划本月到账的几笔款项都落了空,所以找大家凑一下“过桥儿”的钱,就是短期周转一下。他承诺给18%的年息,只借3个月,即一个季度后就连本带息返还。
我没有马上答应,让我犹豫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这笔钱小老板不太可能按时归还——我在这家公司干了十几年,没参与过公司的那几个集体筹资的项目,但知道公司至今还没有完全退还员工参股的本金并兑现利润分红,时间最长的一个,已经快10年了;二是公司已经出现了拖欠工资的情况——疫情这几年,公司没有承接新项目,财务上的进账项越来越少,资金链也越绷越紧,雪上加霜的是,我们自己投资开发的两个红酒酒庄项目还在施工建设中,这类项目不但回报周期长,未来收益情况也很不乐观,直到现在,公司还有一部分2022年的工资及奖金没有发放。
我没想着靠利息赚钱,更不想乘人之危,但碍于已经在这家公司供职多年,平常也确实得到公司上下的一些照顾,看到小老板遇到燃眉之急,不尽一份力会有些不安,于是我打电话跟爱人商量后,借给了公司35万。
目前,公司支付了两个季度的利息给我,但本金什么时候归还,没有任何明确信息。
都说“与老板共情是愚蠢的”,但我真的认为小老板承诺的利息偏高,无异于借了一笔高利贷。他选择这种近似“饮鸩止渴”的资金拆借方法,也颇让我唏嘘——原本经营得还算比较稳健的一家建筑施工家族企业,为何就走到了今天这个境地呢?
但回看他从2016年至今的一系列操作,我只能感叹:靠运气挣的钱,最终都靠实力赔了进去。
本文系网易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thelivings@vip.163.com,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单篇不少于2000元的稿酬。
投稿文章需保证内容及全部内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人物关系、事件经过、细节发展等所有元素)的真实性,保证作品不存在任何虚构内容。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2024),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1
2015年盛夏的一个上午,我在城南刑警一中队见到了冯三石。他是新考进来的文职辅警,20岁出头,面相很老,身高足有1米9,却瘦得厉害,是个标准“细狗”体型。
中队指导员笑眯眯地向办公室中的战友介绍:“同志们,这是冯三石,警校毕业的,科班出身,以后就在咱队当文职了。大头,小冯跟咱们探组,接大刘的岗,你带着他。”
我嘴损,说话忘了过脑子,张口便评价:“嘿,哥们长得像‘灵缇’(原产于欧洲一种体型纤细的优秀猎犬),看着真喜庆。”
办公室里瞬间发出哄笑,冯三石却并没生气,而是凑到我身边,呲出两排洁白反光的大牙,性格大大咧咧:“大头哥,有啥我干的活儿没?”
中队的战友都在外边跟进一起贩毒案,单位里只剩几个民警等待消息。我想了想,回道:“眼里有活儿,不错,不过暂时没啥事,今儿咱值班,你先歇着吧,等有了警情,够你忙的。”
冯三石很上道儿,立刻从小挎包里摸出烟盒来散,档次还不低,是20多块钱的玉溪。邻桌的王强默默接过香烟点燃,深吸一口,面无表情。
已经离开的指导员不放心,又转身回来,跟我把话挑明了,特地嘱咐道:“小冯是局领导点名要过来的,都别欺负新人。大头,你多教教他。”
城南刑警一中队确实有“欺负新人”的传统,毕竟是全市公安系统知名的“破案示范队”和“大要案攻坚队”,曾获嘉奖无数,因此单位里的风气很奇怪,并不像司法行政机关,而是类似于军队,整个一中队驻地小四合院里充满了雄性荷尔蒙爆发出的力量和竞争,只有能拿出真本事的人,才能融入到这个光荣的小集体。
每年中队都有政法编制的公务员和合同工辅警分配进来,在没拿出真本事前,都只能做打扫卫生和扫描案卷这种边缘的活儿——这其实也算不上欺负。
此刻冯三石已经感受到老刑警眼里透来的“敌意”,略显尴尬,指上掐着烟,1米9的大个儿竖在办公室地板上,像个犯错的孩子,说话都有些结巴:“呃……大头哥,我听警校师兄说,他们派出所活儿很多,忙得厉害,咱们刑警队这咋这么闲?”
“闭上你的乌鸦嘴!”隔壁桌的王强开始摆谱,“没有警情还不好?你觉得闲?你这是啥都不会干,你要实在闲的不行,滚去搞内务卫生!”
冯三石赶忙转身去找抹布和扫帚,被我起身拦下:“小冯,帮我做案卷吧。强子,指导员说了,你别欺负新同志。”
“果然是政工干部的兵,张口就上纲上线。”
王强说罢,冲这边翻了个卫生球眼,继续低头在电脑上绘制“刑事案件现场勘察示意图”——他入警3年,是中队的勘察技术专家。
另一张桌子上,周哥正在捋涉案监控,老同志倒是和蔼,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珠子,又跟冯三石要了根烟,笑眯眯地问:“小伙子,你是局领导介绍来的?”
冯三石没啥防备,知无不言:“嗯,徐副局长是我姨夫,他让我去出入境窗口办证,我不乐意,想来刑警队破大案。”
听罢,周哥仰脖吐出个烟圈,表情意味深长——又是个来刑警队体验生活的“官二代”。
2
公安文职,其实就是辅警的一种。严格来说,辅警并没有刑事侦查权限,可警力严重空缺,因此本市公安局便对外挂了个“文职”的名号招聘。说是文职,其实主要工作依旧是摸排蹲点、寻访抓捕这类“武职”工作。
冯三石虽是专科警校毕业,却没赶上“公安联考”政策,考公务员又落榜,因此只能跟着家里在工地上当了3年打灰老哥。毕竟是警校生,心里那股匡扶正义惩恶扬善的警察梦还没灭,上个月在微信公众号上看到文职辅警招考,就立刻报名,没想到竟高分通过,以这种方式进入了公安局。
文职辅警这份工作相对稳定,只要不犯错、不主动离职,可以一直干到退休,就是工资低得令人发指,当时每月只有1780块钱,交五险,没有住房公积金,也没有上升空间。因此好多像冯三石一样的警校生选择把辅警当成过渡,边工作边备考编制,他们不少人干脆选择去窗口单位或是机关上班,哪怕是在交警队“站大岗,贴白条”,也比昼夜颠倒活多危险的刑警队强太多。
“每个月不到2000块,没点情怀,谁干这个啊。老老实实在家备考多舒服!”上班第一天,冯三石就跟我这么讲,连眼珠子都在闪光,“大头哥,我考这个文职,没靠姨夫的关系,就是为了当警察破大案嘛!哥,你是老刑警了,多教教我咋破案。”
“别叫我哥,你岁数比我大,我也才刚入职1年,也不是老刑警。”我把桌子上的案卷推到他面前,“现在哪儿有那么多大案啊?喏,这是个扒窃案,咱们按照顺序,把报案材料、笔录、鉴定书这些证据材料和各项法律文书装订成册,然后把讯问录像拷贝出来刻成光碟,明儿送检察院报捕。”
我愿意教他,冯三石却不愿意学——他没想到刑警真要做文职的活儿,他只想参与那些“惊心动魄”的抓捕行动。我试图解释,毕竟,基层刑警的日常工作和影视作品完全不一样,除了抓捕时偶尔出现的紧张刺激外,这其实是一项劳神费力的活儿,需要收集繁杂的证据材料、讯问嫌疑人和申报各项法律手续,以满足刑事诉讼的各项要求,后续还要制作案卷报捕起诉补侦……总之,就是逼着张飞绣花,除了抓捕时的一腔血勇,更需要的是严谨细致的脑子和稳重的性格。
“啊?这样我就没时间学习了啊。”冯三石反应过来,“刑警队这么忙吗?我刚报了成人本科,还打算备考政法干警呢。最差也考个事业编,总不能一辈子干协警啊。”
我安慰他:“这你不用愁,如果真想考学,战友们会照顾你的。”
公安文职也有岗位数量要求,离职一个才能补充一个。冯三石这岗位以前是位绰号“大刘”的蒙族文职辅警任职,大刘的办案能力也很强,很快就融入了刑警一中队,他在中队工作第三年开始备战司法考试,战友们得知后,都愿意照顾这位“袍泽兄弟”,心照不宣把他的活儿揽到自己身上,好让他有时间学习,中队长和指导员也尽量不给他安排工作。就这样过了整整一年,大刘不仅成功拿下“法律职业资格证书”,还上岸省考,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人民警察。成为正式民警后,大刘虽在市局机关工作,仍常以“城南刑警一中队”出身为荣,让中队长和指导员倍儿有面子——不过眼下冯三石初来乍到,还不知能不能适应工作呢,更别提照顾他考学的事儿了。
这时正专心在电脑前作图的王强接了个电话,说单位盯了很久的一个贩毒人员出现,正在和上线交易,需要立即支援。接到情报,王强连防刺服都顾不上穿,立刻起身招呼我行动。伏在桌上用铅笔给案卷编页码的冯三石两眼放光,小声问能不能参与抓捕。指导员也想让冯三石尽快融入进中队,便下令让我和周哥继续值班看家,由冯三石和王强跟着他去支援蹲点的外勤探组。
任务布置完毕,我从后腰摸出手铐递去,嘱咐道:“务必注意安全,有问题找老王,务必听指导员命令。”
冯三石接过手铐,兴奋得不行,模仿电影桥段挂在腰带上,迈着大长腿转瞬便钻进抓捕车副驾,绝尘而去。
3
果不其然,这次抓捕行动不出意外地出意外了。
按规定,抓捕行动务要遵守“2比1定律”,就是抓捕1名嫌疑人时至少要2名刑警,才能最大限度避免发生意外。
这一次,根据特情线人提供的情报,贩毒嫌疑人“二荣”要在家中跟1个从四川过来的上线收购冰毒,等双方交易时就能人赃并获。此前,副中队长老马带着1名民警和2名文职辅警负责蹲点观察,嫌疑人出现后,他们随即发现那名四川上线还带着个年轻女子——嫌疑犯变成3人,抓捕警力这就不够,便立刻给王强打电话请求支援。
由于路程太远,指导员带着王强和冯三石与抓捕组汇合已经过去近40分钟。王强伪装成外卖员,把门骗开个小缝儿,指导员立刻把门踹开,藏在门口的毒贩“二荣”被撞懵,还没等他反应过来,7名刑警队员便冲了进去。他们被浓厚的甲基苯丙胺的酸味呛得咳嗽,屋里烟雾缭绕,竟然乌泱泱聚着5男1女,全是嫌疑人的“毒友”。
这些吸贩毒人员刚聚众吸食了毒品,正亢奋,都歇斯底里地反抗。刑警一中队的队员们普遍体壮如牛且经验丰富,仗着身形敏捷健硕,瞬间便将局势控制住,将嫌疑人牢牢压在身下。只有冯三石是第一次参与抓捕,遇到这种“人多势众”的抓捕现场,眼睁睁看着那个漏网的年轻女嫌疑人举着水果刀朝自己刺来,竟愣在当场不知所措。幸亏王强眼疾手快,瞥见情况危急,来不及反应,直接起身撞了上去。女嫌疑人被撞倒地,伏在地上好久没缓过神,冯三石这才反应过来,给女嫌疑人戴上了手铐。
天热的厉害,那名女嫌疑人只穿了件吊带,冯三石没啥经验,见此情形,脸红到脖子根,仗着胳膊长,与女嫌疑人保持着一臂的距离,只用两根指头从身后勾着手铐的铁链。参与抓捕的其他刑警队员正忙着收集固定证据,谁也没注意到冯三石的看守姿势不规范。
在毒品的刺激下,女嫌疑人趁冯三石不备,忽然挣脱束缚,猛地冲向身旁的大衣柜镜子,由于吸毒而惨白的脸上瞬间扎满了玻璃碴子,染得鲜血淋漓——这是涉毒人员常用的自残手法,以逃避打击。
那个女嫌疑人绰号“喜妹”,30岁出头,刚染毒不久,经落实与贩毒案无关。由于喜妹只是吸毒,被处强制隔离戒毒2年,但强戒所看到她裹着纱布的脑袋,害怕担责,便没有收押,只能释放。
重获自由第二天,喜妹便带着年迈的家属直接跑到分局督查大队和纪委控诉冯三石“暴力执法”,要求赔偿,又过了几天,这女人不知从何处知道冯三石是文职辅警,便以没有执法权的名义向检察院举报,颇有不把他警服扒掉誓不罢休的意味。
于是冯三石刚当了不到一周的刑警,就被停了职,回家等待调查。
当年社会舆情对警察很不友好,如果“暴力执法”这事儿闹大,当天参与抓捕的刑警队员可能都要跟着吃瓜落挨处分。王强是火最大的那个,逢人便骂:“新来那‘灵缇’就是根儿纯铜的金条,当文职连个嫌疑人都看不住,谁要谁倒霉!当天要不是我撞倒那‘女料子鬼’(方言,吸毒人员),他就成烈士了!”
王强急了口不择言,忘了自己其实也是文职辅警,专业是“刑事现场勘查”。
当天参与抓捕的马副队长也生气,毕竟这案子是他和王强跟了快一个月的战果,眼看嫌疑人已全部抓获,只要顺着毒品来源这条线往上捋,肯定能破获个跨市的贩毒团伙。可涉案人员喜妹却因自残没办法拘押,肯定要和同伙通风报信,影响办案进度。
彼时正是公安厅组织“禁毒百日会战”的攻坚期,马副队眼瞅着到手的三等功没了,便在晨会向中队长提议:“领导,这文职能力不够,调派出所当片儿警去吧,别来刑警队添乱,就因为他,咱中队这禁毒会战第一名够呛能保住。”
我倒是对冯三石的印象不错,性格直爽,为人憨厚,便替这傻大个辩解了几句:“副队座,小冯上班第一天参与抓捕,给谁都不适应啊。”
马副队长却讲:“刑侦队,尤其是咱们刑警一中队,不是托儿所,没那个义务让他慢慢适应,看咱破案率高,就挤破头想进来,也不考虑自己的能力?刑警就是上手就能干,还得能干好,你和王强来的时候不都适应得挺快吗?无法适应就去窗口,或是去交警,也都不错,还没危险。”
此话一出,马副队却挨了指导员的骂:“老马,这次行动你带队,你在情况不清楚的时候就贸然实施抓捕,没考虑队伍里还有文职?人家一个月不到2000块的工资,干这种活儿,现在出事儿了,还让人家担责滚蛋?”
马副队长却反呛了回去:“指导员,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整个城南分局的办案单位,业务骨干不都是辅警?咱中队案子这么多,单位算上做饭阿姨,拢共才14个人,其中正式民警8个,里头还有不授衔的事业编和工勤,照你这么说,他们能不能参与抓捕?又要月月争第一,抓人的活儿都让咱这些行政干部做呗?直接猝死算球!”
其实战友们都知道,马副队是个好领导,前几天督察来询问“暴力执法”的事儿,他还主动揽责,并未说过冯三石的坏话。如今在会上如此愤怒的主要原因,主要还是气不过喜妹竟然敢来讹警察——主要还讹成功了,刑警一中队从办公经费里给这女料子鬼赔了4000块钱的“营养费”。
当年基层刑警中队每月只有2万元的固定预算,包含办案费、油料费、电费水费等所有花销,用完就没了,以至于中队长和指导员经常从破案奖中贴钱往里补。这笔给女料子鬼的“赔偿款”,大概是从伙食经费里出的——当月刑警一中队的食堂伙食标准直线下降,从三菜一汤改成了一天三顿白菜烩土豆,吃的这帮五大三粗的精锐刑警眼珠子都冒绿光。
4
不过,喜妹最后还是撤回了控告和投诉。
冯三石停职后不久,喜妹就收到了中队的“赔偿”,还签字表示接受和解。可就在第二天,喜妹就翻了脸,又带着爹妈拉着横幅站在刑警一中队小院门口继续“维权”。见此情形,指导员示意我把喜妹叫回办公室来谈。
一进门,指导员劈头就骂:“你一个料子鬼,还他娘的成精了?”
喜妹却指着自己的纱布脑袋,表示自己就是个行政违法,又不是贩毒,却被打成这样:“不就是欺负老百姓嘛!法理何在?人权何在?赔偿何在?”
我快被气笑了,指导员继续说:“行,那就鱼死网破,你继续去‘维权’,从今天开始,你的涉毒情况发给全市的派出所和治安队,以后不论你去哪儿,不管你在干啥,总有警察找你来做尿检。”
“你们这是滥用职权!”喜妹急了,因为常年吸毒变得惨白的脸竟然有了一丝血色,“外面那么多吸毒的不抓,你们为甚就盯上我了?我要去告你们!”
喜妹和普通的料子鬼不同,她文化程度不低,曾是铁路职工,后来被单位发现染毒开除了,现在没正经收入来源,估计也是第一次见刑警竟然这么“怂”,就想着讹点钱。当然,她肯定也想着借此机会变相威胁警察不要再查吸毒的事。
指导员一拍桌子,怒目圆睁:“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我们看在你受伤又没钱的份上给你些医药费,真以为你以自残妨害公务的事儿我们不追究了?”
这时王强推门进来,送上神助攻:“指导员,刚研判出来了,喜妹的弟弟可能受她影响,也吸毒,我现在带人去大学给她弟做个尿检?”
“别别别!”喜妹终于怂了,忙表示要和指导员单独谈一谈。
我和王强会意,出了办公室,站在小院里抽烟,我很惊讶地问,喜妹的弟弟竟然吸毒?王强解释,我瞎说的,喜妹的弟弟大概都不知道姐姐吸毒的事儿,纯就是想帮帮冯三石,以此为由“威胁”喜妹撤回控诉。毕竟,人家揣着人民公安的伟大理想来当文职,没几天就让料子鬼给搞停职了,这事儿要传出去,以后谁还肯来一中队当辅警?
过了足有1个小时,喜妹才从指导员办公室里出来,态度大变,不仅对着指导员千恩万谢,还顺脚跟我们打了个招呼才离开。再一问,喜妹竟然不仅真的撤回了所有控诉,还做答应做指导员的特情。
“我也给了喜妹承诺,尽最大努力帮着她戒毒。本来吸冰毒的瘾不算大,只要脱离毒圈就能戒掉,她给咱当特情,咱帮她把身边的料子鬼都抓完。”指导员还说,“检察院那边也搞定了,那次抓捕行动有3名行政编正式民警带文职执法,全程录音录像,符合公安部和公安厅的规定,咱也给了赔偿,这事儿过去了,让冯三石回来上班吧。”
5
回来上班的冯三石像变了个人,以前那个大大咧咧性格开朗的话痨小伙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沉默寡言、脸上常挂着失落的阴郁男人。
即使是这样,王强依旧口无遮拦,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你这能回来工作,全靠哥们儿,不然那女料子鬼能把这事儿捅到公安部去。所以你以后多学多看,别以为自己戴上大盖帽就真是个刑警。”
“王哥,谢谢你救我一命,大恩不言谢。”冯三石很阴沉,“我姨夫……徐局长,已经骂过我了。这事儿是我错了,我马上打报告申请调离。”
王强意识到自己话重了,忙摸出香烟贿赂:“别啊,弟儿,我开玩笑的。咱当警察的,被举报投诉,就证明你工作没干好,谁让咱是人民警察呢。”
冯三石把烟推开:“哥,我只是个辅警,不是人民警察。这次停职,我戒烟了,当辅警工资低,我还要生活,攒下烟钱可以买考公的辅导书。”
我安慰他说:“别调离了,只要肯花心思,你一定能当个好刑警,等将来考公上岸,绝对是新单位的业务骨干。”
其实战友们都能看出来,冯三石已经不愿意待在刑警一中队了,可也没申请调动。
接下来的日子里,冯三石认真学习,虚心求教,很快把警综平台、现勘系统等需要文职辅警“专属”的工作做得娴熟了,也逐渐显示出办案天赋——他有很强的逆向思维,特别喜欢诈骗和伪造证照票据这类“高智商犯罪案件”。在办案时,冯三石的条理之清晰,令指导员都佩服,不到半年就获得了“灵缇神探”这个略显滑稽的外号。
就这样,我和指导员还有冯三石搭档,一度成为刑警一中队破案率最高的探组,拿了好几次大队的嘉奖。只是“灵缇神探”对抓捕行动落下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不敢参与抓捕行动,即使是参加,也是小心谨慎,生怕嫌疑人出点什么问题,每次把嫌疑人抓回单位,冯三石递烟倒水沏茶,只要需求不过分,都尽力满足。有好几次熬夜看守嫌疑人,冯三石愣是让嫌疑人睡在讯问室的床上,自己则用凉席打个地铺凑合。
时间久了,王强看不过去,向我吐槽道:“灵缇神探同志抓的是嫌疑人,还是给自己抓回个亲爷爷?大头,咱可是刑警,你们探组能不能注意点身份?”
我反驳:“确实,我们组对嫌疑人比较和蔼可亲,但这招管用啊,冯三石唱红脸,我和指导员唱白脸,双管齐下,嫌疑人就竹筒倒豆子,都交代了,你们倒是‘心狠手辣’,审个盗窃案都能问8小时。”
王强不屑一顾:“嘁——你们办的是啥案?你们抓那嫌疑人都嘴软,我们探组办的可都是暴力犯罪,嫌疑人能好好交代才有鬼。”
话虽这么说,毕竟冯三石的刑侦能力在这摆着,王强其实打心里已经接受这个战友了,好多次趁休息,他都邀请冯三石聚餐喝酒,可冯三石都以备战省考为由拒绝了——实际上,自从冯三石停职回来,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案子里,根本没见他学习过。他从不参加中队的任何活动,甚至都很少和同事交流案子以外的事儿,但私下里依旧一直管我叫“师父”。
2017年末,我调动单位,冯三石主动订了餐馆组织欢送会。
那天,他破天荒喝了点酒,话也多了,跟我诉苦,说自己是贫困县农村出身,家里并不富裕,爸爸在县城搞了个小施工队,挣不了多少钱,所以每天都盼着儿子能“转正”成为正式民警,可儿子刚上岸“文职”,工作没几天就被停职回了家。那几天,他的脑袋都被父母骂肿了。他如今也快30岁了,想着辞职多挣点钱,但父母坚决不同意,非让他在“体制内”好好干,然后再找个女朋友结婚生娃。
我为了给他鼓气,也透露了些道听途说来的消息:“辅警转公务员绝无可能,不过邻近几个市都在进行辅警改革,薪资待遇参照事业编制,优秀辅警还能直接给事业编。我在市局政治处有个哥们儿,他说咱们市辅警马上也要改,就你的能力,混个事业编不成问题。”
冯三石苦笑,说自己也舍不得辞职,他确实喜欢当警察,但他现在有对象了,隔壁师范大学今年毕业的大学生,本来说好毕业就结婚,就现在这工资水平,很难养家啊。
我惊了,骂他找对象这么大事儿都不跟战友吱一声,寒心了。说到这,冯三石终于露出他那标志性的憨笑,摸出手机给我看照片——小姑娘身材高挑,容貌端正,年初放寒假前去凯德商场,手机被扒窃了,来报案时两人认识的。
“嘿嘿嘿,最后手机没找回来,还搭进去个人。”
刑警一中队有个优良传统,每个季度发给探组集体的破案奖和网逃奖金,都会向收入低的辅警倾斜,自从得知冯三石谈恋爱后,指导员干脆把自己的破案奖和网逃奖全部留给他,让他在女友前能“体面一些”。
不过,这些钱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虽然有难处,但冯三石依旧是个廉洁奉公的好警察。2018年初春,探组侦办了一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收赃),犯罪嫌疑人家属得知冯三石负责做案卷,便包了个厚厚的大红包过来,想让他少统计些赃物数量,以求轻判。冯三石一边怒骂,一边顺着大门把红包狠狠摔到了门外的小院里。塞北小城春风凛冽,红包封皮被摔碎,好几万大钞随风在院里乱飞,颇具戏剧性。嫌疑人家属很狼狈地满院把钱捡完,临走时还恶狠狠地警告冯三石:“你个协警,老子有的是招治你!”
果不其然,第二天,分局督察和纪委就同时接到匿名举报,说冯三石没有执法权,还违规办案,收受贿赂。纪委工作人员来到一中队简单调查,就明白这是嫌疑人家属的打击报复诬告陷害,冯三石表示无所谓,但一中队的战友们都不干了,纷纷表示,既然纪委没查出结果,就别怪刑警队员们给举报人一个结果了。
指导员带着新搭档老于直接向纪委申诉,王强和马队长则跑到督察大队报案说被诬告陷害,吓得嫌疑人家属亲自来一中队登门道歉,这事儿才算过去。
6
也是在2018年春天,冯三石突然联系我,说买房首付还差些,想借点钱,等夏天结婚后收了礼金就能归还。听到他要结婚,我很高兴,但也很愧疚——自己手上能拿出的钱只有2万块钱,便立即用支付宝转过去,还建议他跟中队其他战友借一下,凑个7、8万应该不难。
冯三石却表示算了,说从指导员手里还借来5万,剩下的首付款用信用卡能顶上,就不跟王强马队开这个口了。我转开话题闲聊,才知道原来冯三石的女朋友大学毕业小一年了,见他还没兑现承诺,现在威胁他,如果今年不买房结婚,那就分手。逼到这份上,冯三石才向我和指导员借了钱。
我宽慰他,说结了婚就稳定了,分局那边辅警改革马上也要开始,以后的工资养家糊口肯定没问题。
冯三石却特别失落:“哥,你不知道?现在分局都在传,辅警要改成第三方劳务派遣,就和在派出所干活儿的那些外包保安一样,连辅警身份都没,越改越差,等结完婚,我就辞职跟亲爹干工程去!当文职这么多年,我也算对得起心里的警察梦了。”
冯三石的婚期还是定了,婚礼在近郊的一个小酒店里办的,邀请的人不多,整个仪式略显寒酸。一中队的战友们却很高兴,酒席才吃到一半,王强就抱着马桶吐了3次了,他从卫生间回来,拉着新郎的手流泪抹鼻涕;马副队和老周也喝得七荤八素,哥俩从《父亲草原的母亲的河》唱到《鸿雁》,最终演变成战友们抱成一团哭着唱《少年壮志不言愁》,鬼哭狼嚎;再后来,我就断片了,第二天头痛欲裂,睁眼就看到冯三石的巨幅结婚照,照片里的冯三石穿着借来略显肥大的民警常服,戴着一级警司衔,侧身搂着媳妇,笑容甜蜜——不知为何,我竟然睡在冯三石的婚床上,我赶忙捅醒身边鼾声如雷的王强——太丢人了。
我们哥俩人穿好衣服下楼——这是间二层小公寓,被布置得温馨舒适——新娘子正在一楼收拾昨晚的狼藉。
“人民警察的形象呦,喝起酒来就不管不顾了。”美丽高挑的新娘挂着黑眼圈,指着地板上睡成死猪的丈夫,略有嗔怒,“要不是有指导员帮忙,就你们这几个壮汉,我可照顾不过来。”
原来昨晚宴席结束,喝多了的我不知死活第要去冯三石家里闹洞房,王强也不靠谱,非要跟着一起来。只有指导员没喝酒,拗不过我们,便和新娘子把我们这些醉汉送到家里,然后就回中队带班去了。
新娘子把落地窗的电动窗帘按开,天已大亮,又俯身从电视柜的抽屉中拿出两摞提前准备好、叠得整整齐齐两摞人民币给我:“喏,老冯昨天喝的那么醉,还嘱咐从礼金里拿2万出来还给你。”
我不好意思,说这钱又不着急还。新娘还是把钱塞进我怀里,解释说这是冯三石专门嘱咐过的事,战友的钱坚决不能欠。王强懵了,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质问:“‘灵缇神探’缺钱为啥不跟我借?”
我揣着人民币,吐了下舌头,不知该咋说。
2018年末,城南分局对刑侦大队进行改革,准备取消基层责任区刑警中队,转而成立扫黑、反诈、重案、侵财等专业刑侦中队,人员分流到各专业队当业务骨干。前期刑警一中队的主官先行调离——说是调离,其实都是升官,中队长成了网安大队长,指导员则升为城南刑警大队的副队,剩下的队员也都明白:那个曾在全市公安系统里显赫一时的城南刑警一中队,即将要消失了。
去分局任职前,指导员组织一中队的战友聚餐,还把我这种已经调离的队员也都叫了回来。
滴酒不沾的指导员这次特意倒了点,起身说:“我21岁警校毕业就分配到城南刑警大队工作,除了在五中队当过几年副队外,把小半辈子都留在了刑警一中队,亲眼看着这个不起眼的小单位逐渐凝聚起来,变成全市风气最好、业务能力最强的基层侦查中队。如今一中队即将撤销建制,算是归回刑警大队,战友们也都还在,可不知为什么,还是觉得伤感。”
指导员把酒喝完,又倒了一杯:“咱一中队的战友们甭管去哪儿,都要记得这些一起过命的兄弟,哪怕是辞去公职,脱掉警服,也要把在城南刑警一中队当过侦查员的经历烙在心里,铭记骄傲。”
其实指导员最后那句是说给我和冯三石听的,他知道我俩都打算辞职——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备战司法考试,准备脱下警服当律师。
身旁的其他战友也都举起酒杯,互相祝福,有人面容如铁,有人眼眶发潮,只有冯三石,依旧是那张平静的厌世脸,不说一个字,默默把杯子里的代酒的茶水喝光了。
7
那次聚会过去没多久,2019年初春的一个周五早上,我正在图书馆自习,突然接到王强的微信,内容言简意赅:“冯三石出事了,不方便接电话,速回中队。”
我以为冯三石是在抓捕过程中受了伤,可仔细一琢磨,负伤不应该去医院吗?回中队干啥?
我匆忙驾车赶回刑警一中队,刚进小院门,就见做饭阿姨隔着餐厅玻璃招手:“大头!快来快来!”
餐厅里烟雾缭绕,王强、马队、周哥和新来的冯三石徒弟小孙都在。
我有点懵:“强儿你干啥呢不接电话?”
王强答解释,刚和纪委斗智斗勇呢,不方便接。
马队忙起身把门关紧,立刻问:“大头,你跟他关系最好,他最近有啥异常?”
我奇怪,也没啥异常啊。不过我那段时间一直忙着备战司法考试和谈恋爱,也没跟冯三石联系:“他人呢?”
周哥抽着烟,长叹一声:“唉……犯错误了,低级错误,在办案区讯问室里关着呢,纪委和新来的中队长看着。”
我有些恼,毕竟刑警队又不是军队,咋还带关禁闭的?
马队长确实急了:“犯罪了,盗窃!”
王强解释,年初,冯三石和马队、周哥搭档,侦破捣毁了一个涉黑团伙。就在今儿上午,周哥值班时接到指挥中心下派的一个很奇怪的警情:报警人说他丈夫被拘押在看守所,个人物品在城南刑警一中队扣押着,但信用卡却被盗刷了2万3,按照属地划分,这个警情又被下派回了刑警一中队。与此同时,分局纪委的电话也打到中队长办公室,说接到实名举报,一中队的侦查员冯三石贪污涉案嫌疑人的钱款。
等周哥和马队反应过来,赶忙找冯三石询问,他没有丝毫隐瞒,立刻承认了,说自己去年为了结婚买房,信用卡欠了好几万,已经逾期,靠着当文职这略显微薄的工资肯定还不上了,就突发奇想,在2018年初从周哥抽屉里偷走了涉黑头目的手机和信用卡,转走了2万2千多块钱,他原打算有钱了就给还上,可最后还是没还上,也逾期了。
很快,涉黑团伙头目的妻子就气势汹汹地找来,说银行工作人员上门催收,她才知道丈夫的信用卡被盗刷了,顺着催收人员的账单一看,上面明确显示,这笔钱是在丈夫已经被关在看守所时刷走的,转到了户主名为“冯三石”的银行账户里。对方说,丈夫犯罪接受制裁,如今警察把丈夫信用卡的钱转走,也该受制裁吧?
新来的中队长这才反应过来是咋回事,直接表示:“执法犯法,罪加一等!这种灰个泡(方言,坏种)就是警队之耻,直接法办。”说完,中队长就通知了分局纪委,让冯三石等待处理。
下午4点多,笔录做完,老周和马队带着冯三石从办案区走出来,四中队的副队长已经带人在小院里已经等待许久,见嫌疑人出来,有两个年轻刑警立刻摸出手铐要给冯三石戴上。
“你们要干啥?”王强冲过去把冯三石的袖筒撸起来,“他也是个警察!抓捕时被嫌疑人捅伤的疤还在呢,一点面子都不留吗?”
四中队副队长赶忙解释:“这俩小同志都是今年新考来的,不认识他……还愣着干啥,手铐收起来,自己人还怕跑了咋的?”
两个年轻刑警把手铐装回包里,可眼神里还是透着警惕,一左一右押着冯三石的胳膊走出小院,把他关在警车后面的笼子里。被押走时,冯三石只是全程冲这边看着,没说一句话。
后来我才知道,出于回避原则,警务人员犯罪的案子要移交给别的分局刑警大队侦办,但城南分局的刑警大队长——也就是原一中队的指导员——建议,冯三石没有编制,只是个辅警而已,不会“干涉司法公正”,他的案子让城南刑警办就行了,所以,冯三石才会被“无人认识”的四中队民警带走。
当然我们心里明白,指导员这是想让“自己人”把冯三石送进看守所,好歹给一中队留些脸面。
8
冯三石当晚就因“涉嫌盗窃罪数额较大”,被依法刑事拘留。
2019年6月,城南区人民法院进行如下判决:被告人冯三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刷他人信用卡金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鉴于被告人案发后主动找到单位小组干警如实交代犯罪事实,符合自首的构成要件,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且家属已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确有悔罪表现,酌情可以对其从轻处罚,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大概冯三石也是“老刑警”了,心知自己这事儿已经没有回旋余地,所以案发当天,马队长来问,他就主动说了全部犯罪事实,没有任何隐瞒,算是“救了”自己。毕竟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只要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司法机关的传唤、讯问或者尚未采取强制措施之前,能主动向司法机关说明情况,能够主动接受审查和追诉,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罪行,就可以认定为投案自首。
也正因为冯三石符合投案自首的条件,获得缓刑,当庭释放。自此,他人便消失了。
当年年末,疫情突至,基层中队撤销暂缓,刑警们都投入到防控一线,忙起来了,也没人再提冯三石这事儿。2020年中旬,刑警一中队建制正式取消,得知消息的当天,我特地按照指导员的建议跑回来拍照留念,打了一圈电话,却没人愿意来。
2021年国庆,我办婚礼,邀请了所有原一中队的战友。王强还问我:“你和他关系最好,他竟然真没来?”我解释,冯三石手机换号了,微信不回,联系不上。
战友们议论纷纷,有人说见某个大酒店的保安队长像冯三石,有人说他好像在给哪个国企领导当司机,还有个版本更邪乎,说他在看守所认识了某个大佬,还“因祸得福”出去后进了大厂……直到最后,王强才借着酒劲儿说,2020年夏天,他办案时碰上了在工地打灰的冯三石,整个人站在泥浆里,像个落魄的农民工。王强当时与他简单聊了几句,冯三石说,自从自己犯罪后,父母嫌弃他,新婚妻子也跑了,房子因为还不上贷款被收走拍卖。他彻底一无所有了。
“他说不想和任何一中队的人联系,”王强特地对我说道,“尤其不想让你知道他的近况,嫌丢人。”
马队长喝了酒,话多:“嫌丢人,就别干这种事!贪小钱吃大亏。判决下来没多久,全市辅警就改革了,除了没有住房公积金,所有待遇参照事业编制,依照以往工作成绩和学历评职级,还有晋升空间,就像王强,评上个‘工匠型警务辅助人员’,现在是四级警辅长,每个月小5千的工资……但凡肯忍耐一段时间,等改革后,他的职级和收入不会低,也不会因为区区2万块进去,给警服抹黑……”
已是副局长的指导员突然插话:“冯三石在一中队待了这么久,只有刑警的皮,却没长出刑警的骨头,面对比普通人多的诱惑,他最终还是没忍住。”
(文中人物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thelivings@vip.163.com,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单篇不少于2000元的稿酬。
投稿文章需保证内容及全部内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人物关系、事件经过、细节发展等所有元素)的真实性,保证作品不存在任何虚构内容。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沉默的真相》(2020),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